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间,天津依国民党政府颁布的《特别市组织法》的规定成为特别市,市政府也很快组织成立,市长由南廷献担任。成为天津特别市的津市市府,一面积极拟定与河北省市划界方案,一面声明在未定案以前,所有津市行政区域,暂以旧日的东西南北中五个警察署和三个特别区为范围。
暂定的这个津市范围,区域只有区区的33平方公里,显然满足不了一个大城市各方用地的需求,于是提出一个划界主张:拟将河北省的天津全县及宁河半县,静海、沧县若干部分,宝坻的一角,即东至塘沽大沽,南逾岐口,北逾汉沽,西将杨柳青良王庄至陈唐庄的津浦路支线,均划归天津特别市管辖。若按此方案,津市的面积将扩大至3750平方公里(天津、宁河、沧县、静海、宝坻系民国年间河北省的五个县,其中沧县于1937年6月与盐山县二县被析置为新海设治局)。
其中关于天津县是清雍正三年(1725年)天津直隶州设立,标志着天津第一次有了地方政府。设立天津州的同时设立了天津县,管辖今天天津环城四区和滨海新区海河以南地区。
此案一经提出,即遭河北省的反对,认为津市要求的区域过大,不能接受,于是推定河北省民政厅厅长孙奂仑及李鸿文、温寿泉等组成划界委员会,负责与天津特别市商谈划界事务。1928年11月27日,孙奂仑等划界委员带着河北方面的甲.乙两个方案赴津。甲案为津市的区域照旧五警察署,三个特别区,及原拟创设的谦德市,并与将来收回的租界,为天津特别市的管理范围;乙案为:如果津市坚持必须扩大区域时,河北方面可将西南推展至外堤为界,南以沿津浦路陈唐庄支线外的围堤为界,东南以张大庄贾家沽道的天然河沟为界,东以万新庄东局子至南淀西边为界,北以赵立庄穆家庄永定河故道杨家嘴为界,西以杨家嘴小稍直口至外堤为界。按河北省所提乙方案,比甲方案约大四倍,较之津市原公布的城厢地方约扩展125平方公里。但天津特别市对河北方面的两个方案均感不满意,坚持要按津市的主张划界。
1929年1月23日,津市各主要报章都刊登了天津特别市的扩区计划,遭到计划被扩地方民众的激烈反对。天津县白塘口村民范从周首先代表村民向河北省府递交了请愿书:“窃公民等近见报载市县区域之划分,意见分歧,莫衷一是。查市之组织,原以为商务繁盛,或商务非常繁盛,而有普通市与特别市之设立。至附近市区乡村之居民,大半辛苦耕耘,求生畎亩,原系农村,自不能划入市区,以重其担负。今天津城区,乃通商巨埠,著名大邑,商务殷繁,居民富庶,自当划为特别市,设市府以统筹全市之发展;若四乡居民,大半务农,勤劳终岁,难获温饱,倘划归市区,非特名实不符,而乡民亦无有担负一切建设之能力,故公民等以为天津特别市之管辖区,宜以城厢警察东西南北中五大区,及特别一二三区划归之,而以英法日意各租界为其预备管辖区域,至四乡地方,仍由县政府管辖,庶名实相符,事理不背,舆情亦自允洽矣。所有市县区域,宜妥为划分以洽舆情,而恤民艰。”
天津县葛沽村民夏松年也反映说:“……今天津城区地方,商务繁盛,其应归市政府管辖无疑,若四乡地方,贫苦异常,依旧农村状况,既无市之资格,更何有特别市之资格;今者遽为划入,不特名实不符,难洽舆情,且恐加重乡村担负,小民生机反有日蹙之虞,所以天津乡村地方未便划入市区者此也。”天津县西乡杨柳青镇及王庄村民石作藩等也作反对状:“自改政以还,试行新治,天津地方,设为特别市,而市县区域划分问题,因之以起。
据报端所载,迭经各政治家法律家研究意见,发挥理由,阅时数月,未能决定;诚以兹事体大,非审慎周详,难得适当也。代表等愚昧,窃以为划分问题,宜审慎地势,斟酌民情,方能权衡适当,名实相符。代表等生长斯土,见闻较确,有不得不陈述所见以备刍荛之采者。查地方新制,于县区域外,设有市与特别市二种,溯其取义,则以商务兴盛户口殷繁者为市,商务兴盛,户口殷繁,而又在省治或通商巨埠者为特别市,反此,则无与特别市之资格可知。天津城区,商务兴盛,户口殷繁,且为北洋通商大埠,其应归特别市政府管辖,固无疑义;至于四乡各村,距津十数里,以迄数十百里,蚩蚩者氓,率系胼手胝足,务农为业,其人力财力,纯然农村状况,不但无特别市资格,即市之资格亦殊不合。且各村皆以农业为本,一切社会组织,经济原则,均极简薄,数月以来,群意惶惶,深恐划归特别市区域,他效未睹,首先加重负担,则市政之效果难收,小民之生机反蹙,于国于民,两无裨益。揆之地势,证之民情,既属如斯,若将四乡地方勉强划人,名不符实,于义何取?伏查天津精华,萃于旧城厢内外,特别市范围,自宜就城厢内外规定,可参考警察原设东西南北中五大区,及特别一二三区为其管辖区域,此外如英法日意各租界地,密迩城厢旧址,俟将来收回,亦划归管辖。至于四乡地方,适合农本政治,应仍照旧章,隶于县政府管辖,庶能循名核实,于地势民情两得其宜。”
