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二年（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们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旨在争取成立总工会，维护自身的基本权益。然而，这场运动最终以惨烈的“二・七惨案”告终，震惊了整个国家，成为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中国，一场蔓延于京汉铁路的工人大罢工不仅是劳工运动的高潮，也是那个动荡时代社会各阶层矛盾激化的一个缩影。
在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到工人阶级团结一致，为争取基本权利而奋斗的勇气与决心，同时也能感受到在压迫下的苦难与抗争。这场罢工的发生与发展不仅揭示了中国工人阶级觉醒的过程，并且对当时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深入剖析这一事件的发生背景、发展过程及其深远意义不难看出，工人阶级对于民主与权益的追求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多么重要。
京汉铁路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铁路干线之一，连接了华北与华中，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脉。它的建设始于19世纪末，经历了多次波折，终于在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全线通车。铁路的繁荣并没有惠及工人，反而成为了各个政治势力争夺的焦点。直系军阀吴佩孚对京汉铁路的控制尤为严格，因为铁路的运营收入是他维持政权的重要财源。
民国十二年（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因不满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廉的工资，决定发起罢工，争取成立总工会以维护自身权益。工人们深知，只有通过组织起来，才能更有效地与雇主谈判，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和工资待遇。
民国十一年（1922年）初，京汉铁路在长辛店工会的影响下，迅速在各个站点成立了工人俱乐部，成员数目一度高达数万。没过多久，长辛店的工会便开始着手筹备全路总工会的成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不畏困难，积极努力，最终确立了筹备会议的时间与地点。
民国十二年（1923年）1月5日，经过多方协商，筹备会在郑州如期召开。会议决定在接下来的2月1日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并将这一重要消息及时通告给了京汉铁路局。然而，局长赵继贤却表面上假装同意，但私下却将此事悄悄地告知了军阀吴佩孚，试图扼杀这个孕育的工人组织。
当大会那天，各地的代表与来宾如潮水般汇聚到会场，然而他们的到来却并不是一路顺畅，途中遭遇了军警的围堵。
但工人们并未被惊吓所困，反而激昂奋起，奋勇冲破重重阻碍，群情沸腾地涌入会场，齐声高呼着“打倒军阀”、“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等口号，誓言为工会的成立而奋斗。
面对封建军阀对于民主法治的公然侵犯，工人们团结一心，昭告天下：他们将不懈努力捍卫自己的民主权利。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随着大会的结束，郑州的军警随即封闭了总工会的会所，迫使工人们不得不进行秘密会议，最终决定于2月4日发起全路总罢工。他们提出了明确的口号：“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并要求撤销赵继贤等人的职务，赔偿会议损失等作为复工的条件。工会呼吁全国所有的工人阶级和社会各界同胞为他们的正义事业提供支持。这样的决心，彰显了工人阶级积极捍卫自身权利的决心。
终于，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全体工人整装待发，罢工行动正式开始，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全线客货运都宣告停运，彰显了工人组织的巨大力量。
罢工第二天，厂商与军阀联手，试图强迫工人们复工，但这一切都未能奏效。
经过各方努力，连武汉的各工会也派出代表前往江岸慰问，举办了盛大的集会，会上人山人海，齐声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显而易见，这场运动已经从区域扩散成全国性的斗争，工人的命声引发了广泛的共鸣。
京汉铁路作为南北交通的命脉，其罢工不仅使得吴佩孚的政权遭受重创，还对其经济产生了致命影响。
然而，吴佩孚为了镇压工人的抗争，挥动暴力屠刀，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惨祸。
暴力与恐怖在这一历史节点交错，决斗的号角已然吹响。
在吴佩孚撕开“保护劳工”的面具之后，公然开始对工人运动的压制。刚成立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秘密召开会议，决定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2月4日实施京汉铁路总罢工。
在2月4日当天，总工会发表宣言，强烈谴责军阀的爪牙，郑州军警长官用武力横加干涉、压迫、封闭会场，宣言还要求路局赔偿工会损失，占领郑州工会的军队马上撤出，并且让郑州的地方官员到郑州工会道歉。然而这次罢工宣言更是直接点出吴佩孚的名字，对吴佩孚进行强烈的谴责，这更加促使吴佩孚毫无顾忌地使用武力镇压罢工行动了。
在2月4日中午，根据总工会的命令，京汉铁路总罢工开始，这条贯穿南北的大动脉立刻就停止了流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全国的各个工团发表通电，万恶的军阀和工界势不两立，如果不加以反抗，那么劳动界恐怕永无宁日，同时呼吁全国歌工团给予援助。
