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99年的时候，华国锋和张根生这位老伙计聚在一起唠家常，聊着聊着就说到了叶帅。华国锋对叶帅那是打心底里佩服，他说道：
我跟叶帅挺熟的，他是我们党内备受尊敬的老前辈，在军队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我对他特别放心。
华国锋说这番话的时候，是在1976年，那会儿毛主席刚离世不久。那时候的情况挺特殊的，因为毛主席走了，全国上下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华国锋在这个时候说话，肯定有他特别的考虑。反正，就是1976年，主席去世后，他说了那么一句话。
【毛主席临终前要对叶帅说什么】
1976年9月，毛主席病情非常严重。那时候，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都聚在病房里，等着见老人家最后一面。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毛主席的病床前，轮流跟他告别，心里都明白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叶剑英走近了，他满含深情地看着跟了自己多年的这位领袖。以前那高大健壮的身材，现在瘦得让人心疼；曾经红光满面的脸庞，现在也显得特别憔悴。叶帅心里一阵难过，有好多好多话想说，可又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
这时候，毛主席轻轻睁开眼睛，瞧见了站在他眼前的叶剑英。他的眼神一下子亮了起来，还动了动手臂，轻轻招呼了一下。但叶剑英心里太难过，眼泪糊住了视线，压根儿没注意到主席的这个小动作。
等叶剑英要离开病房的时候，毛主席使劲摆了摆手，意思是让他回来。旁边的一名护士看到这一幕，立刻追出去喊住了叶帅：“叶帅，主席在叫您呢！”
叶剑英赶紧回到病床旁边，弯下腰仔细听毛主席最后的交代。但毛主席眼睛睁着，嘴皮子轻轻动着，好像想说啥，就是出不了声。叶剑英紧紧抓着主席的手，心里头那个急啊，又难过得很。
过了好一会儿，叶帅慢吞吞地站了起来，迈着沉重的步子，离开了病房。他心里琢磨着，主席的心脏还在跳，脑子还在转，为啥偏偏要叫我过去呢？是要说啥重要的事儿？还有啥要交代的？
叶帅心里头压了块大石头似的，感觉自己的责任又大了不少。
毛主席走后第二天，华国锋就找李先念聊了聊。聊完后，李先念又去跟叶剑英碰了头，俩人交换了下想法。没过多久，华国锋还亲自去找了叶帅，他们一合计，都觉得得用点特别的方法来解决眼前的难题。
1976年10月6号晚上，华国锋、叶剑英还有汪东兴，他们在中南海干了一件大事之后，首先琢磨着得赶紧开个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
会议该在哪儿办呢？叶帅提议就在他北京的家里，玉泉山9号楼。这个主意立马就得到了华国锋和汪东兴的点头同意。
关键时刻，大家急着开了个会，地点就选在了叶帅的家里，这也能看出叶帅那时候的影响力有多大。玉泉山这儿，是叶剑英在北京的三个家之一。自打“林彪事件”后，毛主席就让叶帅来管中央军委的事儿。叶帅心里明白，京城里事儿不少，所以毛主席就把这西郊的住处给了叶帅。
那天晚上，汪东兴给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逐个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晚上11点前必须到玉泉山9号楼开会。周启才，以前当过中共中央保密局局长，他回忆道：
大概晚上9点15分的时候，汪东兴直接用他的保密电话打到我办公室，跟我说：“关于那‘四个人’的问题，今晚已经搞定了，一切顺利。中央定下来，今晚10点要在玉泉山9号楼叶帅住的地方开个中央政治局的紧急会议。现在国锋同志和叶帅已经从怀仁堂出发，一块去玉泉山了。我呢，正忙着通知在北京的政治局成员去那儿开会。你赶紧跑去玉泉山9号楼，把会场安排好，把会议的各种准备工作都做到位。”
汪东兴问我：“都明白了吧？”我回答说：“明白了，我这就去处理。”汪东兴点了点头，“行，时间不多了，赶紧去吧！”
晚上十点，周启才跟汪东兴说，参加会议的人都到齐了。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和吴桂贤，一共11位。
过了一个钟头，叶剑英和华国锋肩并肩走进了大厅。紧接着，一场特别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开始了。这事儿之前，叶剑英跟华国锋商量好，连忙派了两个信得过的干部去办一件重要的事儿。
