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24日夜，莫斯科。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宴请从前线返回的将军们。他当着众人的面感叹说：“在这场战争中，有一个战场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就是苏联首都莫斯科会战的战场。而朱可夫的名字，作为胜利的象征，将永于不分离地同这个战场联系在一起。”
1945年6月24日9时57分，在斯帕斯基门前出现了一骑白马，上面端坐着苏军最高副总帅朱可夫。他冒着毛毛细雨，在万众瞩目下策马走向红场，在罗科索夫斯基的引导下接受部队的敬礼。当200多面法西斯军旗扔到列宁墓前时，人群中“乌拉”声此起彼伏。
1946年3月，苏联驻德占领军总司令朱可夫在柏林接到斯大林打来的电话，他说：“美国政府从德国召回了艾森豪威尔，留下了克莱将军接替了职务，英国政府召回了蒙哥马利。根据对等原则，你是否也应该回到莫斯科？”
朱可夫表示同意回去，并提议由索科洛夫斯基接替自己的工作。斯大林追问道：“回来后你想担任什么职务呢？”朱可夫不假思索地说：“我可以在中央认为我最合适的任何岗位上工作。”
1946年4月，朱可夫离开柏林返回莫斯科，被任命为苏联陆军总司令，这个职务只有在苏维埃成立之初设立过，很显然这是为朱可夫作出的特殊安排。
不过仅仅几个星期之后，苏联《真理报》突然宣布，朱可夫被调到西南边境敖德萨军区担任军区司令，各种猜测顿时传得沸沸扬扬。有人说作为苏联统帅，斯大林感受到了自己的地位正受到朱可夫的威胁；有人说朱可夫居功自傲，一些狂妄的言行被整理成材料报告了斯大林；还有人说斯大林是为了“杀鸡儆猴”，震慑那些大权在握，却越来越不听召唤的将领。
无论什么原因结果都是一样的，一年前还被斯大林高度评价、战争中多次拯救苏维埃命运的朱可夫被弃用了。
1896年12月2日，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出生在莫斯科西南100多公里的卡卢加省，一个名叫斯特列尔科夫卡的小村庄。
朱可夫的父亲在3个月大的时候遭父母遗弃，斯特列尔科夫卡村的一位名叫朱可娃的寡妇领养了他。朱可娃孤苦伶仃、无儿无女，她给养子取名康斯坦丁·安德烈维奇·朱可夫。
康斯坦丁的命运十分凄苦，8岁时养母去世，不得不自谋生路，受尽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为了生计他到一家鞋厂当学徒，长大后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可惜妻子早早去世，没能为朱可夫留下子嗣。
50岁那年鳏夫朱可夫娶了35岁同样无儿无女的寡妇乌斯季尼娅。一年后女儿玛莎出生，又过了两年格奥尔基·朱可夫出生。
朱可夫童年最深刻的记忆是贫穷。父亲是个鞋匠，常年外出招揽活计；母亲在家务农，农忙时跟男人一样干重体力活，农闲时则替有钱人家打短工。可即便父母怎么拼命干活，家里还是一贫如洗。
1902年，朱可夫家的屋顶坍塌，一家人不得不搬到一个草棚子里栖身。在村民的帮助下，父亲买了一套小屋架，在冬天到来前修了一座新房子，这才没让一家人在冬天无处安身。那一年田里歉收，朱可夫家的口粮到12月就所剩无几了，邻居虽然也都不好过，可时常会给朱可夫家送去一些稀粥或是白菜汤。在俄国社会的最底层，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越是艰难困苦时，越能激发俄国人团结一致。
