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卫反击战后“两山轮战”的启动
20世纪70年代中期，越南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抗美战争，终于实现国家统一。然而，从战争中胜出的越南，却在随后的国际外交政策中迅速将矛头对准了曾在抗美岁月中向其提供大量援助的中国。随着苏联与越南关系的日益密切，越南逐渐将中国定位为“头号敌人”，并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逐步施行对华敌对政策。
1979年之前的几年里，越南对中国边境地区不断发起挑衅。越军侵占了中越边界沿线的部分中方领土，并对中国广西、云南等地的边防村庄进行袭扰。许多中国边民的房屋被毁，村庄屡屡遭到越军越境抢劫甚至纵火，造成大量财产损失。更令人发指的是，部分越军越境杀害无辜民众，对边疆和平安宁构成了严重威胁。
为了回应越南的侵略行为，捍卫国家主权与边疆地区人民的安全，中国决定采取军事行动进行反击。1979年2月17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在中央军委的命令下展开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根据战役部署，中国军队出动了120多万大军，依托两翼齐头并进的作战模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越军前线发动全线进攻。战斗从一开始便呈现出激烈的态势，数十万解放军与越军在高山密林间展开交战。从广西的东兴到云南的河口，双方打响了多场规模不小的战斗，其中谅山和同登的争夺战尤为惨烈。
面对解放军的强劲攻势，越军很快陷入被动局面，其在边境的防线接连失守。与此同时，中国军队贯彻了精打速决的作战方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攻占了越南北部数十座县城和村镇，迫使越军全面退却。战斗期间，解放军摧毁了越军大量的军事设施，并对其后方补给线实施了有效遏制。特别是在谅山战役中，中国军队成功拿下了越南北部这一军事重镇，进一步巩固了战场的胜局。
1979年3月16日，在完成既定的作战目标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陆续从越南境内撤军，迅速回到国内防线。撤军标志着自卫反击作战的正式结束。
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让中国军队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战果，但这场战争并未完全终结中越边境的动荡局势。战争表面上的平息不过是暂时的。自反击战结束后，中越两国在边境沿线地区仍然频繁爆发小规模摩擦和武装冲突。
从1984年4月起，一场更为旷日持久的边境争夺战正式拉开序幕，其焦点集中在南疆的老山和者阴山两个关键阵地。老山位于云南文山州麻栗坡县附近，是中越边境的战略要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控制边防地区的咽喉所在。者阴山则与老山相距不远，同样是对双方具有重要意义的制高点。在越军的地缘视角中，老山地区是窥视中国的重要窗口，而中国军方则将其视为国防南疆的屏障，严防死守不可轻易失守。正因如此，中越双方都将其列为焦点目标。
双方对于老山和者阴山的争夺，演变成了一场持久的阵地战，这场被后人称为“两山轮战”的战斗长达六年之久。中国军队采取了轮换作战的方式，各大军区的部队交替上阵，接防该地区。这样的安排一方面为了分散战斗损耗，另一方面也是一次实战锻炼，将南疆边陲变成了全军训练的“实战课堂”。
越军炮兵弹药短缺的战术调整
1984年8月10日，中国技术侦察部门截获了一份关键情报。这份情报显示，越南方面对其炮兵的射击有了新的限制。这些限制具体包括：越军炮兵除非侦察到中国军队有“50辆车或200人以上的大规模集结”时，不得随意开火。
此前，中越边境的交战中，越方炮兵袭击频繁，几乎任何发现的可疑目标都会被打击。但此次出现的变化，却让中国方面认为越军有可能在主动收缩战场，寻求形式上的“降温”。从种种迹象来看，昆明军区前指认为敌军是在有意减少冲突，从而降低前线对抗升级的风险。
