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社会，农村养老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不少人将农村养老困境简单归因于农民收入低、养老金少，进而把提升农村老年人养老金标准视为化解农村老龄化危机的关键钥匙。2025 年全国两会期间，农民养老金议题热度飙升，众多声音建议将农民养老金上调至月均 500 元。与此同时，建立农民退休制度的呼声也不绝于耳，有人期望依照城市养老金制度标准，为农村老年人发放退休金，亦或推行土地换社保的举措。
然而，现实情况远比想象中复杂。深入农村调研，当询问农村老年人最匮乏的是什么时，答案形形色色，却罕有老年人直言缺钱。在经济发达地区的调研更是揭示出，即便当地农民养老金水平已超月均 2000 元，农村养老问题依旧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以东部地区江苏省 Z 市为例，此地经济繁荣，农村老年人收入可观，且享有政府提供的制度化社会保障，养老金月均达 2000 元左右。凭借发达的经济环境，农村老年人不仅经济条件良好，就业机会也颇为充足。又如浙江省 S 市的一个村庄，土地大多被征收，60 岁以上老人每月能领取 2000 - 3000 元的失地养老保险。当地民营经济昌盛，农民人均银行存款达 3 万元，资产百万、千万的老板屡见不鲜。
但令人意外的是，这两个经济发达地区，仅解决了少数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多数农村老年人的养老状况与中西部地区并无显著差异。这表明，单纯提高养老金标准，并非破解农村养老困局的万能良方。
养老院困境：运营低效，供需错配秉持提高养老金思路的背后，潜藏着一个假设：一旦农村老年人拥有足够养老金，便会借助机构养老解决养老难题。但实际情况是，机构养老在农村的作用极为有限，养老院入住率低迷，仅能惠及少数农村老年人。
江苏省 Z 市依据国际通行的 9073 比例（即 90% 的老人居家养老，7% 社区养老，3% 集中养老），按照老年人口 4% 的比例大力建设养老床位，目前已建成约 1 万张。养老院收费标准与中西部地区相近，月均在 2000 元至 5000 元之间。然而，现实却给了重重一击，老年人入住比例仅 1.5%，养老机构入住率徘徊在 30% 左右，大量床位闲置，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浙江省 S 市的一个乡镇早在 2003 年就着手建设公建民营的养老院，2016 年更是投入 1700 万元新建养老院，设置床位 206 张，按照医院床位标准打造。2023 年，该养老院收费标准为多人间月均 2500 元到 3800 元，单间月均 3700 元到 5000 元。但令人咋舌的是，2023 年养老院入住老人仅 38 人，即便在最高峰时也不过 80 人。据了解，该养老院需入住 70 多人才能实现盈利，如今运营处于入不敷出的艰难境地。
不仅如此，即便养老院价格亲民，农村老年人依旧不愿入住。浙江省一个慈善组织自 2000 年左右便投身养老院事业，截至 2016 年，在全省范围内建设了 1 万余张床位。其公益性养老院收费低廉，2022 年月均费用在 600 - 2600 元。即便如此，1 万张床位中仅入住 6000 多位老人。在对某乡镇公益养老院的调研中发现，该养老院拥有 300 张床位，2022 年入住老人 130 多人，入住人数最多时也仅有 137 人。
由此可见，养老金低仅仅是农民养老困境的一个影响因素，农村养老实则面临着更为错综复杂的社会难题。机构养老在农村遭遇了 “住不起”“用不上”“不愿去” 三大棘手难题。
市场化养老成本居高不下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民月均 2000 元的养老金标准已不算低。但对于市场化养老而言，这一标准仍捉襟见肘。在发达地区，养老机构平均收费标准高达 3000 元 / 月。除了基本的住宿费用，老年人还需支出买药、购买尿不湿等费用，如此一来，入住养老院的月均成本高达 5000 元。江苏省 Z 市普通老人养老金仅 2000 元 / 月，对于普通农民群体而言，进入机构养老无疑是沉重的经济负担，难以企及。
通常情况下，农村老年人只有在半失能、失能状态下才会考虑进入机构养老。而当地养老机构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收费标准超过 3000 元 / 月，完全失能老人的收费更是高达 5000 元 / 月，这远远超出了当地老年人的养老金承受范围。
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庞大，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仍有待提升，政府难以承担如此高额的养老金支出，为全体农村老年人提供高标准养老金。若一味提高养老金标准，结果可能只是少数老年人受益，普通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依旧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家庭资源分配难向老人倾斜即便国家提高农村养老金标准，养老金也未必能切实用于老年人养老。家庭资源的分配逻辑在老年人养老问题上起着关键作用。在传统 “恩往下流” 的家庭伦理观念影响下，家庭资源往往优先向子女分配，而非老人。在当前农民家庭普遍面临经济压力、甚至透支的情况下，政府发放给老年人的养老金，极有可能被用于帮儿子还房贷、车贷，而非改善老人的养老生活。
在浙江农村调研时发现，当地农民家庭收入颇高，但家庭资源并未有效转化为养老资源。浙江地区家庭观念相对原子化，家庭伦理性较弱。老年人在尚有劳动能力时，鲜少要求子女养老，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子女养老是不妥当的。即便老年人丧失自养能力，也会体谅子女开支大、压力重，不愿成为子女的负担。例如浙江省 S 市某村庄，60 岁以上老人每月能领取 2000 - 3000 元的失地养老保险，可即便如此，许多老人仍选择外出打工，补贴家用。
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聚焦于提高养老金标准，还需深入剖析背后复杂的社会、家庭因素，探寻更为全面、有效的解决方案，才能真正让农村老年人实现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