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谈判过程中，苏联提出与中国缔结条约的顺序是：太平洋公约——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对华信用借款协定，在太平洋公约实在不能缔结的情况下，再考虑订立中苏互助条约。
缔结太平洋公约因美国拒绝加入而作罢。
《借款条约》的实施《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国民政府下一步要求实现的就是苏联兑现对华信用贷款和订立《中苏互助条约》，将与苏联的准同盟关系转化为正式同盟关系，并用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
蒋介石的想法是将两者同时解决，即在签订借款协定时，订立互助条约。因此在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天，他召见即将赴苏的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指示他除争取苏联物资援华外，主要“为促进苏联参战，所谓促成互助协议是也”。
遵照蒋介石的指令，从中国军事代表团（对外称“考察苏联实业团”）赴苏开始，南京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在与苏联洽谈军事援助的同时，努力争取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促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
由于苏联不同意将贷款协议与互助条约联系在一起解决，首先签定了贷款协定。
王鑂
中国军事代表团一行十余人，其中包括中央执行委员张冲、洛阳航校主任王叔铭等人，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9月8日抵达莫斯科。
代表团到达之前，陈立夫在南京即已与鲍格莫洛夫就贷款问题达成协议，苏联贷款1亿中国元，用以购买苏联飞机200架，坦克200辆，中国以3/4的金属和1/4茶叶及其他货物偿还。债务从第二年起，5年还清，细目由杨杰到莫斯科商定。因此，杨杰在莫斯科的谈判进行得十分顺利，气氛也非常友好。苏方“对于所需各物，尽量一次给予，且开价极低，一切愿望中国胜利之热诚处处表现”。
杨杰这次军购量超过了原定款额1亿元，计华币1.6亿元，苏方出售重轰炸机70架、驱逐机165架以及其他军事物资，王叔铭等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0月下旬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2月中旬将订货接收完毕。
从后来结算的情况看，这次军购所用款项被纳入了随后签订的苏联对华信用借款协定，没有单独签订借款合同。
苏联借给中国多少钱？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3月1日中苏在莫斯科签订《关于实施五千万元美金信用借款条约》，这是苏联第一次对华信用借款。该约规定，苏联对华借款5000万美元，中国用以订购苏联各种工业品和工业设备（指飞机、坦克、大炮等军事物资和装备）。
信用借款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0月31日起算，年利3%，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0月31日起算，5年内还清，每年偿还1000万美元及使用款项利息。
借款与利息，中国以苏联所需之物产和原料偿还，按苏联所开具的清单供货，主要有茶叶、皮革、羊毛、锑、锡、锌、镍、钨、丝、桐油、药材、紫铜等。苏联货物在苏联边境向中国交付，从交付地点起至目的地运费由中国负担。中国货物在苏联边境交付，货物送达苏联边境的运费由中国从信用借款中拨付。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7月1日在莫斯科商定第二次苏联对华信用借款条约——《关于实施五千万元美金信用借款条约》。条约规定，苏联政府借予中国政府5000万元美金，以便中国政府购买苏联工业产品与工业设备，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7月1日算起，年息3%，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7月1日起，5年偿还，每年偿付1000万美元以及借用款项之利息。双方货品交接地点、付费方式与第一次信用借款一样，中国偿付货物品种与第一次基本相同。
以上两次借款条约签字日期均为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8月11日，中苏签字人分别为杨杰和耿精·赛苗·格利格来维茨，之所以推迟签字是因为杨杰在条约议妥时尚未奉到全权证书。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6月13日孙科与米高扬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关于实施一万万五千万元美金信用借款条约》，即第三次苏联对华借款条约。依约，苏联对华借款15000万元美金，借款使用办法和还款方式与前两次相同。借款自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7月1日起息，自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7月1日起10年还清，每年偿还1500万美元，利息自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7月1日起付，为每年实际使用借款之利息。
这三次苏联对华借款总额2.5亿美元，利息低，偿还时限长，条件十分优惠。但由于苏德战争爆发，第三次借款只动用了四批，中国实际使用了共为1.7亿美元。这是抗战前期中国最先从外国得到的宝贵援助。