这一判断实际上是最大的战略误判之一。据后来的事实表明，越军对炮兵使用的限制并非和平意图的流露，而是一种迫于弹药短缺的无奈之举。越南在历年的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但其国内生产能力却始终被拖入困境。到1984年，越军的后勤补给线正面临严重压力，尤其是炮弹的供应早已无法应对长期的高强度消耗。因此，对于越军来说，节约炮弹是维持其阵地战斗力的迫切需要。
出于对情报的误判，中国昆明军区前指迅速作出决定，选择“响应”敌军的“降温”态势。在这种判断下，我军实施了严格的炮火管控政策。这一政策直接影响了第11军第32师接防老山后的火力使用。具体而言，85毫米以上口径的大型火炮需在射击前向“军炮兵指挥所”请示，诸如122榴弹炮和152加农榴弹炮更需报上至军区前指审批后方能使用。而在常规战斗中使用的小口径武器如82迫击炮、82无后坐力炮等，也被设定了每日的发射上限，最多200发，超出限额时仍需审批。
这样的管控极大限制了前线的火力输出。与14军之前的炮火覆盖形成鲜明对比，32师发现自己一旦开火，需等待从下至上的多层审批，前沿部队的反应速度被迫降低。表面上看，这种策略似乎是顺应敌军降温的需要，然而事实却是：越军很快察觉到我军火力严重受限，于是大规模恢复对我军阵地的炮击。
### 严控炮火与越军态势的逆转
昆明军区前指在情报误判下推进的严控炮火策略，与此前我军猛烈火力压制敌军的优势手段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此之前，以第14军为主的我军，凭借强大的火力打击对越军形成了明显的威慑，尤其是在7月12日的老山阻击战中，以一天超过4万发的惊人炮弹消耗量，彻底摧垮了越军在前线的部分顽固阵地。
接替作战的第32师却在“节约炮弹”的严控令下，无法继续延续这一战术优势。其每日仅被允许发射200发小口径炮弹的限制，使前线官兵感到犹如被绑住了手脚。更糟糕的是，这些小口径炮弹的威力有限，无法有效摧毁越军的纵深阵地和重型火力点。在敌军猛烈攻势面前，我军守卫士兵的压力倍增。
越军很快察觉到我军炮火压制强度的显著减弱，随即调整战术，抓住机会强化攻势。他们的反应迅速且精准。越军并未再将兵力和火力分散于大范围内，而是选择集中资源，对我前沿阵地进行高强度、持续性炮击，将目标锁定为我军的步兵防御设施和明显的人员活动区域。
直到1984年8月24日，昆明军区通报了第11军第32师自接防以来的战果与战损详细数据：在短短20个昼夜的作战中，32师毙敌181人，摧毁越军各类火炮14门、车辆3辆。然而，这些战果的取得并未让人感到轻松，因为代价同样不容忽视。
在这段时间里，32师共有129名官兵伤亡，其中68人直接因炮击而牺牲或受伤，其他损失则主要由地雷伤害和零星冲突造成。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是在阵地线上与敌人顽强对抗的前线将士。在伤亡数据中，因敌方炮击造成的比例高达52.7%，而反击和防御战斗中的步兵死亡率远超预期，这直接引发了一线部队的强烈不满。
在双方炮战中，越军的策略逐渐起到了对我军压制效果。面对固定的反应审批过程，我军无法及时用重型火炮回击，频频错失歼灭敌军更大兵力的战机。敌军的炮击开始有恃无恐。有的夜间炮击直接打到我步兵营地，迫使大批战士改变宿营地点；有的白天炮击则专门对准正在构筑掩体的作业点，使得原计划迅速加固阵地的工作被迫中断。
战士“流血不是水”的控诉
随着战斗的深入，伤亡的进一步扩大，不满情绪开始在第32师内部蔓延。身处阵地前线的将士们目睹同袍由于敌军越来越猛烈的炮击而伤亡，却始终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火力支援，这种情绪已经无法掩盖。步兵们的防御阵地多次被密集的炮火摧毁，每一次重修都意味着更大的危险。
32师师长刘玉尊对此感到尤为痛心。他亲眼看到这些士兵在阵地展开时的英勇表现，同样也面对各类战斗简报中不断攀升的伤亡数字。在一次作战会议上，当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到前线视察，了解战斗中的实际问题时，刘玉尊师长发出了令人难忘的控诉。他声音低沉却充满力量地说道：“战士们流的是血，不是水！”
同样，这番话很快在军区内部传开，引发了颇多关注，但也招致了微妙的后果。由于其言辞直接点明了战斗决策中的问题，刘玉尊原本即将获得的副军长提拔被悄然撤回。而几乎整个32师领导班子中的其他人，也因不同的形式受到打压。持不同意见的军官要么晋升无望，要么被调兵遣将，冷淡处理。
参考资料：[1]潘凯恩.重返历史现场——对越自卫反击战35周年[J].社会观察,2014(3):75-77
延龄客
这是哪里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