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7日，南京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发布的一则公告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公告显示，某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杨某因违规领取工伤保险供养亲属定期待遇，需退还263099.4元。这起涉及高龄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险追缴案件，折射出社保基金监管体系的深层运行逻辑。
一、事件核心脉络梳理 根据公告披露，当事人杨某1931年9月出生，现年94岁，属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其违规领取待遇的起始时间为2008年10月，终止于2021年4月，时间跨度长达12年6个月，累计150个月，月均违规领取金额1754元。南京社保中心要求其30日内退还全部款项，或签订分期还款协议。
值得关注的是，杨某违规领取的并非基本养老保险金，而是工伤保险供养亲属定期待遇。这种待遇的发放对象应为工亡职工的直系亲属，需满足特定供养条件。作为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仍在领取养老保险待遇，却同时享受工伤保险供养待遇，这明显违反了社会保险制度的"一人一待遇"原则。
二、制度漏洞与监管盲区 从2008年至2021年的超长违规时段观察，暴露了社保经办系统的多重监管漏洞。首先是待遇发放环节的审核缺失，工伤保险待遇与养老保险待遇分属不同系统，缺乏跨系统数据比对机制。其次是动态管理机制不健全，工伤保险供养待遇本应定期复核供养资格，但长达12年未进行资格核查。
更具典型性的是待遇领取主体的特殊性。作为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杨某的养老保险待遇发放系统与工伤保险系统存在信息壁垒。这种部门间数据孤岛现象，使得跨险种、跨系统的异常领取行为难以及时发现。
三、法律框架与追缴依据 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八条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本案虽未提及行政处罚，但26.3万元的追缴金额已形成实质性惩戒。
值得注意的法律细节在于，公告未明确界定杨某行为的主观故意性。根据社会保险稽核规程，无论是主观冒领还是客观误领，只要不符合待遇领取条件，都构成不当得利。这种"结果导向"的追缴原则，体现了社保基金管理的刚性特征。
四、历史案例对比研究 2019年浙江某市曾发生类似案例，退休教师王某冒领亡夫工伤保险供养待遇达8年，累计金额18.6万元。与南京案例相比，两地处理方式呈现趋同性：均采用公告催缴方式，给予分期还款选项，但浙江案例附加了3万元行政罚款。
跨案例分析显示，工伤保险供养待遇冒领具有三个共性特征：待遇领取期限长（普遍超过5年）、涉案金额大（多在10万元以上）、发现时点滞后（通常因系统升级或数据比对才发现）。这些特征凸显了社保信息共享机制建设的紧迫性。
五、人性化追缴机制解析 南京社保中心在此次处理中展现了柔性执法智慧。允许分期还款的政策设计，既维护了基金安全，又考虑了高龄当事人的偿还能力。参照《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第二十四条规定，社保经办机构可与当事人签订书面还款协议，最长分期期限不超过24个月。但公告中"30日内退还或签订协议"的表述，为特殊个案处理预留了弹性空间。
这种刚柔并济的处理方式，平衡了法律严肃性与人文关怀。对于90岁以上高龄当事人，分期还款机制能有效避免因强制执行引发的社会风险，体现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温度。
六、制度完善路径探索 该案暴露出社保基金管理的三重改进空间：首先需建立跨险种数据共享平台，打通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等信息壁垒；其次应完善待遇领取资格动态核查机制，特别是对高龄领取者设置自动复核程序；最后要健全法律告知制度，在待遇发放时明确领取条件与法律责任。
技术层面，可借鉴浙江省推行的"社保待遇领取资格静默认证"系统，通过大数据比对自动识别异常领取行为。制度层面，建议建立社保、民政、公安等多部门联合认证机制，从根本上消除信息孤岛。
七、社会启示与制度反思 此案给予公众三个重要警示：其一，社保待遇具有严格的身份属性，不可交叉重复享受；其二，历史违规行为不会因时间流逝而免责；其三，社保基金监管正在向智能化、精准化转型。对于参保人而言，定期自查社保待遇领取情况已成为必要义务。
更深层的制度反思在于，我国社会保险体系正从"粗放管理"向"精细治理"转型。截至2023年末，全国社保基金累计结余7.8万亿元，如此庞大的资金规模要求建立与之匹配的现代化监管体系。本案揭示的不仅是个体违规问题，更是社保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命题。
结语： 南京26.3万社保追缴案件犹如一面多棱镜，既折射出制度执行中的漏洞，也映照出监管体系的进步。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社保基金安全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这起跨越12年的追缴案件提醒我们：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既需要刚性监管筑牢防线，也离不开每位参保人的自觉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