《中苏通商条约》
贷款协定谈判进展很顺利，中苏于6月13日和16日分别签订了借款条约和《中苏通商条约》。
孙科对自己的这次出访评价很高。他归国后说，从莫斯科得到的1.6亿卢布的贷款，按国际价格，相当于4亿卢布，因为苏联给中国订货所定的价格特别便宜。例如，每架飞机的价格折算成美金仅3万元，装备每一个中国师的费用仅合中国货币150万元。这些条件都是由斯大林元帅和蒋介石委员长互通电报商妥的。
《中苏通商条约》规定，两国贸易彼此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除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卫生、文物、艺术品，以及白金、黄金和白银等统制品外的各种土产与制造品，“不得设立不适用于来自任何第三国输出之同样货物之任何禁令或限制”；商约附件规定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处的地位，苏联商务代表和副代表享有苏联外交人员的一切权利与优遇；苏联得在天津、上海、汉口、兰州设立商务代表处分处。
此前中苏已经开始了以战略物资换取军火的大宗贸易活动，已经达到相当高的贸易级别，商约和附件只不过将两国贸易进一步规范化而已。
第一次请求苏联参战抗战全面爆发的第二天，蒋介石就指令孙科和王宠惠与苏联速订中苏军事互助协议；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又召见即将赴苏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指示他除争取苏联物资援华外，主要是力促苏联参战。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9月8日杨杰到达莫斯科后，先是作为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与苏方洽谈信用借款和购买军火的具体问题，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出任驻苏联大使直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4月，他在莫斯科期间所负的重要使命，就是游说苏联领导集团同意出兵，与中国缔结互助同盟条约，谋求与苏联建立抗日军事同盟关系，共同抗击日本。
杨杰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1月1日，杨杰同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作了长时间交谈。当时全面抗战已经开始，淞沪会战正紧张进行，杨杰迫切要求苏联能对日参战。他说，若中苏人民共同努力就能给日本以狠狠的惩罚。伏罗希洛夫回答说，苏联有很多敌人，东方的和西方的。同时对两个敌人作战，我们还没做好准备；但我们将很快做好准备。
杨杰遂将问题集中在淞沪会战上，他说日本向上海调集了15个师，想在10天内拿下上海，但它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的力量。日本将自己全部最好的军队都投入了这场战争。现在只要给它以足够的不太大的进逼，恫吓一下日本，就是帮助了中国。伏罗希洛夫答应向苏联政府转达。
杨杰转达了蒋介石和中国政府希望得到苏联援助的迫切心情，中国将顽强抗战，但希望苏联参战。“如果你们确实还没有对日作战的明显理由，那我们对你们已给予的支援表示感谢，并请今后继续给予物质援助，因为战争是长期的——不少于3年”。
11月11日下午，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接见杨杰和张冲，双方进行了长达4.5个小时友好而坦率的谈话。
斯大林对中国的情况极其关心，仔细询问了中国抗战形势、军事工业和各个政治派别的情况，建议中国建立重工业和军需工业，表示愿意援建大炮工厂和援助飞机发动机，使中国能月产飞机300架；并帮助在陕西、四川、新疆生产汽油，全力帮助中国抗战。
就苏联参战问题，斯大林说“苏联现在还不能开始对日战争”。但“若日本开始战胜，苏联必开始参战”。这是斯大林明确的许诺，也是杨杰这次出使取得的最重要的收获。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
在这次谈话中，斯大林还告知杨杰，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和武官列平因发回错误情报（中国国防不值一提，上海坚持不了两周，中国抵抗超不过三个月，蒋介石在动摇）而被召回；鲍格莫洛夫是托洛茨基分子，已被逮捕；苏联将另派大使和武官，以此表示对蒋介石的高度信任。
所谓“若日本开始战胜，苏联必开始参战”，当然是指在关键性的大战役中日本取胜时苏联参战，蒋介石对斯大林坚信不疑，认为他一定会兑现对日本作战的承诺，后来每当战场上受到一次严重挫折，蒋介石都急切地要求苏联履行承诺，参加对日战争。
第二次请求苏联参战11月下旬，太原和上海相继失陷，南京危在旦夕。按斯大林的许诺，正是苏联对日作战的时机。蒋介石连电杨杰，催问友邦出兵何时实现。张冲致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电报说得更加明确：“中国单独苦战已至艰险之境，敌军已迫近南京，只一百公里，种种情形已达公等出兵之条件，万恳从速出兵”。
随后，蒋介石给斯大林写了封亲笔信。为解燃眉之急，这封求援信先在11月26日以电报发出。为表示郑重，11月30日蒋介石又以亲笔信函的方式寄往苏联。他还电问杨杰，能否争取苏联十日内出兵。
为尽快落实蒋介石的请求，国民政府决定派立法院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孙科访问莫斯科。27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致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加里宁，指明孙科前往讨论的是“中苏极其关注的问题”，以引起苏联的重视。
