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作为唐代书法的中流砥柱，褚遂良的影响是既深刻又广泛的。刘熙载《书概》中称：“褚河南为唐之广大教化主。”确实符合历史的状况。

二王书风在中国书法的历史长河中被看作是正统地位，所以从古至今研习二王书法的书家数不胜数，褚遂良就在其中。

他的楷书高古隽秀，其笔法深得二王的影响，并且在学习二王书法同时也展现自我，形成独特的书法艺术风格——“褚体”。这种宽绰疏朗、丰润劲练的格局正是开始脱离唐初书势的影响，成为启立门户的代表，“尚法”成熟的表现，为唐代书法的发展起到了教化的作用。

褚遂良传世的作品只有四件，但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却能领略到不同的艺术风采。从前期的两件作品上看，《孟法师碑》尽管仅次《伊阙佛龛碑》一年，其书风竟会相差如此之大，是其他书家所难以抗衡的。

《伊阙佛龛碑》用笔方正，结体宽结，多参隶法。又因是摩崖刻石，气势格外开张，呈现雄壮俊逸之美，一改欧书紧结，虞书平和之美。

《孟法师碑》熔欧、虞为一体，既汲取了欧书刚健险劲的用笔，又融合着虞书典雅宽舒的结体，字形显得方正端丽，行笔之际增加了顿挫起伏的变化，有些字参入隶书的体势，具有六朝碑刻古雅凝重的意韵。

从他早期的两件作品上看，他基本上是沿着陈、隋及欧以来的“铭石之书”的旧格，写得平和稳健，追求的是骨法用笔的充实感和实在感，并以力取横势的隶书作风，展示了与前人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也只有达到这一点，褚遂良才又可能在其晚年表现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随着艺术个性和情感的变化，褚遂良最终又抛弃了早期的那种风格，创造了一种更新、更令人振奋的艺术风格，《房玄龄碑》和《雁塔圣教序》的诞生，就是这一新风格成熟的标志。

《房玄龄碑》用笔开始加入行书笔法，竖划出现往外撑开的感觉，横画左低右高明显，笔画的弹性更大，与前期平直为主相较，整个字显得更加灵动，起笔方圆结合，彻底改变了欧、 虞的“一拓直下”。除了用笔较前不同，笔画也更加瘦劲，在结体上，一改前期的扁平宽结，开始出现内收外放。

《雁塔圣教序》较《房玄龄碑》的笔画稍加粗，使得线条力量十足，行书笔意入笔，使得笔画之间的顾盼增多，每个字的生命力更加劲拔。褚遂良多次把长横、撇等笔画大胆的伸长，竖和横折钩大胆往外撑开，使得包围结构的字更加开阔，为中唐颜真卿雄浑开张的结构和气势奠定了基础。

将碑和帖完美融合

楷书到了他之手，第一次将碑和帖得到了完美的融合，逐成千古绝唱，由此开创了一个时代。

从其晚年的作品中，可体会到如下特点：

首先是将书简之作的作风融入于铭石之书，使楷书的笔法、笔势和结构等方面获得最大程度的解放，开辟了行法楷书的新天地。

也就是说，只需将其楷书点画写得更活泼一点，并简化偏旁部首和某些笔画，上下字带动一下，便能直接写成行书。就这一点而言，在所有的楷书中占有最大的优势，为以后学习书法开辟了一个新的门径。

其次，在创作上褚遂良采取以势生势，以势生法，以势立形，增强了点画之间的贯穿和联系的同时，突出了点画之间的流动感和韵律，强调笔笔能达其意而运之，贵能其中有物，其中有韵，达意生变，迹存其情。并且，一笔数字，一气呵成，充分显现了书法中“无声之音”，故写到劲疾处出现枯笔，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正因如此，其用笔是八面出锋，八面生势，左右映带，上下飞动，穷尽变化，一气运化。这样，既使骨法用笔的技巧予以明朗化，又增强了点画用笔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使笔触更明显地蕴含着抒情的色彩，故有唐代书法的集大成者之称。

此外，褚遂良在行笔时采用提按相结合的方式，即颜真卿所谓的“屋漏痕”，在曲折波动之中，获得一种古藤似的坚忍不拔的审美意象，增强了笔触的深度意味。充分发挥长锋笔的优势，用中锋即便入纸重按至八分，笔画的粗细与笔的直径相对应。这样，既能加强运笔时的力度，又能使点画紧结厚实，这既是褚字用笔极重要的特点。

在书势上，则采用隶法，力取横势，尤其是捺法，与《礼器碑》相通。从而使整个字在书势上得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撑，达到了“俊拔一角”的艺术目的。当然，这种隶法，只是总体气格上的，而不是技法的累加，主要是为了表现书势上的宽博与横向飞动的艺术感染力。这些既是褚遂良书风的特点，也是对后人产生深远影响的地方。

结语：

从对“二王”书风的突破而言，褚遂良是“初唐四家”中的第一人、也是最成功的一个。当然，这种突破是建立在前两家的基础上的，并提供了一个很清晰的继承与发展的线索，这不仅对以往即便是今天，更有着很重要研究和反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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