【一个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个接管人民日报社】
“林彪那事儿”发生后，毛主席立刻把消息捂得严严实实的，保密工作做得滴水不漏。这时候，叶剑英心里琢磨着，要不就学学毛主席以前的做法。
叶剑英挑了两个他最信赖的将军，去负责两个大任务：一个是接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另一个是管理《人民日报》。
那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因为信息传播得快，在没有电视普及的年代里，显得格外关键。再说到《人民日报》，它是中共中央的官方报纸，就像是舆论界的“老大”，它的地位那可是明摆着的。
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给华国锋介绍了耿飚和迟浩田两位人选。
10月6号晚上大概8点多，耿飚家的红色专线电话突然响了。接起来一听，是华国锋在说话。他让耿飚赶紧上他的车，火速赶到中南海的怀仁堂去。
那天下午，华国锋把耿飚叫去聊了聊。他们聊了很多事情，最后，华国锋特意嘱咐耿飚说：
有啥事我会直接打你家电话找你。要是接到我秘书或其他人打来的，你可千万别信。只有等我亲自打给你，你听到我的声音了，再跟我说话。
一踏进怀仁堂，耿飚瞧见华国锋和叶帅正跟北京卫戍区的司令员吴忠他们聊着天。一见耿飚进门，华国锋赶紧叫住他，给他分配了任务。说是让他跟北京卫戍区的副司令员邱巍高一块，赶紧去中央广播事业局，得赶紧把那边的电台和电视台给稳住。这事儿可耽误不得！
华国锋问耿飚：“你身上要不要带把手枪？”耿飚回答说：“手枪就不用了，不过得要有你华国锋的批准文件。”
听完之后，华国锋立马拿起笔，给当时广播事业局的局长邓岗写了个简短指示：
为了更好地管理广播和电视的工作，中央有了新安排，派耿飚和巍邱高两位同志过去。大家得听他俩的指挥，有啥事儿直接找他们汇报就行。
华国锋，提及他的时候，时间定格在了10月6日这一天。
耿飚接到手令后，又额外提了个小条件，他说想带上守卫广播事业局的那个警备一师的副师长一起去。
走之前，叶帅嘱咐说：“得避免场面失控，也得保密别泄露出去。”
后来，耿飚、邱巍高还有王甫副师长三个人一块去了广播大楼。到了地方，耿飚领着10个警卫就直接往邓岗局长的办公室冲。一见面，耿飚就直接掏出了手令，让邓岗把领导班子的人全给叫来。等人都聚齐了，耿飚当场就把华国锋的手令给念了。
然后，耿飚安排了两个警卫员站在门口守着办公室。他跟大伙儿说：“我就跟大家一起在这儿办公了。接下来的三天三夜，谁都不能踏出这个屋子半步。吃饭喝水啥的，部队的兄弟会给我们送过来。”
就在这个时候，邱巍高和王甫一起商量出了四个办法。
首先得拿下电台的关键位置。
再者，得确保电台运行稳稳当当的，别出问题。
接下来，得确保所有入驻的人都能平平安安的。
最后，得好好教育一下警备部队的人。
从10月6号晚上开始，耿飚和邓岗办公室的同事们一块儿忙活了十多天。那时候，耿飚连鞋袜都不脱，困了就直接躺在地板上打个盹。
耿飚接到命令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时候，叶剑英和华国锋也让迟浩田将军火速去接手人民日报社的工作。
迟浩田那时候是北京军区的副政委。正好赶上唐山地震，他正在那儿指挥救灾呢。接到叶帅的电话，他立马把手头的事儿交代清楚，然后就坐上专机直奔北京了。
到了目的地，叶帅叮嘱道：“《人民日报》可是咱们国家头号大报，代表着中共中央的声音。你得把事情办得爽快利索点。”
这次活儿，叶帅拉了个工作小组，迟浩田当上了组长，副组长呢，是《北京日报》的大编孙轶青。
迟浩田带着他的小组一到人民日报社，就马上指示把原来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抓了起来。然后，他明确了个铁律：谁敢跟咱们对着干，谁就倒霉了。大家别乱嚼舌根，都给我老实待在岗位上。
那时候，《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李庄聊起往事说：“迟浩田在人民日报社那会儿，大家都亲切地叫他‘老迟’。他就像我们大家一样，会去食堂排队打饭。我觉得迟浩田带的那个工作组，是最后一个来到人民日报社的，但也是干得最出色的一个。”
迟浩田在人民日报社做了一年的第一总编辑，还多待了20天。他掌舵那会儿，《人民日报》的风气是一天比一天好。
说实话，耿飚进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迟浩田去了人民日报社。不光如此，新华社和《红旗》杂志这两个“发声”的地方，也迅速换了领导。
