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16日下午，中南海怀仁堂。
讨论毛主席悼词文稿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将召开，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的周启才却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电话，让他赶紧来一趟。
人民大会堂的临时办公室里，汪东兴神色凝重地对周启才说出了自己的安排，第一，他要留在这里保护主席的遗体，所以让周启才帮他向华国锋同志请个假，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他无法到场;
第二，关于毛主席的悼词文稿，他看过三遍，认为基本能用，但还有一条补充意见，托周启才转告华国锋同志。
汪东兴口中的“补充意见”，指的究竟是什么呢？
病情恶化，主席辞世1972年2月12日，毛主席又因为肺心病导致的严重缺氧而陷入了休克之中。
据当时在毛主席身边担任秘书的张玉凤回忆，这是她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以后第一次看到毛主席面临生命危险。
毛主席当时已经完全陷入昏迷之中，现场紧张的抢救气氛他是一点也不知道的。
进行抢救时，心脏病专家胡旭军让人把主席扶起来，他一边用手掌有节奏地敲打着毛主席的后背，一边轻声呼喊着，“毛主席……醒醒……毛主席……醒醒……”而其他人也在一旁帮他呼喊着“主席……毛主席……”
虽然在全体医护人员的不懈努力下，毛主席的生命被从死神的手里夺了回来。但经过这次休克，毛主席的身体状况更加恶化。
他的肺心病开始经常性发作，而且听力、视力都产生了很大程度上的退化。
1973年，常年因为读书而用眼过度的毛主席患上了老年性白内障，几乎失明。在看不见的情况下，毛主席批阅文件需要工作人员来朗读给他听，甚至吃饭也需要生活管理员用勺子一口一口地喂给毛主席。
虽然白内障几乎导致失明，但爱读书的毛主席却并没有因为看不见而放弃自己一辈子养成的阅读习惯。
为了满足毛主席“读”书的需求，工作人员特地把当时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的芦荻老师请到中南海来为毛主席朗读古文典籍，至于没那么费解的现代文书籍，则交由毛主席的秘书来为其朗读。
当年8月，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毛主席主持了第一天的会议。
在会议结束时，面对参会代表们经久不衰地掌声，坐在椅子上的毛主席却发现自己站不起来了。
一旁的周总理为了不让参会代表对毛主席的病情太过担忧，连忙说:“主席想目送你们离场。”
听了周总理的话，毛主席也乘势调侃道:“你们不走，我怎么好走啊？”
1974年夏天，由于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中共中央经研究决定为毛主席成立一个包含心血管内科、神经外科、呼吸科等各方面专家的医疗组。
彼时的毛主席，不仅遭受着肺心病和白内障的病痛折磨，而且饭量也大不如前，从之前每顿一二两的饭食，逐渐减少到吃了几口就再也吃不下去了。
但就是这样的情况，在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访华时，毛主席还是决定亲自接见。
会见当天，张玉凤和另一名工作人员一左一右把毛主席搀到接待大厅，毛主席刚坐下还没一会，工作人员就报告李光耀在华国锋的陪同下已经来到。
张玉凤等人赶紧把毛主席扶起来，又退到屏风后面。
毕竟，当时接待外宾需要全程录像，一旦暴露了毛主席已经恶化到需要人搀扶起身的身体状况，难免会给一些居心叵测之人以兴风作浪的机会。
虽然在李光耀到来时张玉凤等人才刚刚把毛主席扶起来，但站在屏风后的她还是看到，站起不久的毛主席在和李光耀郑重地握完手以后又重重地坐在了沙发上。
事实上，所有人都明白毛主席这样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再适合参加外事活动了，而两周后与巴基斯坦总理布托的会面，也成为了毛主席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
当时，毛主席甚至没有站起来，而是全程坐着完成了与布托的会面。毛主席的面容憔悴、行动迟缓，甚至说话时也不断地有口水从嘴角渗出。
他的病情已经严重到，不再适合在公众面前露面了。
进入1976年以后，伴随着周总理、朱老总等人接连离世的打击，毛主席的心脏病病情也不断恶化。
这年6月1日，毛主席突发心肌梗塞，长时间昏迷不醒。
虽然经过医护人员的救治，毛主席很快就恢复了意识，但医生也对中央其他首长坦白地说道:“毛主席的病情不容乐观。”
9月6日，已经因为心肌梗塞昏迷数天、几近弥留之际的毛主席也恢复意识后张口说了几句话。
可因为主席的声音太过轻微，连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无法听清他到底在说什么。看到没人理解自己的意思，毛主席又费力地用手在木板床上敲了几下，并缓缓地伸出了三根手指。
看到主席的动作，一旁的张玉凤很快明白过来，并问毛主席:“您是不是要日本三木的资料？”