王宠惠
而在这期间，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作中间人，转达日本诱降阴谋：以中国接受“共同防共”为条件，与中国“议和”。外交部长王宠惠将日本的条件和中国拒绝情况及时通报苏联临时代办，以表明中国坚决抗战、坚决执行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决心。这一切表明，南京政府为争取苏联对日参战做出了最大努力。
但斯大林并没有兑现承诺。
12月6日，斯大林与伏罗希洛夫致电蒋介石，答复他11月30日的亲笔信。电报说：假若日本不向苏联挑衅，苏联即刻出兵，将被认为是侵略行动，国际舆论将改善日本的地位。只有在九个公约国中的主要国家“共同应对日本侵略时，苏联就可以立即出兵”。
当时华盛顿会议的九个公约国约定在布鲁塞尔开会，作为九个公约国之一的日本竟不派代表参加，英、法、美等国并没有应对日本侵略的切实表示。
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改变了苏联出兵的前提，即不是以中国的危亡为前提，而是以日本是否进攻苏联和国际环境为前提，亦即以苏联的利益为前提，实际上较他原来的承诺后退了一大步。
为进一步解释苏联立场，同一天李维诺夫会见中国大使蒋廷黻，伏罗希洛夫会见杨杰。
蒋廷黻
李维诺夫对蒋廷黻说，苏联是否对日本作战，关键在美国、英国与法国，而美国在短时间内决不能前进。苏联东敌日本，西敌德国，“盖俄西部比远东更为重要，倘英法美不动，俄将陷于孤立，以俄独挡日德，势不可能。”
蒋介石的满腔希望就这样被李维诺夫的几句话拒绝了。
伏罗希洛夫则从军援的角度支持中国坚决抗战到底。对杨杰表示，苏联将尽一切力量，从武器到技术增加对华武器援助，他还提出苏联想给八路军野炮24门、防战车炮20门、机枪60架、战车15辆、飞机10架，如“钧座许可，即赠与”。这是苏联在抗战期间首次提出对中共援助问题。
从参战到订立盟约在会见李维诺夫之前，蒋廷黻已经察觉到苏联出兵的承诺并不可靠。
他发给行政院长孔祥熙的电报说，苏联新任驻华大使月中即可抵华，必携带具体方案。他提醒政府注意，“军国大事不能专凭口言，必须订有盟约，始足取信”，建议苏联大使履任后，向他提议缔结盟约。南京政府采纳蒋廷黻的建议，待机向苏联正式提出订约问题。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卢干滋履职，南京政府依此为契机加紧争取与苏联建立军事同盟。
蒋瑞元
当时南京政府对苏联的外交文件表明，蒋介石采取了两个步骤：第一步，在政治上与苏联进一步靠近，争取更多军援，先在事实上形成中苏结盟关系；第二步，等待适当机会与苏联结成正式军事同盟。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底卢干兹到达武汉，次年初孙科出访苏联。
国民政府通过在华的卢干兹和在莫斯科的孙科向苏联领导人反复传达了以下信息：一、中日战争原因之一是中国拒绝了日本反苏的要求，坚决执行对苏联的友好政策，也就是说，中国坚持抗战是对苏联尽国际主义义务；二、中国坚持抗战到底，决不妥协；三、日本进攻中国是它的次要目标，进攻苏联才是根本目标；四、在日本进攻中国期间，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是最好的时机，如果日本战胜中国，它将利用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人力进攻苏联，苏联将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五、无论任何时候日本进攻苏联，中国都站在苏联一边，同日本作战；六、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抗战将遭到失败，要求苏联给予更多的武器、技术人员、军事顾问的特别援助。
在行动上，国民政府也是完全按传达给苏联政府的信息做的，真诚地希望斯大林体谅中国的困境，与中国结成军事同盟。
第三次请求苏联参战卢干滋到达中国时，蒋介石正在武汉筹划武汉保卫战。
12月28日蒋介石在武昌会见卢干滋，要求他转告苏联政府：当前的形势是，“‘如果苏联不公开用武力援助中国’那么中国必败。现在日本已在华北建立了一个伪政府，另外又力图以廉价条件向中国提出停战讲和。因此，中国舆论界特别是知识分子中间有一种情绪开始日盛一日：既然苏联出兵是没有根据的，那么中国败局已定，最好还是支持亲日派政府”。
孙科
这段话向苏联暗示，如果苏联不出兵，中国有可能出现第二个“满洲国”，将从根本上改变苏联东方的战略态势。在莫斯科，孙科则遍访苏联党政军最高当局，极力游说苏联参战。“他向斯大林表达了希望苏联参战的殷切之情，同时强调，中国政府并不坚持、但认为苏联参战是非常必要的”。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2月初，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共同会见了孙科。这次会见从中午12点谈到次日5：15。当晚，宾主在莫洛托夫家共进晚餐。会见临结束时叶若夫和米高扬也参加进来。会谈气氛极其友好，用孙科的话说，是“以革命同志相待，推心置腹，畅言无隐”。
但斯大林并没有答应孙科的出兵的要求。
这次斯大林拒绝出兵的理由为两点：第一，苏联参战将恶化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将失去利用其他国家援助的可能性，其中的某些国家可能会投向日本。这一条与他对杨杰说的基本相同。第二，尽管日本企图破坏我们的边界，但毕竟没有进入我们的领土。因而，我们对日宣战将被看作侵略行为。在日本民众中将激发日本军阀想制造的爱国主义情绪。
这两条与他给蒋介石的答复基本相同。斯大林的这次答复还透露出一个信息，如果日本进入苏联领土，它就有理由参战。国民政府遂据以实行待机拉苏联参战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