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一代是华夏文化的一个巅峰，无论在各个方面都远超前朝，后世也难有匹敌，但就是这样王朝在军事上又极其软弱，历代王朝亡国之惨，没有超过北宋的。

自仁宗之后，北宋已经是大不如前，到了神宗时期，国库已经空虚到了官员俸禄都发不出来的地步，导致北宋入不敷出的主要原因就是“三冗”问题，这才引发了王安石变法，而对于王安石变法反对最激烈者就是司马光。

司马光比王安石小两岁，二人虽然是最对立的“政敌”，但一直是最好的挚友。

司马光字君实，自称晋安平王司马孚后代，司马光少年砸缸天下闻名，就此名扬京洛，由此也可见司马光是个早慧的少年，19岁的司马光于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中进士甲科，先后任谏议大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等职，长期担任谏官。

司马光在年轻的时候就给宋仁宗上书时说：“臣恐国家异日之患不在于他，在于财力屈竭而已矣。”也就是司马光已经意识到了北宋的经济问题，但他与王安石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大宋经济的下滑，在他看来关键在于朝廷错在用人不当，大宋的制度本身并没有问题。

在司马光看来，解决财政问题的途径就是节约开支与藏富于民，为此，司马光向宋仁宗提了三点建议：一是停止滥赐；二是提倡朴素之风；三是减少冗官冗兵，肃清贪官污吏。在司马光提出这些意见的时候，王安石在地方为官。

司马光

至和元年（1054年），司马光的老领导庞籍被罢相，出知郓州知州，司马光为郓州通判。第二年，庞籍改知并州，兼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司马光随其赴任，改通判并州。司马光在44岁的时候重回朝廷。司授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

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1063年4月30日），仁宗驾崩，英宗继位，在此期间，英宗要给自己的身边的宦官任守忠升职，司马光断然不许，后在宰相韩琦的支持下，任守忠遭到贬黜，由此可以看出，司马光在此期间一直都就是谏官，并没有从事具体工作，其行为也不是一个守旧的顽固派官员所为，反而尽显其锐意进取、不惧皇权的真性情。

英宗在位四年驾崩，英宗长子、20岁的赵顼即位，也就是宋神宗。这位年轻皇帝开始重用王安石，推行新法。原因在于，就在宋神宗上位第三天，主管国家财政的三司使张方平就给神宗上交一份年度财政报告，核心就是：“百年之积，惟存空簿。”一句话就是没钱了。

在这种情况下，不改变国家财政状况真不行了，此时的司马光是御史中丞，神宗经过数次与司马光谈话，觉得此人绝非宰相人选，于是宋神宗就解除了司马光的御史中丞之职，让他去做翰林学士。这是一个没有职权的清贵职务。随后，宋神宗召江宁知府王安石入朝任翰林学士兼侍讲。从此，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

司马光在仁宗时提出的经济改革措施在于“节流”。与之相反，王安石变法提出解决财政危机的方法是“开源”。王安石认为要增加国库收入，就要发展经济，“执政以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诏学士议，光与王珪、王安石同见，光曰：‘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也。’安石曰：‘常衮辞堂馔，时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非当世急务，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其不明耳。’争议不已。帝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会安石草诏，引常衮事责两府，两府不敢复辞。”

王安石

可以说，自王安石主持变法之后，为了阻止新法推行，司马光一连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他虽然认为王安石是位贤臣，可“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只是缺点在于性情执拗，听不进批评意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才招致天下非议。明末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中有一篇《拗相公饮恨半山堂》，讲的是王安石主持变法惨遭失败之后郁郁而终的故事。作者在文中也认为——“因他性子执拗，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王安石在给司马光回信中，其中就有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给自己加上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等罪名一一进行反驳。

在这种情况下，司马光只好辞职，自请出走京城，到地方为官。司马光在洛阳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资治通鉴》的编撰上。历时15年完成了这部294卷的巨著。在地方，司马光发现新法实际执行后的弊端，为此多次上书了，可惜这一切都被朝廷否决，因变法操作不当而受苦的关中百姓生活困顿，十室九空。让司马光对新法恨之入骨，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司马光与王安石的私交。

虽然司马光远离朝堂，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将司马光当作反对党的领袖。宋神宗驾崩后，宋哲宗继位，由于年仅9岁，由宋神宗之母高太后临朝听政。这位被誉为“女中尧舜”的太皇太后主政之后，将司马光请回朝中为相，此时，多年来遭受打击的王安石已经被罢相多年。

高太后恨透了新法，一场迟来的报复开始了。宣仁高太后是前此宫廷中反对变法的后台，掌权后遂援引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到政府中，各种反变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尽管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存之”，但他执政后，仍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反对新法。他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接着全盘否定了新法，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新法大部废除，许多旧法一一恢复。如差役法，知开封府蔡京依司马光的限令，在五天之内全部恢复，对社会的危害较熙宁以前还要严重。通过变法而积聚起来的钱财，也在反变法派执政的几年当中“非理耗散殆尽”。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多次劝说司马光三思而行，循序渐进。司马光却不听。“东坡公元祐时既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诸公卿，率有标目殆遍也，独于司马温公不敢有所重轻。一日相与共论免役差役利害，偶不合同。及归舍，方卸巾弛带，乃连呼曰：‘司马牛！司马牛！’”司马牛本是孔子弟子之名，但是东坡此时并非用典，而是指责司马光脾气倔强，有如犟牛。

权力让司马光迷失在无端的怨恨中，这场政治运动一直持续到高太后崩逝，史称“元祐更化”。

但必须指出的是，司马光可没恨过王安石，他要推翻的只是新法，因为他亲眼见过百姓因新法而受苦。他们二人都自以为占据了道德的高地，也许，王安石只在意新法的好，而司马光只看到新法的恶。当初年轻的改革者，彻底沦为疯狂的守旧派。

司马光

王安石去世的五个月后，68岁的司马光也撒手人寰。司马光一生清贫，家无余财。他的死讯传开后，京城上万人罢市前去祭奠，沿途护送其丧车返乡的有数万人之多，“太皇太后闻之恸，与帝即临其丧，明堂礼成不贺，赠太师、温国公，襚以一品礼服，赙银绢七千。诏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其丧，归葬陕州。谥曰文正，赐碑曰‘忠清粹德’。京师人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及葬，哭者如哭其私亲。岭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画像以祀，饮食必祝。”如果说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争议还是对事不对人的话，到了他们的学生，新党与旧党关于变法的争斗彻沦为党争。绍圣元年（1094年），变法派重新上台后，司马光被剥夺名誉，险些被开棺曝尸。到了宋徽宗即位后，经司马光一手提拔起来的蔡京大行党禁，将司马光列入元祐党籍碑。

站在普通老百姓角度，司马光就是大圣人，王安石是盘剥老百姓的大恶人。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给朝廷赚钱而不是富足百姓，而司马光反对的原因是变法扰民。而历朝历代的变法，目标都是为皇帝敛财。

就能力而言，司马光远不如王安石，可以说，王安石的变革与司马光的守旧，从来就不是为了自己，王安石天真，司马光圆熟；王安石想开拓，司马光想守成。都是君子，结果两败俱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