直系军阀对京汉铁路总罢工的行为早有布置，在京汉铁路罢工的同时就有两万以上的军警分布于京汉铁路各站，但是参与京汉铁路总罢工的人数之多，远远超过直系军阀的预计。这时候已经离过年不远了，铁路的罢工对交通影响十分巨大，但是吴佩孚的态度丝毫没有软弱。在2月5日，吴佩孚致电湖北和京汉铁路当局，对罢工行为要严加处理，必要时候可以使用武力制止。
有了吴佩孚的命令撑腰，京汉路局和各地的军政当局立即开始了对罢工的镇压行动。在长辛店，京汉路局派人“慰问”罢工的工人，并且督促他们回复工作，想要诱惑长辛店单独复工，但是遭到了长辛店分会的拒绝。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向大总统黎元洪进言，声称长辛店工人和学生联络，竟然敢公然罢工，如果不能迅速制止，恐怕会扰乱大局。请求派兵到长辛店沿路一带，伺机镇压。
在2月6日，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赶到长辛店，要求工人十二小时内复工，对领头的严加查办，如果工人不及时醒悟，一律收缴工资，押令回籍！当晚军警就开始抓捕工会的负责人和积极罢工的工人，一共逮捕了十一人，并且转交到了保定军法处收监。直系军阀的这一行为，引起了长辛店工人们的抗议。在2月7日上午，数千工人手持标语，到第十四混成旅的旅部示威。军队一开始对空鸣枪示威，但是工人们都大呼不退，于是军队就把枪口对准了抗议的工人们，导致数人身亡，数十人受伤被捕，随后军警封闭了工会。
因为京汉铁路总工会迁到了汉口，因此武汉三镇是吴佩孚镇压罢工的重点区域。2月6日，湖北督军萧耀南接到吴佩孚的电报，如果工人不服劝导，马上使用武力制止。萧耀南立即布置军队行事，并且让张厚生在2月7日派人到总工会声称谈判。
在2月7日下午5点左右，工会代表正准备去谈判，走到半路就听见枪声。张厚生带着两个营的兵马分三路包抄了总工会，当场有三十多名工友被乱枪和马刀打死，二百多人受伤，六十多人被捕。张厚生逼迫江岸分会的委员长林祥谦，让他下“上工”的命令，被林祥谦拒绝，张厚生就把林祥谦斩决，把首级挂在车站电线杆上示众。
关于这次血腥的镇压，使得武汉三镇处于一片恐慌的气氛之中。萧耀南则对外解释，称京汉铁路的罢工是由奸人指使，别有阴谋。匪徒挟持工人，阻止行车，并且用枪射击军警长官，军警不得已开枪格斗，最终击毙匪徒多人，工人们被解救出来后，愿意照常工作，地方安静如常！
不光长辛店和江岸，在郑州、彰德、顺德、高碑店、保定……等地都发生了镇压行动，根据不完全统计，这次镇压一共造成五十一人遇害，包括直接遇害和冤死在监狱里的，受伤的工人数百，被捕六十多人 ，遭开除的工人多达一千多人！
吴佩孚
那些为了争取权益而敢于发声的工人，在这一切的血雨腥风中，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在惨案发生的同日，中共中央紧急发表对外声明，强烈谴责吴佩孚的凶狠行径，指出他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更是整个追求自由人民的敌人。中央呼吁全国人民应与工人阶级紧密团结共斗，誓言一起打倒这个屠杀无辜工人的军阀。而全国其他团体、各工团也纷纷给予了京汉铁路工人积极的支持，共同响应罢工的号召。
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帝国主义与军阀再一次发力，计划着如何继续实施血腥镇压。在此高压之下，为了保存实力，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武汉工团联合会终于以慎重考量，不得不发出复工令，劝告工人忍痛复工！
最终在2月9日，工人们带着无比沉重的心情忍痛复工，虽说他们并未放弃奋斗的意志，但终究在现实面前感受到无奈与悲愤。
这一场在京汉铁路上展开的工人大罢工，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觉醒的一个里程碑，更是对当时国民政府压迫与束缚的有力反击。它不仅推动了社会各阶层对工人权益的关注与重视，也为日后的中国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
“二・七惨案”的发生是由吴佩孚下令镇压的，是中国劳工运动史上最大的悲剧，也使得吴佩孚在社会中的声望极度下跌。“二・七惨案”也可以当作直系军阀在政治上走下坡路的一个开端。
“二・七惨案”不仅是工人运动的悲惨一幕，更是中国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工人们为争取基本权益而付出的代价，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这场惨案不仅让工人们的斗争陷入低潮，也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困境和呼声。
“二・七惨案”之后，工人运动一度陷入低潮。许多工人因恐惧而不敢再参与抗争，工会组织也遭到重创。然而，这场惨案并没有就此被遗忘。它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深思，许多人开始反思工人运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这一背景下，工人运动的支持者们开始积极呼吁工人团结起来，争取更为广泛的社会支持。工人们的斗争不仅关乎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更关乎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变革。正是这次惨痛的教训，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团结与抗争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及其后续的“二・七惨案”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更是中国工人阶级为争取自身权益而奋斗的缩影。它提醒人们，工人阶级的团结与抗争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尽管遭遇了惨痛的代价，但工人们的勇气和坚持最终将会为后来的斗争铺平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