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纪末,华夏大地风云变幻,义和团运动如狂飙突起,震撼清廷与列强。彼时,西方列强恃强凌弱,凭不平等条约割据中国领土、掠取经济利益、传教渗透,民族危机似泰山压顶,民众愤懑与日俱增。
义和团源于民间秘密结社,如义和拳、大刀会等,以 “扶清灭洋” 为旗号,在山东、直隶等地星火燎原。拳民们设坛练武,以朴素信念与洋枪洋炮抗衡,烧教堂、驱洋人,护百姓、保家园,民众纷纷响应,队伍迅速壮大,如滚雪球般涌入京城。
列强见状,组成八国联军,陈兵大沽口,妄图以武力镇压义和团、威逼清廷就范。值此危急关头,清廷内部主战、主和两派激烈交锋。慈禧太后起初摇摆不定,后竟听信谗言,于 1900 年 6 月 21 日悍然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宣战,欲借义和团之力驱列强,挽清廷颓势。
宣战诏书一下,局势急转直下。清军与义和团并肩攻打使馆区,京城硝烟弥漫、战火纷飞。但清军装备陈旧、战术落后,义和团仅凭血肉之躯与爱国热忱,终难敌列强坚船利炮。八国联军一路烧杀抢掠,自天津向北京长驱直入,京城危在旦夕,百姓深陷水火。
东南督抚谋自保,协议初定稳大局值此风云激荡之际,东南督抚目睹义和团之 “扶清灭洋”,深知其难敌列强,亦洞察清廷宣战为鲁莽之举。他们久历洋务,深知中外实力悬殊,一旦战火南延,富庶东南将毁于一旦,生灵涂炭、经济崩溃,后果不堪设想。且历经洋务运动,东南督抚在地方军政、经济领域已具相当权势,为保境安民、维护自身利益,遂萌 “东南互保” 之念。
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率先谋划,经买办官僚盛宣怀牵线,与列强密切接触。盛宣怀,这位洋务要员,周旋于督抚与洋人之间,凭借对局势洞察与广泛人脉,力促双方沟通。英国为保长江流域商业利益,率先响应,美、法等国亦跟进,列强权衡利弊,觉与东南督抚合作利大于弊,可稳控南方局势、保经济特权。
1900 年 6 月,上海道台余联沅出面,与各国驻沪领事会商。会上,双方唇枪舌剑、讨价还价,终达成《东南保护约款》与《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核心为 “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归各省督抚保护”,互保格局初定,暂阻战火南侵。
互保细则全解析,中外势力各权衡《东南保护约款》九条与《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构建起东南互保细则框架。其核心聚焦军事与治安层面,于军事,长江流域各督抚自担保境安民之责,整饬军备、严阵以待,防义和团渗入与列强寻衅;列强则约束兵轮,不得擅入长江内地,非经允准,不得增派兵员、肆意挑衅,吴淞及沿江炮台周边,兵轮不得近泊、操练,以防擦枪走火。
于治安,督抚承诺弹压地方,缉拿匪徒、稳定秩序,保各国商民教士性命财产安全;列强亦配合中方,管控租界秩序,不纵洋人滋事。如上海租界,中外军警协同巡逻,遇纠纷依章程协商解决,力求平稳。
剖析中外势力动机,督抚意在保东南富庶,免战火涂炭,护洋务成果,维系自身权势根基;列强则为保经济利益,长江流域为对华贸易、投资要地,稳定局势方能保商业畅行,且可分化清廷,寻利益代言人,以最小代价控局。故而,督抚与列强一拍即合,各取所需,却将清廷权威旁落、民族危机深化之难题留予后世。
深远影响贯古今,历史争议引思考东南互保于当时,确使东南富庶之地免八国联军铁蹄践踏,生灵免遭涂炭,经济未受致命打击,为华夏留存复兴根基。洋务运动成果得以保存,工厂、学堂、新军未因战乱毁于一旦,民族工业、近代教育、军事变革仍可艰难续进。且地方督抚与列强周旋,开辟外交新径,为日后对外交涉积累经验。
然其负面影响亦不容小觑。政治上,中央集权崩颓,清廷威严扫地,政令不出京城,地方督抚拥兵自重、尾大不掉,成军阀割据隐患,辛亥革命后各省纷纷独立,清王朝速亡,根源早现于此。经济上,列强在东南特权加固,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更甚,民族经济受压,发展艰难,沦为列强经济附庸。
后世对东南互保争议纷纭。传统史家斥督抚为 “卖国”,视与列强互保为屈膝行径,损国家主权,置民族大义于不顾;现代学者亦有辩言,称督抚之举乃无奈务实之策,以局部妥协保全局安稳,为华夏存续血脉,待国力强盛再图抗争。
无论褒贬,东南互保皆为近代中国历史关键转折点,映照民族危亡困境,凸显传统体制困境,激发仁人志士反思探索,为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革新思潮涌动与革命烽火燎原埋下伏笔,其影响贯穿近现代史,警示国人自强、团结、主权独立之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