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动群众减租减息
1943年，湖西的灾荒仍在延续，我们深入发动群众，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这件事，本来1942年下半年就已开始进行，只是因为日寇的"万人大扫荡"而暂时停了下来，1943年又继续进行。
中共中央早在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即提出以减租减息作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1940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又明确指出："要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减税与改良工人生活，给群众以经济上的援助，才能发动民众的抗日积极性，否则是不可能的。"因此，敌后各根据地自1939年和1940年起，即逐渐兴起减减息运动。在湖西根据地，由于1939年秋冬的"肃托"，以及其后日寇的频繁"扫荡"，迟迟未能普遍开展。1942年9月中旬，刘少奇同志由华中经山东分局返回延安途中，曾听取了湖西地委的工作汇报，对该区没有认真开展减租减息提出了批评。山东分局曾就此作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议。为了贯彻中央和山东分局的有关指示，1943年上半年，湖西地委曾专门开会研究部署开展减租减息的问题。而后，专署机关、地委机关和军分区机关的许多干部都下去了，组成工作组，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
我们制定的减租办法一般是以"二五减租"为原则，即照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减息的办法一般是把利息减到年息一分或一分半，习惯上叫做"一分减息"或"分半减息"。在开展减租减息过程中，对原来的各种封建性的超经济剥削，诸如店租、小租、送工及现扣利、出门利、利滚利等，都予以取缔。但在土地财产关系上，则明确规定所有权仍属于原主。在工作过程中，我们一方面依靠农会和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向他们交代政策，鼓励他们自己去斗争，另一方面又动员一些开明士绅带头减租减息。也确实有些开明士绅，从抗日爱国的愿望出发，主动进行减租减息，被树为先进典型，推动了工作的开展。经过发动，逐步使一些后进的、相信"天命"的农民，也敢于投人减租减息斗争。我们还结合减租减息，进一步组织健全了农会、租户会、减租保地会等等，以保卫农民已经取得的经济果实，确立贫苦农民在农村的政治优势，使减租减息成为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既定方针，让农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进行减租减息斗争，团结开明士绅，打击不法地主，同时也锻炼培养了大批农村基层干部。
当群众发动起来、减租减息开展起来之后，中央从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政策、统战政策出发，还曾反复指出："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这项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因此，当农民群众有了减租减息的积极性之后，我们在宣传中，既强调要减租减息，减轻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同时，又强调要交租交息，应团结抗日的各阶级、各阶层。实际上，在执行减租减息的各项政策时，各个地方发展得不平衡，有些地方根本不减或明减暗不减，也有少数地方发生不交租交息的现象。因此，及时提出要减租减息同时又交租交息，可防止"左"右的偏向。
总的看来，湖西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开展得还比较顺利。通过减租减息，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调动了广大群众抗日爱国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激发起来后，1943年、1944年的农业收成逐渐好转。湖西地区的地势比较低洼，因为挖了许多路沟，下了雨，积水可以顺着路沟流走，不会造成水灾。收成有了好转，粮食增产了，粮食奇缺的局面逐渐有所扭转。
