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介休恶霸地主晋大庸

晋大庸，介休涧里村人，1874年出生于一个破落户家庭，其父晋洪文是个秀才。晋大庸自幼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样样精通。20岁时，其父到上梁村地主左世隆家当教师，晋大庸随父到左家闲住。他看见左家媳妇长得漂亮，就趁夜潜入女房中企图强奸，遭到女方抗拒，吓得他只身跑到下李侯村姑姑家躲藏并寄居下来。随后，晋大庸以贩卖破烂为生，窜走四乡，结识了不少青年妇女。一天他到野村贩货，路上遇着一个和男人吵了架的青年妇女。由于素日相识。晋大庸花言巧语趁机挑拨，把她带回下李侯村同居。 下李侯村有一个穷苦的忠厚农民叫张汉元，染病在床，家中少吃缺穿。他的妻子好吃懒做，不爱劳动，更加困难。晋大庸就把这个女人骗到沁县，卖了300吊钱。张汉元连病带气，不久丧命。 晋大庸骗来金钱，手头渐渐充裕了，勾结了一个绰号叫“驴驴客”的赌棍，二人靠赌博诈骗钱财，有时还偷人东西分赃。1901年冬，晋大庸在一个破落地主吴安珠家赌博，临走时偷了吴家一块锡。第二天他拿到城里银炉铺去熔化，发现内藏三两重的黄金一锭，又发了一笔外财。晋大庸另外结识了县衙门的一个差役，叫白锡光。通过白的关系，晋大庸在县衙门当了一名头道快班。从此，晋大庸与衙役流氓勾结在一起，逢庙过会就公开搭棚聚众赌博。除抽头分利以外，还串通赌棍诳骗钱财。下李侯村有个地主的儿子叫吴立年，被引诱上钩，一夜就输了200吊钱。 1907年9月，沁源王和镇庙会，晋大庸又带着一伙流氓，来会上聚赌。介休沙堡庄村一个曹姓地主的儿子，被诱入圈套，除输光身上的银钱外，还欠下晋大庸600吊钱。晋大庸派了两人，尾随其人登门逼债。地主的儿子又羞又怒，投井自杀。曹姓地主上告县府，晋大庸躲避了3个多月，一面给县衙行贿；一面让那两个逼债的人给死者披麻戴孝送丧，才算了事。 晋大庸聚赌逼死人命，不能在赌场混了，于是在下李侯村开始放起高利贷来了。从1908年到1915的8年中，他用放高利贷赚来的钱，买了本村原守田、原年让的住宅两处，买了本村原守义、张万荣等户的土地32亩。除此而外，还兴修了瓦房3间，买了枣树林一块。从这时起，他摇身一变，成了下李侯村的新发地主。 1916年晋大庸借春节亲朋互相吃请的名义，请本村老村长张二则、议保原荣、张央统、张央峰等人吃了一顿饭。此后，他就当上了下李侯村议保，没几天，村公所召集12名议保讨论新村长的人选，晋大庸又从中活动，买动区长，被选为村长。那年的正月初六日，他正式接了村长大印。 晋大庸担任村长以后，为了讨好上司，除送礼而外，还制订了一些束绑群众的规章、禁约。下李侯村贫农张元善，一家7口，就指望村西河滩的6亩高粱维持生活。高粱快成熟的时候，晋大庸指使他的狗腿子程汝亮（已镇压）趁夜深人静，全部偷去。张元善一怒之下，跑到村公所找村长讲理。晋大庸反而污蔑张元善自己收回，故意刁难，下令加倍罚款。张元善不服，强辩了几句。这下更惹恼了晋大庸，立即把张元善五花大绑，吊在明柱上，打了个死去活来，直到强迫张元善在屈打成招的口供上盖了指印，才算放开。还照“禁约”规定，加三倍罚了40元。 除了张元善之外，下李侯村大部分群众都受过晋大庸禁约之害。赵清盛等三人在家聊天，晋大庸带着村警进来，把藏在身上的赌具放到赵清盛门楣上，硬逼着他们承认赌博，每人罚了现洋10元。