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95年的罗马帝国，如同那被东西撕裂的巨兽尸骸一般，地中海不再是曾经的内湖，反而成了割裂文明的刀锋。
狄奥多西一世临终前将帝国分给两个儿子的决定，看似是父亲对继承权的一种平衡，实则是这个历经千年的帝国在结构性方面的崩溃之终局诊断——当那中央集权的血管，被地方军阀给割断了，当那些蛮族雇佣兵的血液，反而取代了罗马公民的基因，分裂呀不过是死亡过程里的第一声轻微喘息而已。
权力癌变：分裂的病理切片
狄奥多西的"分家遗嘱"绝非突发奇想。
早在3世纪危机的时候，帝国已然出现了这种情况，即50年之内更换18位皇帝，而且这种乱象不断，行省驻军将领拥兵自立更是成为了一种常态。
到4世纪末期的时候，西罗马军队里，蛮族雇佣兵的数量竟然达到了，总人数的65%，这个比例高得，让人很惊讶。这个时候，东部地区的，希腊化官僚体系还在，很高效地运转着，保障了税收机制能够，平稳地运行。在这个阶段，“蛮族雇佣兵”和希腊化官僚体系”，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这种差异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特别明显且引人关注。
这种军政结构的割裂，在395年，具象化为18岁的霍诺里乌斯坐镇米兰，统治西部；11岁的阿卡狄乌斯驻跸君士坦丁堡，执掌东部。
两位幼帝背后的权臣——西部的斯提利科，与东部的鲁菲努斯——为了争夺伊利里亚军区的控制权，居然放任哥特人阿拉里克在巴尔干半岛烧杀抢掠，而且还亲手将帝国的缝合线扯成了鸿沟。
东西帝国的治理模式差异远超地理分界。
西罗马延续着“用蛮族来管制蛮族”的军事承包制，况且斯提利科本身乃是汪达尔族裔的将领；东罗马则逐步发展起了希腊-叙利亚的文官集团，这个时候，借助《狄奥多西法典》使官僚体系实现了法典化。如此一来，二者在军事与行政体系的构建方面展现出了各异的特点。
这种制度性分裂在408年达到了顶点，而且当斯提利科被霍诺里乌斯处决之后，西罗马便失去了最后一位能够统筹全局的统帅。其实东罗马正在将埃及粮仓的岁入提升至2700万升小麦每年，这样的话，足够维持君士坦丁堡40万人口。
死亡倒计时：西罗马的器官衰竭
476年奥多亚塞废黜罗慕路斯·奥古斯都时，西罗马的实质性死亡早已完成。
其经济心脏，早在429年就被汪达尔人摘除了——北非行省沦陷，这导致罗马城粮食供应减少70%，而且银币含银量从4世纪的5%，陡然暴跌至0.02%。
军事神经系统在451年沙隆战役之后完全陷入了瘫痪状态，而且在埃提乌斯所率领的联军当中，真正的罗马军团仅仅占据着15%的比例而其余的那些部队，全部都是匈人、西哥特以及法兰克的雇佣兵。
蛮族建国浪潮，其实质乃是权力真空的自然填充。486年，克洛维建立法兰克王国之际，高卢地区已然形成了，以主教为核心的自治网络；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更是直接沿用了罗马市政体系；意大利的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竟然保留罗马元老院作为咨询机构。
这些蛮族王国”，非但不是毁灭者，反而是罗马制度的变异延续——克洛维受洗时所使用的礼仪，混杂着罗马执政官就职式与日耳曼战神崇拜。
千年变异：东罗马的细胞重组
君士坦丁堡的存活秘诀在于，其制度所具有的代谢能力。查士丁尼时代的《罗马法大全》，将拉丁法理与希腊文化相互交融；马其顿王朝的军区制（themata），把农兵体系与官僚监察相结合在一起；科穆宁王朝，甚至发展出了如同热那亚-威尼斯那般的商业特许权模式。这种政治上的弹性，使得东罗马在1204年被十字军洗劫之后，居然仍旧能够复国，而且直到1453年，奥斯曼的乌尔班巨炮，竟然才轰开了狄奥多西城墙。
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其自称罗马凯撒’”这一行为，绝非虚假之言。帝国遗产经由四条路径得以完成转移：特拉比松帝国，轻松愉快地延续着希腊正教的血脉，而且直至1461年；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公国，略微保留了拜占庭的宫廷礼仪；俄罗斯竟然接过了“第三罗马”的宣称；威尼斯与热那亚的商站网络，将拜占庭的艺术基因巧妙地注入了文艺复兴之中。
当我们在伊斯坦布尔考古现场拾起半枚5世纪铜币，正面是霍诺里乌斯模糊的侧脸，背面铭文"永恒之城"的字迹已不可辨。
罗马帝国的真正终结，并非是在476年，也并非是在1453年的某一个清晨；而是处在它的制度基因的持续裂变过程之中——西部那军事封建主义，轻轻松松地并且愉悦地催生出了现代民族国家；东部的官僚集权传统，简洁明了地并且轻快地滋养了奥斯曼与俄罗斯帝国。
这种死亡本质上是文明形态的嬗变，就像尼罗河泛滥之后所留下的沃土一般：帝国的躯壳已经腐朽了，但是其政治基因，依然在欧洲议会、俄罗斯的双头鹰徽章、甚至欧盟的官僚体系中，悄然地延续着。
分裂不是终点，而是文明通过自我割裂实现重生的残酷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