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官媒为山西订婚强奸案集团发声，只可惜却搞错了方向

近日，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这起看似普通的案件，却因为种种细节和争议点，成为了公众审视法治进程的一个窗口。所有官媒都在宣传“订婚不代表性行为默示同意，一旦违背妇女意愿同样构成强奸”，这个观点本身无疑是正确且符合法律精神的，它再次强调了妇女在性关系中自主意愿的不可侵犯性，是对女性权利的有力维护。

然而，在这起案件的语境下，这样的宣传却给人一种方向偏差之感。因为在现代法治观念逐渐普及的今天，大众对于强奸罪的基本构成要件，尤其是违背妇女意志这一关键要素，并非一无所知。人们真正质疑的核心，是在这起具体案件中，究竟是否存在违背妇女意愿的事实。这并非是对法律原则的挑战，而是对案件事实认定的审慎思考。

尽管审判长明确表示本案证据确实、充分，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认定犯罪事实。但从曝光的证据链条来看，仍然存在诸多令人费解和质疑之处。比如，男方对双方是否发生了实质性性行为提出了质疑，而这一关键问题的认定，直接关系到强奸罪的构成。

此外，事后发生的拖拽行为，能否确凿无疑地作为女方事中反抗的证据，也存在一定的争议空间。还有办案人员在鉴定结果未出具的情况下先行报捕批捕，以及案卷材料少报漏报等程序问题，都让公众对案件的公正性产生了疑虑。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回应和解释，仅仅强调法律原则，很难让公众真正信服判决结果，也难以达到通过该案宣传法治的目的。

法治宣传不仅仅是对法律条文和原则的简单灌输，更重要的是通过具体案例的公正处理，让公众切实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在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中，要想真正发挥其法治宣传的价值，就必须直面公众的质疑。相关部门应当以开放、透明的态度，详细解释证据的采集、认定过程，对程序上的疑问给出合理的说明。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公众的疑虑，让公众相信法律的公正，从而增强对法治的信仰。

当公众对案件存在质疑时，官方的回应不应是回避或简单地重申法律原则，而应是深入、细致地剖析案件细节，用事实和证据说话。如此一来，每一个司法案件才能成为法治宣传的生动教材，真正推动全社会法治意识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