1943年、1944年，结合减租减息，我们还在湖西根据地实行了编村制度。所谓编村制度，就是把原来那些十户、二十户、三十户为一村的自然小村落，组编成大村，以加强领导。经过编村后，每一个县大致有四五十个村，每个村都是几百户上千户，都设有村长和党支部书记。结合减租减息，对各个村的干部普遍进行了改选，把在反"扫荡"和减租减息斗争中涌现的骨干和积极分子，选拔出来担任村长或支部书记，使农村政权掌握在革命者手中。农村是抗日战争的基地和兵源，部队的战斗、转移、驻扎，多在农村进行，给养和各种供给多需农村提供，兵源主要依靠农民补充，甚至支前、运输、挖沟、修堡等等大量民工，也多半需要农村承担。只有比较巩固的农村政权，才能对这些繁重而艰巨的任务给予保证。经过减租减息，这些问题得到了更好的解决。编村制度完成后，我们进一步发动群众，组织了群众抗日自卫团，实行全民抗日，广大群众踊跃参加，从18岁到45岁的青壮年都组织起来了，约五万人，连妇女、儿童也都参加了站岗放哨、通讯联络，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全民抗战局面。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我深切感受到，我国农民为革命斗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在艰苦的岁月里，他们宁肯自己勒紧腰带，挨饿受冻，节衣缩食，把哪怕是一斤粮、一尺布，无偿地支援了革命战争。他们送郎、送子踊跃参军，浴血奋斗。完全可以说，没有农村和农民，我们就不可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国是数亿农民的农业大国，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农村和农民群众，一定要牢固地巩固工农联盟。
（二）城市地下工作的开展
开展敌占区、国统区的城市地下工作，是与武装斗争密切配合的另一条战线，是整个革命斗争的主要组成部分。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从1943年起，我们还注意加强了城市地下党的工作，地委和军分区都曾专门开会，确定了如何加强敌工、情报和瓦解敌伪军的工作，成立了敌工科，各个县都设立了敌工站，并先后派了些干部到徐州开展秘密工作。本来，对徐州方面也派人做过一些地下工作，但1942年底，日寇对湖西进行的"万人大扫荡"，暴露出我们对敌情了解得很不够，不能及时准确地掌握敌人的情报和动向，结果吃了大亏。因而，我们认识到这方面的工作必须加强。
对开展敌区城市地下工作，党中央曾明确规定：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遵循这样的方针，我们把徐州作为开展城市地下工作的重点，曾多次派出干部到徐州。最初派出的干部有赵金阶，还有侯清泉。他们到徐州去，一方面是搜集敌人的军事情报、作战动向，沟通与当地各方面的联系，进行城市党组织的发展与建设，另一方面由于根据地物资奇缺，特别是缺乏各种医药与器械，所以也指示他们通过徐州的关系，购置各种物资和医药。他们到徐州后，联系、利用和依靠的对象有朱成山、韩席筹与邢筱亭。朱成山是我在铜山师范的老同学，当时他在徐州开粮行，主要做汉奸的生意，由于业务关系他联系的人比较广泛。但这个人有较强烈的民族意识，愿意爱国抗日，对我们派去的人都尽力帮助，或从买卖粮食的业务联系中，向我们提供些敌人的军事情报与线索，或帮助我们购买、存放、转移粮食和医药等军用物资，或设法隐蔽我们的同志，提供必要的保护措施。通过多次活动，都没有发生过意外差错，我们感到这个人还比较可靠。所以，有时派到徐州去的人，竟以其粮行的职员或搬运工人为掩护职业，他的粮行几乎成为我们在徐州的一个联络点。韩席筹先生是我在铜山师范的老师，就我们师生之间的关系说是很好的。我读书时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曾多次慷慨资助，他是徐州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与地方上层名士有较多来往。但是这位老先生胆小怕事，我们派人和他联系，他不拒绝，但又不敢接近，不过也直接或间接地为我们做了些疏通工作。