7岁时，朱可夫就下地帮着母亲干农活，同样年幼的姐姐心疼他，不让朱可夫干重活，只是让他帮着打下手。姐弟俩的感情非常深厚，父亲有时会因为琐事打朱可夫，有一次他实在受不了，就一个人躲在草垛里不肯出来，到了吃饭的时候姐姐偷偷给他送吃的，而父母则急的到处找不到他。
1903年秋，朱可夫进入离家不远的一所小学学习。1905年，60多岁的父亲去了莫斯科，但不久之后就被警察赶了回来。从父亲那里他听到了一些新名词：工人阶级、罢工、布尔什维克、起义。
1907年秋，朱可夫小学毕业，对于他来说，学生生涯已经结束了。父亲问他将来想干什么，朱可夫说想去莫斯科当印刷工。儿子的要求让康斯坦丁犯了难，他没有门路。不久之后，在朱可夫舅舅的引荐下，11岁的朱可夫来到莫斯科，在一家毛皮作坊当学徒。
作坊的掌柜叫达尼洛夫，是个残暴、凶狠的人。朱可夫没少挨打，而且每次都打得很重。有一次达尼洛夫打得太重，忍无可忍的朱可夫抓起一根棍子，照着掌柜的脑袋就是一下，后者被直接打昏了过去。朱可夫以为把达尼洛夫打死了，吓得赶紧跑了。后来他听说掌柜的没事，又回到了作坊，结果被老板一顿毒打。
一晃四年过去，1912年已经16岁的朱可夫有幸得到了10天假期，回到家帮着父母干农活。他给母亲带回来3个卢布、2俄磅（1俄磅≈409克）糖、半俄磅茶叶和1俄磅糖果。他还给父亲1个卢布，让他去酒馆消遣。母亲握着朱可夫的手，哭着对他说自己还以为再也见不到儿子了。还说家里已经很久没有喝过糖茶了。
1914年一战爆发，俄国作为协约国一方，联合英、法与德国、奥匈帝国作战。莫斯科的局势越来越混乱，政府怂恿市民抢劫德国和奥地利人的商行，结果很多想发洋财的人不分青红皂白，把包括英国和法国人开设的商店也一并捣毁。
一些富家子弟在爱国主义驱使下纷纷报名参军。毛皮作坊家的少爷与朱可夫同龄，他想去参军，让朱可夫跟着一起去。朱可夫不想当兵，犹豫之下去找伊万诺维奇——他所认识的最有见识的人。后者对他说：“亚历山大（毛皮作坊家的少爷）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为了家庭的财产他有理由去打仗。可你呢？你为什么去打仗？是因为当年你父亲被赶出莫斯科？是因为你母亲因为饥饿得了浮肿病？还是因为你也是有钱人？你要是被打死了，或者成了残废，没有人会管你的。”
伊万诺维奇说服了朱可夫，于是少爷把他痛骂了一顿，然后独自去了前线。仅仅两个月后，亚历山大被送回莫斯科，他在战斗中负重伤。
朱可夫不想去前线还有一个原因。他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干毛皮的手艺也十分熟练，渐渐地有了些积蓄。他搬出了毛皮作坊家，以每月3卢布的价格在附近的一个人家租了个床位。这家人有个女儿叫玛丽亚，不知不觉两个年轻人产生爱慕，朱可夫偷偷向玛丽亚求婚，后者欣然接受，然后他们已经开始商量结婚的事情。
如果按照这样的轨迹发展下去，朱可夫会成为千千万万普通俄国人的一员，但战争还是改变了一切。1915年7月，因为前线伤亡太大，沙皇宣布征召1896年出生的青年。就这样19岁的朱可夫穿上军装走上了前线。
1915年8月7日，朱可夫成为一名新兵。和大多数新兵不同，从小练就的健壮体魄让他被选为骑兵，分配到预备第5骑兵团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其他人则成了步兵。
俄军内部等级森严，老兵欺负新兵是常有的事，军官打骂士兵也司空见惯。朱可夫刚一踏入兵营，携带的香烟和零花钱就被老兵们“保管”起来。平日训练安排得满满的，好不容易盼到星期天，所有新兵会被集中起来清扫垃圾、打扫卫生或是给长官干勤务。
朱可夫所在的骑兵连有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的军士。杜拉科夫上士外号“傻子”，实际上是个很有能力的老兵；博罗达夫科下士则性格暴躁，动不动就殴打士兵，据说他打掉过几个士兵的牙齿。杜拉科夫见朱可夫有潜力，便鼓励他好好训练，新兵训练结束后别急着上前线，争取进入教导队。博罗达夫科则看朱可夫不顺眼，找了个机会揍了他一顿。
