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8年春天的某一日，年逾古稀的粟裕将军踏上了回到安徽谭家桥的旅程。这位一生战功显赫，几无败绩的军事巨人，曾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书写无数辉煌。岁月流转，当年的铁血战场如今只剩沧桑，粟裕站在曾经战火纷飞的地方，泪水不自觉地滑落。是什么让这位英雄在晚年回首往昔时，感到如此的哀伤与无奈？为何他自称“当年我没有话语权”？
1933年的严酷冬季，国民党发起了其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将重点集中于江西的中央苏区，调动了高达五十万的兵力。王明的左倾错误政策导致红军屡遭挫败，一度强大的苏区土地缩减至原来的三分之一。面对持续恶化的战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1934年初做出了战略调整。
7月初，红七军团被召回，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寻淮洲、乐少华、刘英和粟裕的带领下，这支队伍旨在向闽浙赣皖地区展开行动，推广抗日主张，同时企图通过此举分散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攻势。7月7日，红七军团携带160万份《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等宣传材料从瑞金出发，历经闽中、闽东、浙西等地区的连续转战。
经过数月的奔袭，红七军团在10月底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线，成功抵达了赣东北的苏区，彼时中央红军已开始了他们历史性的长征。11月4日，红七军团接到中革军委的新指令，与在地的红十军合编为新的十军团，力图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的战斗群。
在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等领导下，这支新组建的十军团继续在浙皖赣边区开辟新苏区，还全力保卫已有的革命根据地。11月18日，红十九师成功突破国民党的多道封锁，进军皖浙边界。几天后，整个十军团被命令全面出动，以运动战的形式消灭敌人，创造更多的新苏区。
12月10日，红十九师先行一步，在汤口地区与红十军团主力部队成功会师。随后的群众大会上，方志敏激情演讲，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号召群众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斗争。红军在此地镇压了地方恶霸，没收粮食分给了贫苦农民，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支持。红军的行动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还极大提升了民众的革命意识。
面对红军的连续胜利，蒋介石被迫重新部署军力，加强了对浙西、赣东和皖南的封锁。12月13日，为阻止红军扩张，国民党调集了强大兵力进行"追剿"。
当时方志敏作为最高军事主席并不擅长具体的军事指挥，因此指挥权实际上交给了刘畴西。刘畴西曾在黄埔军校任职会长，也曾在国民党内部担任要职，深受蒋介石的赏识。他还曾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其军事才能仅次于左权。
刘畴西与战术参谋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以及师长寻淮洲就如何进行即将到来的战斗做了深入讨论。他们认为王耀武旅长的部队虽然经验不足，但由于其立功心切，加之所处的战略位置，是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部队。
于是他们决定在乌泥关至谭家桥的公路两侧进行伏击，选择这个地点是因为这里的地形适合伏击，可以最大化地发挥他们的战术优势。
刘畴西提出由他的旧部下，20和21师的师长胡天桃，带领队伍进行夜间突袭。但是粟裕则反对这一提议，他认为寻淮洲虽然因之前的失利被降职，但在伏击和突袭方面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应该让他领导主要的伏击行动。
寻淮洲指挥的19师是改编自红十军团的核心战斗部队，具有强大的战斗力。粟裕坚信如果由19师主导伏击，可以迅速有效地削弱王耀武部的战斗力。
经过激烈的讨论，由于刘畴西是此次行动的军事最高负责人，他的方案被最终采纳，决定由20和21师作为主力伏击部队，而19师则从旁配合。
