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智永，人称“永禅师”。初从萧子云学书法，后以先祖王羲之为宗，潜心研习30年。妙传家法，隋唐间工书者鲜不临学。年百岁乃终。智果、辨才、虞世南均智永书法高足。

隋代在书法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朝代，作为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书家智永更是衔接晋唐书法的重要人物，其所书千字文亦是承上启下的经典之作，后世“二王” 系统的书家多以此为范本进行临习。

《真草千字文》关中本局部

智永，俗姓王，名法极，南朝陈、隋间人，晋王羲之七世孙，王羲之的五子王徽之之后，山阴永欣寺僧，世称“永禅师”。

南北朝佛教宋初禅法最盛，随后义学发达，涌现众多学有专长的禅师、律师、毗昙师、摄论师等高僧。智永选择禅法，精勤禅修，被尊为“永禅师”。智永禅师每天除了深入禅修外，书写佛经供自己修学和赠送他人流通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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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83年，北宋刻本佛教大藏经刻成。但那时出版印刷技术是不存在的，想要传播书学也并非易事，许多求学者也苦于无门。故而，印经院成立的1000多年里，书写佛经便是僧人日常重要功课。

因为书写佛经可以达到净化内心，流通弘法，积福消灾功德，所以也吸引崇佛的帝王将相和广大信众踊跃参加。佛教界乃至朝野都需求大量高水平书手。智永禅师认识到传承家传笔法对造就书法人才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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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朝著名书法家萧子云将传承的王羲之笔法传授给智永。智永禅师在永欣寺内筑建临时楼阁，发誓：“书不成，不下此楼！”。此后，久居永欣寺书阁而不出，临池学书30年。

30年后，智永走下临时书楼阁，把五大竹簏笔头祭埋永欣寺后，立碑题“退笔冢”，又把亲书的800余本《真草千字文》发放到江南的各个寺院，供世人临习，以传大王法。当时慕名求书者众多，以至门限被踏破，遂以铁皮裹之，世人谓之“铁门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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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草千字文》体现智永禅师完美地传承书圣王羲之笔法。800余本《真草千字文》“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学书者梦寐以求的最好临摹范本。智永禅师《真草千字文》首创以楷书对释草书的方法，这极大方便学书者比较，领会真书与草书笔法起落变化同异。

初唐李嗣真列评秦汉以来迄至唐世书家81人，分作十等，智永列于中之中品，其《书后品》且评之云“精熟过人。”开元年间张怀瑶撰《书断》，以神、妙、能三品评述历代书家，智永之楷、草、章列为妙品，行书列为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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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永是王氏书法的嫡系传人，他既能严守家法，虔诚地继承王氏书法的传统，又能继往开来，下传虞世南、陆柬之等人，开启了唐代书法的新风。

唐代初期的书法在审美趋向上大体继承了东晋时期的标准。当然，这与唐太宗尊“王”的本质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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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称“王”法为尽善尽美，所以唐代初期的大家欧阳询、褚遂良等均是二王书风的继承者。

然而，他们这个群体被称为“初唐四家”，这也表明这种二王风格是不能代表整个唐代的风格面貌的。直至盛唐时期颜鲁公的出现，才象征着大唐风范的正式确立，我们所说的唐尚“法”，主要是针对楷书而言。

唐法的确立，优点不言而喻，但理性的成分增加，也必然导致感性的成分遗失，然而在艺术创作中这种感性又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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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晋时期，楷书八法就已经完备了。八法起于秦代隶书之始，伴随隶书产生。楷书萌芽于东汉末期，承接隶书八法成为新兴书体。

晋代王羲之在“永字八法”上狠下功夫，推进楷书成熟作出重大贡献。到了唐代，对其进行更进一步的解读和阐述以及对艺术规律的诉求便是唐尚“法”的表现。

楷书进入南北朝时达到高度成熟，取代隶书成正体。但据唐褚遂良评：“早期楷书皆具隶笔。”清何绍基也认为王羲之“楷书俱带八分（即隶意）体势。”智永禅师以勤练书法中体悟“永字八法”三昧，对中国书法发展所作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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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永极具创造而不失规范的传承了王羲之的笔意，为学书者逐渐摆脱隶书笔意的方笔，逐步使用楷书的圆笔铺就道路。

智永开发“永字八法”旨趣的结果是以隋代书法开唐楷先声，把楷书基本笔法肯定下来，对唐代楷书新高度成熟一法度森严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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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智永千字文中的真书，是现存南朝书法作品中字数最多的真书真迹，可清楚地看到二王一脉的用笔方法。

从字体上看，可属中楷。它用笔一拓直下，点画之间笔意流贯呼应。它结构谨严，体势妍美，法度精熟，气息高雅。

尤其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其用笔真、行相通，与中唐以后的颜柳楷书相比较，在点、钩、转折、挑剔处，在笔画的两端均无华丽成分，无明显的顿挫，用笔干净利落，笔路翻转清晰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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