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美国一些服装品牌从业者非常焦虑，他们担心未来新一届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尤其是一些对华主张，会破坏企业的正常运营。

这些从业人员向美媒抱怨，世界上最顶尖的裁剪和缝纫技术都来自中国，“公众根本不了解中国制造业的先进程度”。在难以找到替代方案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提高商品售价，将关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无论关税是多少，最终都是消费者买单。”男装品牌18 East的创意总监乔戈利直言，“现实中没有哪个制造商会承担关税成本，我们当然也承担不起。”

另有业内人士吐槽，人们对于关税的认知是不足的。那些支持关税的人，要么是根本不在乎钱，要么就是低估了关税对家庭预算的影响，只有“钱包受伤的时候”，人们才会明白这个政策有多么“愚不可及”。

显然，这些人不止懂服装。作为真正在消费市场一线拼杀的人，他们更明白经济政策的影响和后果。

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通过自由竞价方式达成交易，生产者需要通过提供质优价廉的商品或服务赢得市场；消费者则需要通过自由选择商品或服务组合，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贸易保护主义，本质上就是要打破公平交易的市场原则。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看，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下，那些来自其他国家、真正具有竞争力的产品被强制弱化，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本国那些性价比不高的产品则获得了从天而降的优势，由此造成的消费者损失是显而易见的。

站在生产者的角度，结论依然相同。贸易保护主义明面上的“受益者”——本国生产企业，由于长期处于受保护的、不完全竞争的环境下，自然缺乏创新发展的动力。长此以往，企业只能在真正的市场大潮中越漂越远，直到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谁敢说这是保护，而不是伤害呢？

换句话说，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理由、打着什么样的旗号，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最终都会导致损失。在这场不公平的竞争中，本国消费者与生产者都是受害者，这是不可避免的代价。

历史上，已经有不止一个国家掉入过贸易保护主义的“巨坑”。比较著名的一个案例就是19世纪法国与英国的贸易摩擦。

1806年，拿破仑颁布《大陆封锁令》，不允许欧洲国家进口英国货物。彼时的拿破仑志得意满，他的军队已经打穿了大半个欧洲，但由于海上力量的劣势，一直没能拿下海峡对岸的英国。为了出这口恶气，也为了抢夺英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拿破仑决定使出“大陆封锁”这一狠招。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英国并没有被大陆封锁政策击溃，其贸易额还从1805年的1亿英镑增长到1814年的1.6亿英镑。究其原因，英国的工业基础非常雄厚，封锁政策并不能实质性动摇其根基。反倒是法国本土企业因为没有了最强大的竞争对手，失去了研发新技术、开发新产品的动力。更糟糕的是，当时一些法国大型企业迷失于“永远填不满的市场需求”，不仅不再在产品质量上下功夫，还随意定价、肆意涨价，导致法国货一度成为价高质劣的代名词，法国工业遭受重创。

此外，拿破仑禁止欧洲各国和英国贸易，还严重阻碍了其他国家的发展。当时的欧洲重商主义盛行，英国作为最早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在各行各业都有强劲的竞争力。除众所周知的纺织业外，其在机械方面的优势也极为明显，各国迫切需要进口英国生产的纺织机械、煤矿机械等。而拿破仑禁止各国与英国贸易，无异于断了大家的财路。

当时，有媒体刊发了一封署名为“蜡烛制造商”的《致国民议会的请愿书》，对此进行了辛辣讽刺。该请愿书写道：“我们正在同‘国外对手’进行一场令人难以忍受的竞争。这个对手‘生产’光线的条件十分优越，可以用很低的价格占领我们的市场。这个对手不是别人，而是太阳。它冷酷无情地与我们展开拉锯战，我们怀疑它是受背信弃义的英国的指使，来给我们捣乱的。为此，我们请求通过一项法律，关闭和堵塞所有可以透光的窗户、通道和缝隙，使它无法损害我们这个为国民谋福利的产业。”

事实上，即便不关心长远发展，只看短期，贸易保护主义也是非常不明智的。美国经济学家、计量经济模型创建人劳伦斯·克莱因曾对美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纺织业进行过深入研究。经过测算，他发现，贸易保护主义虽然能给纺织业生产者带来一定的“转移收入”，而且还让政府通过税收方式获得了额外收益，但二者相加后的数额却远不及贸易保护主义给消费者带来的损失。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变成了一种隐性的再分配机制，将真金白银从消费者兜里掏出来，放进了那些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以及支持这些企业的政府口袋中，而且还搞丢了不少。

无论是经济理论还是历史实践都表明，贸易保护主义虽以保护为名，却只会损人害己。只有公平和自由的贸易，才是对全球人民福祉的保护、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支持。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孙昌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