1977年底，12月份的时候，曾涛接过了朱穆之的担子，当上了新华社的社长。而《红旗》杂志呢，第二任总编辑换成了王殊。说起来，之前的总编辑是陈伯达，但在1970年9月，他被撤了职。尽管这样，《红旗》杂志还是一直在出，只不过那段时间，总编辑的位置一直空着。
【叶剑英为何会向华国锋推荐耿飚、迟浩田？】
耿飚和叶剑英的深厚交情，其实是在抗战打完之后才建立起来的。那是在1946年1月份，叶剑英代表共产党去了北京，成了“军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而那时候，耿飚呢，他是共产党那边的交通处处长，还兼任副参谋长。
耿飚和叶剑英一起工作，配合得天衣无缝，让国民党丢尽了脸。那时候，耿飚随代表团住在北京饭店，叶剑英呢，就住在翠明庄。有一天，耿飚跑到叶剑英那儿去聊天，没想到，一不留神，居然在地毯下头发现了国民党特务藏的窃听器。
叶剑英迅速邀请了国民党代表到翠明庄碰面，到了之后，耿飚二话不说，直接掀起地毯，露出了藏在底下的窃听器，这让国民党代表尴尬不已。
国共两边的和谈没能谈拢后，耿飚就当上了第19兵团的副司令员和参谋长，他是“杨罗耿兵团”里的三个主要领导之一，带着部队在华北、西北到处打仗。
说到的“杨罗耿兵团”，就是1947年7月在晋察冀那边新拉起来的一支野战军。这支队伍的头儿是司令员杨得志，管思想政治的是政治委员罗瑞卿，还有参谋长耿飚。
杨得志聊起他的老伙伴耿飚时，是这样说的：他讲道，对于耿飚这位老搭档，他心里有数。他说，
我跟耿飚老兄认识好多年了，咱俩老家都是湖南醴陵。记得长征走到哈达铺那会儿，红一团就变成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一大队，我当上大队长，他则做了参谋长。打那以后，不管是在晋察冀野战军，还是华北野战军二兵团、十九兵团，咱俩都在一起，参加了平津战役，打下了太原，攻占了兰州，一路进军大西北到了宁夏。就连抗美援朝出国打仗前，咱俩都还在一个单位，我一直是司令员，他一直是参谋长。
杨得志说起这位老战友，夸他记性特别好，打起仗来头脑也特别清醒。他是个非常棒的参谋长，得到了好多老同志的好评。
耿飚可是个响当当的将军，但没想到，后来他接到命令“转行”去做了外交官。1969年5月份，耿飚就被派去当驻阿尔巴尼亚的大使了。到了1971年1月，他因为生病回了国休息，等病好了，在周总理的建议下，他又去做了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部长。
1976年10月6号那天，叶剑英赶紧让耿飚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守着。为啥选耿飚呢？一来叶帅对他知根知底，二来耿飚这身份正合适。
从耿飚这儿开始，全国突然间兴起了一个挺新鲜的事儿——“大使转行当总编”。耿飚嘛，那时候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的头儿，而且他还是外交界的老将。他推荐的人，很快就占据了宣传要地，这事儿以前可从未有过。
王殊，他是《红旗》杂志的第二把手总编辑，以前还是咱们驻德国的大使。再看新华社的掌门人曾涛，他也厉害，在阿尔及利亚、南斯拉夫、法国都当过大使。聊起这事儿，王殊给出了两个实在的原因。头一个，耿飚大哥对外交圈里的干部知根知底；第二个，外交官们老是在国外待着。
说完耿飚，咱们聊聊迟浩田。迟浩田这家伙，1944年就加入了八路军，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他可都经历过。到了1960年，迟浩田从军事学院一毕业，就当上了师政委，后来更是一路高升，做到了北京军区的副政委。
为啥迟浩田会在那紧要关头，脑海里蹦出一个北京军区的副政委呢？说起来，迟浩田啊，他还曾有一段“文官”的经历呢！
“林彪事件”过后，迟浩田被调到了解放军报社，当上了副总编辑，主要负责政治方面的工作。他在报社呆了两年，解决了不少难缠的问题，最后还安然无恙地离开了。迟浩田确实有能耐，这一点被主持中央军委大局的叶帅给看中了。
迟浩田在完成了那次任务后，1977年10月28日，他接到命令，离开了人民日报社，转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
1976年10月6日晚上，中南海可真是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大事。不过呢，叶帅说了，这事儿得“保密俩月”。所以，第二天的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好，《人民日报》也罢，全都没吭声。
叶帅挑选的两位大将，耿飚和迟浩田，那可都是既能文又能武的高手。他们没让叶帅失望，非常棒地完成了这次既特别又重大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