几个被他打过的新兵不服气，一天晚上趁博罗达夫科不备，用雨衣蒙上他狠狠地揍了他一顿。朱可夫等人是做好了上军事法庭准备的，不过杜拉科夫出面解决了这件事，还向上级申请把博罗达夫科调离了新兵连。
在教导队朱可夫又遇到了一个比博罗达夫科更坏的上司——“四指半”。几乎每个士兵都挨过他的揍，只是看到朱可夫身体结实，才没有对他动手。不过这不代表朱可夫躲过了一劫，平日里他对朱可夫百般挑剔，别人可以轻装行军，朱可夫则要背着沙袋；别人在休息，“四指半”会让他担任节假日值班。
渐渐的“四指半”有点喜欢上了朱可夫，所以提出让他担任自己的“文书”，负责填表、统计之类的工作。这个职务不是正式编制，只是“四指半”不愿意自己动手，让朱可夫给自己干私活儿。“四指半”本来以为朱可夫为了免于训练辛苦欣然答应，结果被后者一口回绝。恼羞成怒的“四指半”在临毕业前突然宣布：朱可夫冒犯长官，被开除出教导队。
朱可夫找到了排上的一位受过“四指半”毒打的战友，对方的哥哥是教导队队长的战友。幸好队长为人很正直，在了解到情况后，立即撤销了开除朱可夫的决定。
1916年8月，朱可夫以“准军士”衔和其他14名教导队毕业生被分配到第10骑兵师。第10师部署在俄奥边境的德涅斯特河，他们第二次被关进闷罐车，赴新部队报到。火车是信息交换的平台。朱可夫从那里了解到各种各样的信息，有人说俄军装备落后、伙食差，根本打不过敌人；有人说指挥官特别是高级指挥官的名声很坏，常常为了私利不顾士兵的死活；也有人说俄军高层有敌人的奸细，仗根本没法儿打。
朱可夫经历的第一次战场洗礼就在这列火车上，他们刚刚抵达目的地，就听到刺耳的警报声。紧接着一架敌军侦察机飞了过来，朝火车丢了几颗炸弹，然后又匆匆飞走了。袭击造成1人阵亡、5人负伤。
朱可夫在第10骑兵师的表现很优异，他曾抓到了一名德军俘虏，并因此获得一枚“乔治十字勋章”。不过没多久他在一次执行侦察任务时，马踏上了一枚地雷，爆炸气流把他从马上掀了下来，头部严重震伤，昏迷了一天一夜才苏醒过来。后来被送到哈尔科夫接受2个月的治疗。
1917年初，朱可夫返回部队，此时俄国国内的局势已经急剧变化。2月，布尔什维克在圣彼得堡举行起义，罗曼诺夫王朝被推翻，成立苏维埃政权。
2月27日，朱可夫所在的骑兵连紧急集合。士兵们不知道要执行什么任务，很快有人举着红旗走过来，宣布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已经下台了，士兵们不用再流血牺牲，打一场毫无意义的帝国主义战争。士兵们被裹挟着欢呼“乌拉”，连队的军官则被布尔什维克带走了。第二天来了一个军官，要求连队成立士兵委员会，全连一致推举朱可夫担任委员会主席。
3月初，驻地又来了一个少尉，他宣称自己是临时政府的人，要求他们服从指挥，继续进行战争。愤怒的士兵进行了表决，然后宣布接受布尔什维克的领导。
5月，士兵委员会奉命把士兵遣散回家，并给他们颁发退伍证书。同时被遣散的士兵被鼓励携带枪支弹药，以防不测。朱可夫也领到了退伍证书，他不敢直接回家，因为连上被逮捕的军官后来都投靠了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他们打算逮捕士兵委员会主席朱可夫，所以他不得不躲到一个小村子待了几个星期，然后悄悄返回卡卢加的家中。
“十月革命”爆发时，朱可夫本来打算投奔布尔什维克，但他突然染上了重病——斑疹伤寒，病好了没多久又患上了“回归热”。1918年8月，朱可夫离开家，报名加入莫斯科第1骑兵师第4骑兵团。该师师长是已经成名的布琼尼，团长则是铁木辛哥。