另外一个人是邢筱亭，他原来是我在徐州市立一小的老师，当时虽然已做了日伪的公安局长，但其民族意识还没有完全泯灭，我们也利用他的身份、地位，与之周旋，从中也获取一些重要的情报。当然和这样的人打交道，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提高警惕，真真假假，为我所用。还有一个人叫郑非卿，是我在铜师时的校务主任，徐州沦陷后，成了日本人搞的徐州新民会青年团的团长。我们曾试探性地找他联系过，但他对我们是拒绝的，根本不理睬。残酷的现实，对每个人都是严峻的考验，不同的人在民族战争中的表演都各有不同。既然郑非卿对我们拒之门外，我们当然也就不再和他联系，甚至还想方设法躲避他，以免被其暴露和出卖。除这些人外，我们也寻找和联系过我在徐州教书时的学生，或在民众教育馆工作时的工友，他们也都多多少少地协助做了些工作。
1944年前后，我们进一步重视了城市地下党的工作，又派了一些干部，如严振华、李冰、裴盛力等。裴盛力原是沛县中学的学生，在延安受训学习后，派到徐州的。后来还派了一个干部叫胡传勤，但这个人不大会做秘密工作，又缺乏经验，终于在1944年暴露了，使地下工作受到破坏，他和裴盛力等同志都被捕了。裴盛力被捕后，被送到山东某地关押，后来逃回沛县老家，结果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不仅他本人，他的父亲和哥哥也被杀害了。这一惨痛的后果，主要是因胡传勤没有严格遵守地下工作条例造成的。
党的地下工作有一套条例，要像生物学上的保护色一样，既要善于保护自己，也要保护同志，要装什么像什么，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涵养，特别是要严格遵守秘密工作原则。在一块工作的同志，也只能把配合工作时对方需要知道的事情告诉对方，组织上单独指派个人完成的事情，就是在一起工作的同志，也不能告诉他，彼此间也不要互相打听，也不要要求自己知道不应该知道的事情。同时，不能有未编成密码的记录，也不能保存可能落人敌人手里的字条、札记等。还要随时警惕是否有侦探跟踪，如有发现要设法甩掉，绝不能将其引到组织与同志驻地，如此等等。凡是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同志，都会懂得这些起码的知识。但胡传勤已经觉察被敌人盯梢，仍麻痹大意，结果终于暴露被捕。事情发生后，朱成山曾多次设法营救，但未能达到营救的效果。经过这次大破坏后，湖西地区在徐州地下工作的这条线基本上中断了。
当然，同时在徐州开展地下工作的还有几条线，如鲁南根据地派出的丁平、丁志刚等同志，还有徐东南的赵国为同志等。不过，这几条线相互之间，都不通信息，谁在谁不在，谁遭受破坏等，彼此间都不知道，敌人也不知道各条线之间的关系。而且，各条线派出去的同志，均由各地区的主要负责人，以及负责敌工工作的同志直接联系掌握，有非常严格的保密制度。
据我后来了解，鲁南区派到徐州开展地下工作的同志，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他们把徐州城市工作作为地下工作的重点，先后派了不少得力的干部，从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工作始终没有中断，对日伪和后来的国民党军队系统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工作还得到陈毅同志的大力指导。陈毅同志曾再三强调地下工作的重要性，他曾直接对派出去的干部说："你们这些派出去的同志，现在看是一个人、两个人，但到一定时候要比我们许多人的作用还要大。一个人，比我们一个连、一个营的作用都要大。"鲁南地区在徐州地下工作的这条线，通过各种渠道，直接和在国民党军队中工作的张克侠、何基丰同志发生联系，获取了大量极其重要的军事情报。乃至通过张克侠将军，把国民党绘制的军事地图都弄到了解放区。这份军事地图把徐州整个国民党部队的全部工事详细地反映出来，甚至连一个小小的碉堡、暗堡的位置都有标明。此外，他们还搜集到徐州国民党部队，从顾祝同的总司令部到所属各兵种、各部队的装备情况，派系情况，驻防情况，以及各级军官，包括司令、军长、师长、团长等人的政治态度、出身、经历、社会关系等基本情况，为我们做到知己知彼，制定作战部署发挥了重大作用。
（三）主动出击讨伐伪顽