油漆匠温永年一次从外做活回来，在路上踏倒一株高粱，被晋大庸看见，硬说他踏毁田禾，违犯禁约，也被罚了10元。 1918年冬天，晋大庸约了穆家堡村的前清举人左治国、介休城的地主兼资本家温芝、衙门里的快班大头温老六，还有本村的土财主张央峰、曹恩泰，连他本人共6家，在下李侯村开设了一座和合昌钱铺，共同商定每人拿出600块钱作抵垫，共集股金3600元，由晋大庸任经理，专门向附近各村农民发放高利贷。字号一开张，他第一笔就把下李侯村公所的2800元公款存在了“和合昌”。他并规定这笔款所得利息一律记入“固本轩”（晋大庸起的堂名）户头上，不参加六个股东的分红。这样，晋大庸就把下李侯群众三年中积赞的2800元血汗钱变成了他个人的资本。“和合昌”开张的第一年，全部流动资金共有6400元，其中的3400元实际上为晋大庸一人所有。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和合昌”在外流动的资金已经达到25万元左右，成为当时介休县最大的钱号。 晋大庸就是用穷人的血汗，把“和合昌”壮大起来的。下李侯吴国玉一家，就是被晋大庸高利贷折腾得东离西散的。事情发生于1920年，吴国玉全家6口人就靠父亲吴福全种着22亩旱地生活。这一年灾荒严重，收成不好，他父亲在“和合昌”借了60块钱，借约上写明期限10个月本利归还，随压地契三张，如到期本利不还，以土地抵债。为了不使土地被晋大庸折走，吴福全不分昼夜地给别人打短工，谁知在第二年春天，他的两条腿因淘井而残废了。贷款期限已满，腊月十七晚上，晋大庸派人把吴福全拖下炕来，拖到村公所，强迫福全在22亩卖地文约上按了指印。 吴国玉一家的遭遇，不过是在晋大庸高利盘剥下许许多多家破人亡家中的一例。距下李侯三四里地柳沟村，共有3000多亩地，20年中被晋大庸折走、逼债卖出的土地就有1000多亩。 晋大庸通过“和合昌”钱铺不仅盘剥穷苦农民，就是号内的掌柜、伙计，甚至入股的东家也不放过。1931年，“和合昌”开办第13年年终，下李侯村两个股东张央峰、曹恩泰因长期得不到红利与晋大庸闹翻了脸，都要抽回自己的资本。晋大庸拿起算盘给张央峰算了算账，张央峰曾在“和合昌”陆续支过900块钱，按贷款计算。结果，把600元股金全部贴进去，反而欠下600多元，张央峰一气之下，得病死去。曹恩泰平素没有用钱，入股时拿的是银元，最后拿到的是贬值了20倍的晋钞。“和合昌”的伙计们，每年一到算工资时，他就让伙计们入股，反正不让你拿现款。1938年，他趁日军进驻介休的机会，最后把“和合昌”的全部财产统统吞掉了。 晋大庸折算了农民许多土地，大部分以高价卖给别人，留下来的只有柳沟的百十亩上等园地，专靠那些贷户们打忙工，以工还债。同时晋大庸买了几头牲口，拴了一辆漂亮轿车，让他的外甥帮忙赶车、耕地、担水、磨面，终年不给一文钱。上梁村一个青年农民叫马恩荣，因打死一个流氓吃了官司，经晋大庸从中活动，马恩荣释放出狱。这个青年农民，为了报答晋大庸，一直在他家牛马般地当了13年长工，分文未得。 1931年到1932年，土匪鲍刚驻扎在介休城期间，县长借故避居起来，把县政府的一切大权交给了晋大庸，委任晋大庸为介休县支差局长，专门办理军方摊派的实物、款项、车马、民夫筹事项。晋大庸依靠鲍刚的势力到处胡支乱派，据统计，鲍刚驻介10个月，共花费约200万元现洋之巨，其中有不少部分装进了晋大庸的腰包。 