导语：杨维桢在书体交融、笔法、结构与空间、章法等多方面都展示了卓绝的创造力，成为元代书坛的异数。

在复古为风尚的元代，杨维桢绝对是个性独具的书法家之一。他在书体交融、笔法、结构与空间、章法等多方面都展示了卓绝的创造力，成为元代书坛的异数。

即便置于整个书法史，杨维桢也是卓然独立的。

《竹西志》

何为破体？将篆、隶、草、行、楷五体中两体或两种以上字体并行，重新有机组合的一种创新书体，打破字体的界限，结合各体优势创作出的新书体，即是破体。

破体源于魏晋时期的二王父子，魏晋南北朝时期行草属于新体，王義之将新体行书运用到极致，成功的将楷、行组合在一起形成破体，《初月帖》便是其代表作。

后来王献之打破己有书体，将楷、行、 草三体进一步重新安排组合，代表作为《廿九日帖》。唐代李嗣真的《书后品》中把王献之的书体称为“半草行书”。

而张怀灌《书议》中对王献之破体书法特征的描述：“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

这些特征表现散见于他的书法作品中，如《地黄汤帖》《廿九日帖》等，打破了原来的楷、行两体，熔楷、行、草三体于一炉，对破体的表现更进一层。

之后隋代碑刻虽较之南北朝时期少很多，但也留下了破体书发展的脚印，例如 《曹植碑》，此碑刻是沿袭北朝习惯，碑中有篆、隶、楷三体存在，只是碑刻表现比较生硬，可能不为多数人所喜欢，但线条的变化却很明显，别有趣味。

到了盛唐，出现一位对破体发展很有影响力的书家，就是颜真卿，楷、行、草三体都很擅长，其《祭侄文稿》虽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但书体却属于行草相间破体作品，颜真卿破体书特别之处，还在于笔法的创新，熔篆隶和行草用笔于一体。

他的另一幅《裴将军诗碑》也比较特别，是楷、行、草三体结合的破体书，也是至二王以来达到巅峰的破体书作，这件作品将颜真卿的地位推向了高峰。

唐以后进入动乱的五代时期，书法处于低落状态，唯有杨凝式堪称乱世中的奇迹，其行草书《神仙起居法》行中夹草，更被称为“雨夹雪”。

随后，破体在元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赵子昂复古思想的影响下，形成全面复古，尤其是章草的复兴，堪称元代复古的一大亮点，而对破体做出很大影响的便是杨维桢，他将破体书的研究推向了五体创新。

《题杨谦小像》

杨维桢为何破体？

元代是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长期为生活征战养成的野蛮和掠夺习俗，自然性的带进国家政治制度之中，加之，元代吏治腐败，致使元末农民起义的爆发，时局动乱不堪。杨维桢正是生活在这样动荡的时代，因而他的生活和思想充满了对时世的不满和诡异多变。

杨维桢30岁前一直苦读诗书，中进士后开始步入官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虽身其位谋其责，但元代吏治的腐败，导致他多次碰壁，理想抱负不能实现，心中多了对世事的愤恨和不满。

由于他刚烈的性格拒绝了张士诚的招降，元亡后又拒绝了朱元璋的招募，杨维桢不得已在现实的逼迫下归隐，“出于对现实的失望，个人理想、抱负的破灭，只能以这么一种方式表示他的不满和反抗：这是一种＂补天无法的无奈，也是个性动力变态的发泄，或者说是灵魂裂变的消极反响。”

动乱的时局令他人生之路崎岖坎坷，却也促进了思想的解放，也形成了杨维桢桀骜不驯的性格。而这些尽数折射到了书法之中，他的书风奇崛狂放，既有乱石铺街的“乱世气”，也有冲破时代束缚的强烈表现力。

其书风一反赵氏特征，锋利的棱角、劲健的线条都是他反叛思想的体现。《真镜庵募缘疏》杨维桢的传世代表作，这幅作品气势磅礴，雄强中透露着诡异，尤其是作品中的“突”、“天”、“募”等字的捺脚，锋利矫健，动人心弦，这无疑都是他人格的体现。

然，元代的审美以平和为主，杨维桢这种书风在元代是一种颠覆，再加之元末东南文坛领袖的称号，使其诗词歌赋名气大过于书法，甚至有人评其书法尚未合格，故而未能在元末引起重视。

《真镜庵募缘疏卷》

结语：

书风深受当时动乱的时代背景的影响，促使杨维桢的灵魂思想裂变。破体书法印证了思想的反叛，自我意识的强大使他成为元末明初新思潮的代表人物，并开启了个性书风的大门， 影响了明清浪漫个性书风的崛起。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