国内战争时期，朱可夫大部分服役生涯是在第4骑兵团度过的。这一时期布琼尼是公认的优秀将领，勇敢且富有朝气。除此之外，第1骑兵师开拔到察里津时，还与斯大林结缘。
1919年3月，朱可夫加入俄共。9月的一次战斗中，朱可夫的左脚和左肋被手榴弹炸伤，再次被送进医院。次年1月，他伤愈出院，作为重点培养对象被选入骑兵训练班接受学习，这是朱可夫步入指挥员行列的起点。
学习期间，训练班曾开赴莫斯科。朱可夫本想借着这个机会与女友玛丽亚相聚，但苦于没有机会。玛丽亚不能理解他，二人的关系因此越来越疏远，不久之后玛丽亚另嫁他人，朱可夫从此没有再见过她。
1919年8月，从训练班毕业后，朱可夫被分配到独立第14骑兵旅，负责指挥一个排。团长不喜欢朱可夫，尤其是看到他穿着一条学员时期的红裤子，就告诫他：“我的战士都是老兵，他们可不赏识没有经历过炮火考验的科班生。”
就如团长所言，排里的战士看到朱可夫穿着红裤子，就明白了他的来历。朱可夫命令全排集合，然后开门见山地说：“我被任命为你们的排长。我是个好排长还是孬排长，你们是好战士还是孬战士，将来咱们在战场上走着瞧。现在我要检查你们的马、战斗装具。”
有的战士还没反应过来，依旧盯着他的红裤子。朱可夫则对他们说：“团长已经跟我打招呼了，说你们不喜欢红裤子。可你们知道，我没有其他裤子，苏维埃政府发什么我就穿什么。你们应该习惯红色，因为它是一种象征。”
5天后，朱可夫率领全排执行一次剿匪任务。战斗开始后他身先士卒，率领全排全歼匪军，己方则无一伤亡。从此之后没有人再议论他的红裤子。
不久之后朱可夫被提升为骑兵连连长，开始受到包括布琼尼、伏罗希洛夫、伏龙芝的关注，甚至斯大林也知道有个名叫朱可夫的青年军官。
1920年12月，独立第14骑兵旅被调到沃罗涅日，负责清剿安东诺夫匪军，隶属于图哈切夫斯基领导的坦波夫军区。
安东诺夫曾经是沙俄时期的一名县警察局局长，“十月革命”后身边聚集了一大帮仇视苏维埃政权的人。他们跟高尔察克、邓尼金等白卫军不同，经常化整为零袭击红军小股部队以及征粮队、仓库和基地。红军曾组织多次围剿都没有消灭他们。
图哈切夫斯基步步为营，逐渐缩小安东诺夫匪军的活动范围，逼迫其不得不与红军决战。在一次战斗中，朱可夫所在的部队在波奇塔村遭遇安东诺夫匪军3000多骑兵。朱可夫根据作战部署，率领全连担任前锋搜索任务，遇到200多名匪军。在白刃战中，一名匪军从侧面打倒了朱可夫的战马，战马把他压在身上。另一名匪军见状快步跑过来，想要割下朱可夫的人头，关键时刻连指导员诺切夫卡手起刀落，劈死了那名匪军，把朱可夫拖了出来。
刚缓了一口气，另一股匪军冲了过来，朱可夫命令部队展开火力，挡住了敌人的冲锋。20分钟后，团主力赶到，稳住了防线。
但是敌人太多，团长下令撤回到波奇塔村，待敌人进入不利地形后再展开反击。朱可夫奉命掩护全团撤退，匪军随即向朱可夫连猛扑过来。朱可夫指挥全连4挺重机关枪和1门76毫米火炮，不断改换射击位置，对敌人进行平射和抵近射击。当他们奉命后撤时，敌人已经尸横遍野。不过匪军没有放过后撤的朱可夫，他们紧紧贴着朱可夫连队，情急之下朱可夫抱起一挺机枪向匪军冲去，他的战马被打死了，匪军立即围上来准备活捉他，关键时刻又是连指导员带着几名战士跑回来接应他，才把朱可夫救了回去。
1922年6月，朱可夫提升为第7骑兵团副团长。1923年4月，他被任命为第39骑兵团团长。至此朱可夫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晋升——指挥一支有诸兵种协同的最小作战单元，这一年他不过26岁。
内战结束后，苏维埃政府开始投入和平建设。1924年，苏维埃武装部队实行裁军，部队从550万人急剧缩减至56万人。苏共意识到这可能会使部队失去元气，所以刻意在军队里保留了一批有能力且愿意献身军队的骨干。
朱可夫留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