晋大庸在大发横财的同时，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1925年晋大庸的小老婆死了，晋大庸这时已51岁了，但还要找第二个小老婆供他玩乐。一天，他路过连福村清洪堡时，遇到十几年前赌博场上的欠款户任定德，到任家闲坐，看见任的两个姑娘长得好。于是以给他小舅子提亲为名，把任的大姑娘骗到手，做了他的第二个姨太太。晋大庸还不满足，随后又把任定德的二姑娘骗来和他同居。此外，晋大庸玩弄女人的事还很多，他在任支差局长期间，与副局长王国山的女人勾搭上，竟用手枪暗杀了男方。 晋大庸不仅天天山珍海味地吃喝，而且经常备有高贵补药。穿的、用的也都是高贵洋货。1935年，他的三儿子结婚，挥霍了上万元。参加婚礼的客人有2500余人，下李侯村70%以上的人家都送了礼。这场婚礼持续了七、八天，光做饭的厨工就雇了24人。 1946年，介休县民主政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召开了一次统一战线会议，晋大庸也被请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以一个爱国的开明绅士的身份在解放区住了71天，几乎在每次会议上都夸夸其谈地表示拥护民主政府，并且一再表示要带头清算自己的剥削账。但会议一完，他刚刚被我方人员护送回村，狰狞的面目就暴露出来了。他一面假装积极，主动找村干部商议开展清算运动；另一面暗作布置，让他的小老婆和七个儿子收拾金银财宝，1946年农历九月十七日夜间，趁干部群众不注意时，带着三个大儿子悄悄溜入介休城，纠合了一些土豪劣绅，收买了一些地痞流氓，成立一个复仇组织“奋斗团”，向革命政权和革命人民进行了反扑。 1946年农历十月初五日，他勾结阎军218团包围了下李侯村。并亲笔写出村联合会主席赵清海等18个干部、群众的花名，要他们抓到人后当场处死，用以示威。阎军入村时村干部全部转移，一个叫赵培礼的民兵准备第二天结婚未走，不幸被敌人抓住。晋大庸命令他的刽子手程汝亮用屠刀把赵的半个头割了下来。 1947年4月24日，晋大痛又指使他的大儿子晋国勋，狗腿子程汝亮、程学义父子，带领阎军乘黄昏埋伏在下李侯村外。我方村武委会主任张志仁和民兵吴国玉、葛清杰在村前巡哨，不防落入他们的包围圈，被带到义安村敌人据点。当晚吴国玉、葛清杰逃出，张志仁在敌人刺刀下英勇牺牲。 1947年6月23日，民兵程华虎、张之茂和贫农温茂成在村南耕地，晋大庸的大儿子晋国勋、二儿晋国杰带着几个阎军化装成我方人员把华虎等捉住。当天，这伙恶狼把他们带到南王里村，用铡草刀铡成数段。还分别把华虎、之茂、茂成三人的头，挂在南王里、东武屯、西武屯三村的堡门上恐吓群众。 晋大庸这个恶霸地主的血债太多，举不胜举，我青抗主任原文辉，本村的佣户张石柱、王昌金、张本林、吴银八、王维盛、原朴让的女人和孩子，吴福全和他的三儿吴国年，张年杰的女人等11人，以及东湖龙农会主席马立维，民兵薛林等，都是被他和他的3个儿子用步枪、刺刀、乱棍、屠刀、铡刀处死的。至于烧民房、抢财物、牵牲口、打骂群众、奸淫妇女一类的事情，就连他们自己也数不清有多少次。 1948年7月17日，介休城解放时，恶贯满盈的恶霸地主晋大庸畏罪投井自杀，时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