此外,天津县农工商学各界代表王庚炎更是从政治、财政、人口、法律、民主等几个方面大谈特谈,反对废除天津县的态度十分坚决,论及四乡农村的贫苦生活状况,他极为感慨:“天津四乡地瘠民贫,依旧农村状况,甚或此村与彼村相距一二十里,一村仅有数十户,无论一切建设毫无得为市,更何得为特别市,此在事实上天津县绝对不能废除的原因之一。又查天津城市土地每亩值洋万元或数千元不等,四乡土地每亩至多不过百数十元,甚或仅值数元;城市房租每间月可收租十余元或三四元不等,四乡房间,每间全年不过租洋数元,甚或无人租赁,且赔泥抹之费;故城市有房地者租入所得,上焉者可发致富,下焉者亦能养家,四乡有房地者,租人所得,丰年且不敷事畜之资,凶年即不免冻馁之虞,至于饮食衣服起居,乡与市迥然不同,又何得强划入市内?此在事实上天津县绝对不能废除的一个原因。”谈到撤县设特别市,这位农工商学界的王代表更是望得高,看得远:“特别市的成立,须就原有的区域为范围,县治应否存在,须以总理建国大纲为依据。倘故意分割数县,扩大地域,则仍是封建式的旧思想,不合市制的正轨;县则为总理建国大纲第十八条所特许,断无因特别市的不足法定人数,而强行废县以益的道理。伏思总理一生披荆斩棘,艰苦备尝,周知民隐,计出万全,早虑及统一以后办理市政之人,必仍有存封建思想,行侵略政策者,致滋纷扰以不利于民众,故明白规定以县为单位,煌煌训谕,共见共闻,杯土未乾,讵容反汗。乃竟敢有废县的建议,小之则破坏国家行政的区域,大之则违背总理的遗训,总理在天之灵,其何以安,此等荒谬之昝,其何以辞,民众信仰之诚,其何能已,势不至激成江宁县民反对的风潮不止?瞻念前途,易胜浩叹!”
此位老兄历数设市废县的种种不是后,还不解恨,最后竟恳请国民党中央“为维持民众利益计,为遵守总理政纲计,为铲除封建思想计,将天津特别市制取消,另组织普通市,并将天津县改为模范县,庶足以府政纲而慰民众,节糜废而裕财源,岂惟津邑之幸。”巧合的是,1930年6月27日,国民党政府又改定各特别市名称,上海、天津、青岛、汉口等特别市改为市、隶行政院管辖,北平、广州两特别市亦改称为市、改隶河北、广东省政府管辖。天津由特别市变为直辖市,同年11月又被降为河北省辖市,这位王代表的话不幸而言中。随着市制地位的下降,天津市在扩大行政区域上的砝码渐低,尤其在天津市府改隶省辖以后,市与县立于同等地位,再加地方政局迭变,国民党政府法制屡变,始以废县,致起省市之争,继而扩区,复遭人民强烈反对,遂使枝节横生,波澜再起,其间竟使河北省划界委员李鸿文和孙奂仑一度曾请辞划界委员职务,蹉延对立了四五年,最后才在1932年12月,始由河北省民政厅将天津市县划界办法草案拟定:天津市的区域,北部依暂定区域,不再扩充;南半部扩至外堤为止,其界线即东边自永安里之北宁路起,向东南沿铁道接贾家沽道张大庄之干沟为界;西边自王石里之外堤起,向西南延长至津浦路陈唐庄支线外之围堤为界。以上即作为南半部之新界线,系依省府乙项主张而定,其余北半部,应以旧警察署原管区域为界,系由省府甲项主张而定。如此算来,津市所辖面积当有75平方公里,较之原旧城厢的33平方公里,略有扩大。这个市县划界办法,附具图说,依照《省市县勘界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咨内政部转呈行政院备案。举措艰难、久悬不决的天津市县划界问题,乃告结束。
天津四乡农民不愿划归天津市,我们现在看来似乎很难理解,但时光倒流的话,你会感到这种心态很正常。因为那时乡里的生活和农民生怕把土地丢失,成为城市里的无根漂泊者!之所以做出反对划归天津特别市的种种举动,确实体现了他们“保土求存”的生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