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有五个知府肥缺，其中一个岁入二十万两，轻松超越各省巡抚
谁说升官发财就一定要当巡抚、总督？清朝有五个知府，虽然品级不高，却个个都是富得流油的肥缺。其中最让人咋舌的，就是那个每年进项二十万两的夔州知府，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大多数省份的巡抚大人！
自古以来，当官的收入从来都不只是俸禄那点银子。在清朝，官员们有个心照不宣的＂潜规则＂，那就是陋规。说白了，就是商人孝敬的＂打点费＂。可是这打点费究竟有多少？又为何这五个知府能够富甲天下？更令人好奇的是，他们凭什么能够轻松赚取如此巨额的财富？
一、夔州知府：长江险要之地，岁入二十万两的第一肥缺
康熙五十年，湖广总督赵弘燮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夔州一地，控扼川东，实为长江门户。每岁商船往来，不下万只，税银之丰，甲于天下！＂
这话一点不假。夔州府虽然只是个中缺，可是朝廷却破格将其列为＂请旨缺＂。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夔州知府的任命，必须由皇帝亲自过问！
原来，夔州知府手中握着一个＂聚宝盆＂，那就是长江水运的税收大权。每年往来四川的商船，都要在夔州停泊。船商们除了要缴纳正常的关税，还得支付各种＂规费＂。
乾隆年间的一位夔州知府留下了一本账本，上面详细记载了这些＂规费＂：过驿规银、水手规银、纤夫规银、船工规银，甚至连停泊的位置也有个＂泊岸规银＂。商人们苦不堪言，却又无可奈何。
这还不算完。由于四川盛产食盐，每年都有大量盐商要经过夔州运盐外销。盐商们最怕耽误时间，所以但凡遇到夔州知府设的卡，都会乖乖地多交些＂打点费＂。
康熙六十年，朝廷派大臣暗访川东，发现夔州知府竟在长江沿岸设了七个关卡。商船每过一关，就要缴纳一次＂规费＂。这七道关卡，被商人们戏称为＂七重天＂。
雍正皇帝得知此事后震怒，下令革除了时任夔州知府的职务。可是几年后，新任知府又故伎重演，重设关卡收费。为什么？因为利太大了！
据统计，夔州知府每年光靠这些＂规费＂，就能收入二十万两白银。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就连当时广东巡抚的年收入，也不过三十万两。
有趣的是，朝廷对夔州知府的这些收入，大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原因很简单：夔州是长江上的咽喉要地，一旦有战事，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朝廷需要一个强势的知府镇守此地，而要维持这份＂强势＂，就得让知府有足够的＂收入＂。
乾隆四十年，四川总督阿尔泰上书称：＂夔州知府虽为四品官，实则权重一方。每年商船往来，需其调度纤夫、水手数千人，非有重金难以服众。＂这番话道出了朝廷默许夔州知府收取高额＂规费＂的真实原因。
二、广州潮州双雄：海上丝路的守门人
嘉庆十二年，一艘从英国驶来的商船靠岸广州。船主人拜访了广州知府后，在日记中写道：＂这位知府大人的排场，竟比两广总督还要气派。府衙里光是红木家具就值万金，更不要说那些金玉珠宝了！＂
这其实不足为奇。在清代，广州知府被称为＂四字请旨缺＂，潮州知府是＂三字请旨缺＂，都是第一等的重要官职。可是论起油水，这两个知府的进项却不输任何高官。
一切还得从＂一口通商＂政策说起。乾隆年间，朝廷规定只允许广州一地对外通商。这道政策让广州知府成了洋商的＂门神＂，谁想做生意，都得先来拜码头。
有意思的是，这些＂门规＂还十分讲究。每年开埠之日，十三行的商人们都会按照老规矩，给知府送上一份＂节礼＂。这份＂节礼＂内容十分考究：英国的羊毛织品、荷兰的玻璃器皿、法国的香水、西班牙的红酒，甚至还有来自遥远波斯的珍珠。
道光四年，一位广州知府在交接任期时，留下了一份详细的账册。账册显示，仅仅是十三行商人每年定期的＂孝敬＂，就高达三万两白银。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规费＂：验货规费、过船规费、仓储规费等等，加起来能有七八万两。