原来，这个“三木”指的是当时的日本首相候选人三木武夫，而他能否当选，对改善中日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也正因如此，毛主席才会在弥留之际还关心着三木的选举情况。
1976年9月9日，苏醒了一会的毛主席在听完工作人员朗读的报刊文章后再次睡去，此后再也没能醒过来。
一代伟人就此与世长辞，享年83岁。
悼词的补充意见其实，早在7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就意识到毛主席的病情不容乐观，并开始着手为毛主席准备悼词和身后事宜。
当时，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打电话给秘书局局长周启才，让他一并通知李鑫，火速到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候命，中央有紧急事宜交给他们两人去办。
一头雾水的周启才给李鑫打过电话，两人便第一时间赶到了怀仁堂。
见到周、李两人，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严肃而悲戚地对他们说，中央要向他们传达一项重要任务。
鉴于毛主席的病情，为了预防意外情况发生，他们需要及早做准备。
因此，中央决定要预先准备主席的丧事，并指定由他们二人负责起草讣告和悼词文稿。
这件事情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
听完纪登奎的话，周启才和李鑫两人的泪水几乎湿润了眼眶。
毛主席的病情一直属于高度机密，除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和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其他人一概不清楚。
虽然他们早就知道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可万万没想到，主席的病情已经严重到如此程度。
但事已至此，周启才知道当务之急是完成党中央传达的任务。
于是，二人很快稳定了自己的情绪，开始吃住在怀仁堂正厅，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地进行毛主席的讣告和悼词文稿撰写工作。
连续十数天，周启才、李鑫二人写了改、改了写，饿了就扒拉几口警卫员准备的饭菜点心，困了就躺在沙发上小睡一会，历经几十版的修改，终于完成了毛主席讣告和悼词文稿的撰写任务。
9月9日零时十分左右，毛主席与世长辞的噩耗传来。
汪东兴打电话给周启才，要他尽快赶去会议厅。
听了汪东兴的话，无比悲伤的周启才强忍住几乎溢出眼眶的泪水，稳定情绪拿起文件袋走向怀仁堂的会议厅。
走进会议厅，周启才看到室内一片昏暗，大家皆神色悲戚地坐在各自的座位上，气氛十分低沉。
来到时任第一副主席华国锋的身旁，周启才把装有讣告和悼词文稿的密封文件袋放在他的面前，然后去旁边找了个位置坐下。
华国锋拿出两份文稿，环视了一下会场才开口说话，布置任务。
首先是主席的讣告，今天上午一定要定下来，然后下午对国内外广播。
至于悼词，今天先过一遍，不需讨论，等以后另行时间开会讨论。
随后经过长达数小时的讨论，周启才又一连做了十数次修改，毛主席的讣告《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终于被确定下来，并在当天下午4点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国内外同时进行广播。
9月16日下午两点时分，讨论毛主席悼词文稿的政治局会议召开前夕，汪东兴又一通电话打给周启才，让他赶紧来自己在怀仁堂的临时办公室。
见到周启才，汪东兴神色凝重地对周启才说出了自己的安排。
第一，他要留在这里保护主席的遗体，所以让周启才帮他向华国锋同志请个假，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他无法到场;
第二，关于毛主席的悼词文稿，他看过三遍，认为基本能用，但还有一条补充意见，要托周启才转告华国锋同志。
随后周启问他，他的补充意见是啥？
“我的补充意见，就是要在悼词文稿的适当地方加上毛主席讲的‘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条重要指示。我的意见，在悼词上加上毛主席这条指示，很有必要。”
周启才听完后，立即向他作出了一定转达的保证。
最后的平静来到怀仁堂会议厅，周启才随即向到场的华国锋汇报了汪东兴的补充意见。
另一边，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也陆续到场，端坐在各自的座位上等待会议开始。
下午三点整，会议刚一开始，华国锋就让周启才把汪东兴的补充意见讲出来。
当汪东兴讲完自己的“三要三不要”的补充意见时，大家都表示赞同。
“三要三不要”的指示就这样被顺利加到了毛主席的悼词之中。
在毛主席追悼会完成十多天以后的10月6日，中共中央采取断然措施，拨乱反正，我国历史从此进入了崭新的篇章。
结语作为党和国家的缔造者，全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留下的光辉思想一直照耀着中国人民不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