这个决策在后来的战斗中显示出了明显的缺陷。12月13日夜，20和21师的师长胡天桃带领部队占据有利地形，进行伏击布置。但由于这两个师主要由新兵组成，缺乏必要的战斗经验和心理准备，他们在敌军接近时，由于紧张过度，一名新兵在敌军未完全进入伏击圈的情况下过早开火，导致整个伏击计划暴露。
王耀武迅速调整部署，组织部队进行有力反击。20和21师承受不住敌军的火力压制，很快陷入溃败。关键时刻刘畴西命令正在从侧翼配合的19师进行正面支援，但寻淮洲决定继续执行原计划对敌后部发起攻击，最终壮烈牺牲。
粟裕后来回忆这一战斗，深感如果当时能让19师作为主攻，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这场战斗的失败，因为错误的人员配置，也因为缺乏经验和适时调整战术的能力，导致了重大损失。
战役后国民党军队不断向中央苏区施压，使红十军团处境极为艰难。在皖南，红军无法稳固阵脚，被迫退入偏僻山区，士兵们风餐露宿，伤病患者日益增多，整体士气严重下降。
严峻形势下，红十军团面临着关键的战略选择，两种战术方案在高层之间引发了激烈的讨论。第一种方案是撤回已成游击区的闽浙赣根据地进行重整；第二种则是利用当地复杂地形，立即分散部队，开展游击战。
粟裕、乐少华、刘英均支持第二种方案，考虑到军团已不具备集中兵力进行运动战的条件，他们认为分兵行动更为灵活有效。但是方志敏和刘畴西由于对闽浙赣根据地情况不明确，坚持要返回基地休整。
红十军团当时在江西玉山县怀玉山地区，由于连日急行军和敌军的不断骚扰，部队已被迫分为三个部分：军团机关人员和伤员，由粟裕和方志敏带领。第二部分由刘畴西带领的红19师和红20师组成。红21师单独组成第三部分。
方志敏命令刘畴西当晚必须突破敌人西部的封锁线。刘畴西考虑到部队疲惫，请求休整一晚。这一决策被粟裕批评为不够果断，粟裕担心这一拖延将使形势更加不利。
方志敏决定亲自回到刘畴西部，以促使部队行动，他认为作为领导者应当与部队共进退，同时，粟裕带领800人的先遣队先行撤出，以保留军团的核心力量。在分别时，方志敏与粟裕约定在安全地区再会，但不料这成了永别。
粟裕和他的小队在夜色中利用敌人尚未完全封锁的破绽，强行突围成功，而主力部队由于选择了休整，未能及时行动，被敌人完全包围。红21师首先被敌人发现并遭到全面攻击，损失惨重。随后刘畴西和方志敏组织了突围，但在敌军的严密包围和火力优势下，突围行动失败，转变为惨烈的一面倒抵抗。
几天后的搜捕行动中，敌军逐一擒获红十军团的高级指挥官。刘畴西和方志敏均被俘，而红十军团主力则在这场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1935年8月6日，方志敏与刘畴西一同在南昌遭到处决，他们的壮烈牺牲成为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段悲壮记忆。
粟裕率领的先遣队逃出了血腥围剿。他们逃至闽浙赣苏区的边缘，迫于无奈，在浙西南地区建立了一个临时的游击基地，粟裕自任挺进师师长。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粟裕和他的队伍在浙江的山林间游击，与敌人进行了无数次的遭遇战。这里的地形复杂，既有茂密的森林，也有错综复杂的山谷，为游击战提供了天然的优势。粟裕利用这些地理优势，频繁地在敌人的重兵布防区域内打击小股敌军，消耗其战斗力，同时也通过小规模的战斗测试和提升自己部队的战术水平。
1978年5月，粟裕将军在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刘奎的陪同下，重返其昔日战场，站在那片曾经硝烟弥漫的土地上，粟裕将军回忆起激战，不禁泪流满面。他深情地表达了一个愿望：“我若离世，愿与这里战死的战友们一同长眠。
回到北京后，粟裕将军向他的妻子楚青表达了自己的遗愿，他说道：“在革命战争年代，我身历其境，与无数同志并肩作战，他们中许多人英勇牺牲，而我有幸目睹了革命的胜利。当我离开人世，不必为我举行告别仪式或追悼会。请将我的骨灰撒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山东、河南这八省市的大地上，让我与牺牲的战友们永远相伴。
1984年2月5日，粟裕因病在北京逝世。楚青女士随后将他的遗愿告知了党中央、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军委。
中央领导决定全力尊重他的遗愿。1984年4月28日，粟裕将军的次子粟寒生，在中央军委和南京军区负责人的陪同下，将粟裕的骨灰带到了黄山市黄山区的谭家桥白亭。寒生亲手将一捧父亲的骨灰安放于精心挖掘的小墓穴中，然后覆盖以泥土。随后在墓地附近栽上了几株松树和柏树，以象征着粟裕将军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