潮州知府的收入也不逊色。潮州虽然不如广州繁华，但胜在地处闽粤交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每年从南洋来的商船，都要在潮州停泊补给。
一份乾隆年间的密折记载，潮州知府在海关设立了专门的＂规费房＂，明码标价收取各种费用。商人们戏称这些费用为＂买路钱＂：大船一艘，规银五十两；中船三十两；小船十五两。光是这一项，每年就能收入数万两银子。
更绝的是，这些规费还分＂明规＂和＂暗规＂。明规是公开收取的，暗规则要看商人的＂眼色＂。据说有个做瓷器生意的潮州商人，每次出海前都会给知府送上一套＂折十万＂的官窑瓷器。这＂折十万＂是什么意思？就是十件瓷器每一件都价值万两白银！
康熙年间就有一句俗语：＂宁可做广潮二府，不愿做江浙巡抚。＂这话虽然夸张，但也反映了这两个知府的油水有多丰厚。
清代还有个奇特的现象：但凡在广州、潮州做过知府的官员，离任时都会雇用大量船只运送行李。这些船只中装的可不只是家当，更多的是任上搜刮的珍宝。有位潮州知府甚至专门雇了一艘荷兰商船，才将他的＂收藏品＂全部运走。
三、浔梧二府：意外崛起的财富新贵
乾隆三十年，有个叫施世纶的官员在日记中写道：＂浔梧二府，表面清贫，实则富得流油。这两个地方的知府，三年任满，所得竟不下十万两！＂
这话要是传到朝廷的耳朵里，怕是要引起轩然大波。要知道，浔梧二府在户部的册子上可都是＂贫困府＂，朝廷每年还要往里贴钱呢！
可就是这两个＂穷地方＂，却成了广西最肥的知府缺。其中的奥秘，还得从地理位置说起。
浔州、梧州两府紧挨着广东，正好处在珠三角经济的辐射圈内。这两府虽然不产茶叶，不种丝绸，但却成了广东商人的＂后花园＂。每年，无数广东商人都会把工坊开到这里，因为这里的地价便宜，工钱低廉。
更妙的是，浔梧二府还与澳门葡萄牙商人有着特殊的贸易往来。乾隆四十二年的一份密折揭示，葡商每年都会派人到梧州采购大量丝绸、瓷器。这些货物经过梧州知府的＂特批＂，可以免去正常税收，改收＂规费＂。这笔＂规费＂自然都进了知府的腰包。
不仅如此，浔州知府还和当地的土司做起了＂生意＂。土司们手中掌握着大量的私盐资源，但却缺少销路。浔州知府就充当起了＂中间人＂的角色，一方面从土司手中低价收购私盐，另一方面又高价卖给商人，从中赚取差价。
嘉庆年间，两广总督孙士毅曾派人暗访浔州，发现当地的私盐贸易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网络。每年经由这个网络流通的私盐，高达数十万担。而浔州知府每担私盐都要收取＂护商银＂两钱，这一项收入就相当可观。
梧州知府也不甘示弱，他们与本地的土司结成了利益同盟。土司们在山里开采的矿产，都要通过知府的关系网销往广东。知府不仅要收取＂准运银＂，还要分得一成的销售利润。据说，仅此一项，每年就能进账两三万两。
雍正十年，朝廷下令严查各地私盐贸易。浔梧二府的知府们却想出了个绝妙的主意：把私盐说成是＂土司进贡＂的贡盐，这样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运销了。而这个＂障眼法＂，又让知府们多了一笔＂打通关节＂的收入。
更有意思的是，每逢年底朝廷派人考核，浔梧二府的账面上永远都是入不敷出。可实际上，这两个地方的知府却过着奢靡的生活。一位浔州知府甚至在任上建了个＂百花园＂，园中种满了名贵花卉，光是月季就有百余种。
乾隆五十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巡视广西时，就对朝廷上奏说：＂浔梧二府虽列中缺，实则暗藏富贵。此处知府，无不骄奢纵欲，甚至超过上等府。＂
四、五大肥缺的共同特征
乾隆四十五年，一位刚从广州知府任上卸任的官员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天下肥缺，无外乎三要：要在要道，要通商贾，要远京师。＂这三句话，道出了这五大知府肥缺的共同特点。
先说＂要在要道＂。夔州府位于长江天险之处，是进出四川的咽喉；广州府扼守珠江入海口，是海上丝路的门户；潮州府处于闽粤交界，控制着南洋贸易航线；浔州、梧州二府虽不在主干道上，却占据了广东经济腹地的关键位置。
这些府城无一不是在交通要冲之地。清代《会典》记载，每年经过夔州的商船就有上万只，过往广州的洋船更是络绎不绝。就连偏僻的浔州，每天也要通行数百艘商船。正是这些源源不断的过往船只，给了知府们收取＂规费＂的机会。
