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的苏俄,刚经历了十月革命的风暴,社会正在动荡和重建之中。一条关于“公妻制”的消息在这时迅速掀起轩然大波——布尔什维克竟要将妇女变成“公有财产”!
这一耸人听闻的传闻究竟是真是假?是部分革命人的极端思想表现?还是反对派的政治操弄?
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1918年2月,苏俄萨拉托夫市突然出现一张惊悚公告,标题为《萨拉托夫省人民委员会关于取消私人占有妇女的法令》。公告内容大胆激进,公开宣称“17到32岁之间的妇女将不再是家庭的私有财产,而成为全体劳动人民的公有财产”,并列出详细条款:
1. 妇女必须履行“公共责任”,向劳动者提供“性服务”。
2. 个人不得干涉妇女的“使用权”。
3. 每个劳动者可按月分配一定次数与妇女结合的权利。
公告语言粗俗颠覆传统伦理,直接将“妇女社会化”等同于“性资源社会化”。公告一出,立刻在萨拉托夫市引发混乱,当地妇女群体对这一“法令”表现出极度愤怒和惶恐。
但这一法令并非由布尔什维克政府发布,而是一场伪造的政治阴谋。
法令是人为伪造的,当地的保皇派茶馆老板米哈伊尔·乌瓦罗夫。对布尔什维克政党十分的不信任,暗中炮制这份公告,意图挑起民众与新生政权的对立。
乌瓦罗夫的伪造手段颇为巧妙:公告在措辞和结构上模仿苏维埃政府的正式文件风格,并选择在城市主要街区张贴,制造出一种“官方宣布”的错觉。在当时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大部分民众没有辨别真伪的能力,公告内容当即引发巨大的恐慌。
这一伪造的公告内容很快突破萨拉托夫的范围,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开来。在当时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这条伪造的公告为什么会传的人尽皆知呢?
布尔什维克刚上台不久,各地依然有很多的反对者,他们看到这个伪造的公告信息后,将布尔什维克描绘成反道德、反人类的极端政权。反革命势力的宣传机器尤其活跃,通过报纸、传单和谣言,将“公妻制”变成了攻击布尔什维克的重要武器。
十月革命后,苏俄社会正在经历巨大变革,布尔什维克没收了贵族财产,提出土地国有化、工厂公有化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妇女国有化”的传言并非完全不可相信。
布尔什维克提倡“男女平等”,废除了沙俄时期严格的婚姻法,允许自由恋爱和自由离婚。党内部分激进的人误读了政策,甚至有人提出过“一杯水主义”(性需求如同喝水一样自然)。列宁对此曾给予了强烈批评,但这些言论为“公妻制”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土壤。
列宁意识到“公妻制”谣言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形象的造成了巨大威胁。他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布尔什维克的性别平等政策,布尔什维克是要解放妇女,让她们摆脱家庭束缚,进入社会。
列宁在与德国妇女运动领袖蔡特金的谈话中明确表示:“妇女不是性资源,而是社会的革命的重要力量,她们的解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核心目标之一。”
列宁专门指派调查委员会查明事实真相,并在多个场合谴责类似“一杯水主义”的荒谬观点。强调,这种理论完全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官方政策。
“公妻制”谣言不仅在苏俄国内造成了影响,也被广泛传播到国际社会。白卫军和其他反革命势力将这一传言作为反布尔什维克宣传的重要内容,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报纸上也大肆渲染这一言论。
1919年,《纽约时报》曾刊登文章,引用“公妻制”传言,批评布尔什维克政权“摧毁人类文明”。同样,英国和法国的一些报纸也刊发了类似报道,将布尔什维克描绘成“不道德、野蛮”的政权。这些国际谣言加剧了苏俄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敌对情绪,进一步加深了国际社会对布尔什维克的负面印象。
追根溯源,“公妻制”谣言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误读密切相关。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资产阶级通过婚姻制度将妇女变成“家庭私有财产”,而共产主义主张废除这种剥削关系。
这一理论在19世纪的欧洲已经引发争议,批评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等同于鼓吹“妇女社会化”或“群婚制”。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提倡过类似观点。他们主张的是消灭家庭中的压迫关系,而非瓦解家庭本身。然而,这种观点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背景下,被部分人曲解为“妇女公有化”。
在沙俄时期,妇女普遍处于社会底层,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布尔什维克上台后,赋予妇女平等的政治权利,并推动立法保障,妇女在教育、劳动等领域的权益。
“公妻制”传言的大肆流行不仅对布尔什维克政权造成了打击,也影响了后世对苏俄历史的认知。在许多反苏共的作品中,“公妻制”被当作“共产主义无道德”的象征,至今仍是意识形态争论的话题。
这一事件也警示我们:信息的不对称与政治操弄往往会引发极大的社会误解。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谣言的传播速度和范围远超百年前,如何辨别信息真伪,是每个公民必须具备的能力。
“公妻制”事件表面看是一场虚假信息的传播,但其背后折射出的是时代的剧变下民众心理的巨大不安。
每一次社会变革都伴随着谣言的产生,谣言往往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