再说＂要通商贾＂。雍正十三年，朝廷派御史暗访五大知府，发现这些地方都形成了庞大的商业网络。夔州府的盐商、木商，广州府的洋商、茶商，潮州府的瓷商、香商，浔梧二府的矿商、丝商，各路商人都与知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康熙年间就有个说法：＂宁可结交知府，不愿巴结巡抚。＂为什么？因为这些知府手中握着商路的生杀大权。商人们要想保住自己的生意，就得给知府上贡＂规礼＂。
有个有趣的现象：这五个府的知府们都设立了专门的＂规费房＂，负责收取各种名目的费用。广州知府的规费房就有十八个柜台，每个柜台专收一种费用。梧州知府更绝，连商船停泊的位置都要收费，靠近码头的位置收费最高。
最后说说＂要远京师＂。这五个知府的共同点是：都远离北京。在清代，京城里的官员对地方官＂收规＂的事心知肚明，但只要不过分，朝廷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是这种默许是有条件的：一是不能太过分，二是不能太张扬。远离京师的好处就在于：既可以避开朝廷的耳目，又不会引起言官的注意。
嘉庆十年，一位曾任职浔州知府的官员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浔州为官，最大的好处就是清净。朝廷派人来查，至少要走一个月的路程。等消息传到浔州，早就有了准备。＂
正因如此，这五个知府才能年复一年地收取巨额规费而不被追究。乾隆年间的一份密折显示，夔州知府每年的实际收入，竟是他们向朝廷报告的十倍以上。而广州知府的收入，更是达到了惊人的数字，连两广总督都自叹不如。
五、朝廷的态度与应对
雍正六年，一份密折摆在了雍正皇帝的案头。这份密折详细记录了五大知府的收入情况，其中提到夔州知府一年的实际收入竟达二十万两，比肩两江总督。雍正皇帝看完后，只说了一句：＂知道了。＂
这看似平淡的三个字，却道出了清朝统治者对这五大知府的态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朝廷心里很清楚，这些知府的收入远超养廉银，但却选择了默许。
原因很简单。康熙年间就有大臣上书说：＂夔州、广州、潮州诸府，皆为要冲之地。若知府无钱，如何笼络商贾，安抚地方？＂这话说得在理。这些知府要管理好地方，没有充足的＂经费＂是不行的。
但朝廷也不是完全放任不管。乾隆年间，朝廷制定了一套特殊的任用制度：凡是要去这五府做知府的，必须是进士出身，且在京城做过六部主事。为什么要定这个规矩？因为这样的官员既懂朝廷规矩，又明白官场门道。
嘉庆十二年，两广总督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广州知府日进斗金，但近年来却少有贪墨案件，为何？因为任职者皆是老京官，深知分寸。＂
朝廷还设计了一套考核机制。这五府的知府每三年要接受一次大考核，考核内容不仅包括税收完成情况，还包括地方治安、商业繁荣程度等多个方面。
有意思的是，朝廷在考核时特别注重＂民情＂。康熙四十年，广州知府虽然完成了税收任务，但因为商人们多次上书告状，说他＂规费太重＂，结果被革了职。这个案例震动了其他四府的知府，大家都开始注意收费的＂分寸＂。
道光年间，朝廷又出台了新规定：这五府的知府任满后，必须等待三年才能升任更高的职务。这三年里，如果有人告发他们在任上的不法行为，立即严查。这一招就像是给知府们戴上了＂紧箍咒＂，让他们不敢太过放肆。
乾隆皇帝曾在一份密旨中写道：＂地方官吃点油水，原是常事。但若过分刮地皮，就是存心造反了。＂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朝廷的态度：允许你发财，但不能太过分。
有趣的是，这五府的知府们也都懂得这个道理。每年年底，他们都会按时向上司和朝廷送上＂节礼＂。这份＂节礼＂的数额既不能太少，显得小气，也不能太多，惹人注目。这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每任知府都得好好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