1943年以来，国际上反法西斯的斗争形势发展很快，苏联先后取得斯大林格勒和库尔茨克两次大会战的重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德国法西斯的嚣张气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1943年9月，意大利又宣布无条件投降，德国法西斯更加岌岌可危。与之同时，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的战争也朝着不利于日本方面转化，美军逐渐转入战略总反攻。到了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的战争又连连失败，东条内阁因此垮台。在这样的形势下，日本侵略者也想早日结束侵华战争。他们一方面扶植汪精卫伪政府同蒋介石国民党秘密谈判所谓"全面和平"，另一方面又加紧对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扫荡"、"蚕食"和"清乡"。但已是强弩之末、色厉内荏。
根据总的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党中央和北方局于1943年、1944年陆续指示："进一步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为反攻及战后做准备，迎接伟大新时期的到来。"接着又进一步指示：在对敌斗争方面，要"敌进我进"，发动攻势作战，开展局部反攻，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加强城市交通要道的工作，加速对日反攻，做好迎接胜利的准备。因此，从1944年开始，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都开始了局部反攻。
就湖西根据地来说，1944年也开始大翻身，经过连续几年的困难，我们做了一系列工作，灾荒算是渡过了，生产逐渐恢复，收成也好了，全区军民士气复苏，群众的劲头上来了，革命情绪空前高涨。虽然日寇发动过"万人大扫荡"，另外，国民党高树勋、于学忠、李仙洲的大规模部队都开到过湖西，但是根据地并没有被压垮，在严峻而残酷的考验中，我们党的威信大大增高，与全国总的抗日形势相适应，我们在湖西也开始了局部反攻。
这一年，我们先是拔除敌伪的碉堡。日伪为进行"扫荡"和"清乡"，建立了许多碉堡，有的地方甚至一两里路就是一个碉堡。碉堡里有日寇，更多的是伪军。开始，我们是一个一个零星地打掉，后来决心全部拔除。1944年4月1日至5日，全湖西根据地，党、政、军、民统一行动，将敌伪的120多个碉堡、据点一扫而光，其中攻占39个，争取其反正起义37个，包围投诚46个，打死打伤敌伪1400多人，伪军反正700多人。我也直接参加了拔除敌堡的战斗，曾在敌伪的碉堡前穿来穿去好几次。由于多数碉堡是本地的伪军占守，他们的家属就在我们眼皮底下，他们只要骚扰我们，我们就双倍地收拾他们，他们也不得不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愈来愈不敢主动进攻我们。有时，我们甚至事先警告他们，我们有什么人要从碉堡前通过，要他们收敛，他们也不敢放肆。所以，当我们拔除时，一打他们自己就收了，赶快跑掉。也有的是在我军压境的形势下，举手投降了。也有些死顽固派，或者是平常作恶多端，民愤较大，而顽固到底，我们就将其彻底消灭。
那时，我虽然是专员，但战争年代，也经常参加战斗。有次我和军分区的参谋长匡斌各带了一支队伍去扫除伪军碉堡。匡斌同志是个老红军，很能打仗，但脾气很大，动不动就是"妈的！老子枪毙了你！"不知怎的，他这次战斗打得不很顺利，而我带的队伍却一举拔除了敌伪的一个大碉堡，消灭了一个排的伪军。战斗结束后，匡斌笑着对我说："想不到你这个文官还很能打仗。"
从1944年初开始，不到半年时间内，我们把根据地的碉堡统统拔掉了，根据地连成一片，抗战形势大大好转。
原来盘踞在湖西根据地周围的李仙洲的队伍，在1943年曾多次侵犯我单县、砀山、丰县、鱼台边境，而后，又东犯鲁南，妄图切断我华北和华中的联系。在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的统一指挥下，我湖西根据地在司令员王秉璋以及政委唐亮的领导下，曾对他进行了英勇还击，使之受到沉重打击，不得不在1944年从湖西撤走。他先到山东，没过去，又到河南，到了陇海路以南，又碰上了彭雪枫同志带领的四师来收复路西的肖宿永地区。本来肖宿永是湖西区的一个中心县委，湖西"肃托"之后，划归彭雪枫的豫皖苏区。后来彭雪枫的部队西进，该区被国民党侵占。此时，彭雪枫又带队越过津浦路来收复此地。与李仙洲部遭遇，展开激战。彭雪枫同志在战斗中，身先路来收复此地。与李仙洲部遭遇，展开激战。彭雪枫同志在战斗中，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不料在战斗将要结束时，被敌人的流弹击中，英勇牺牲。
1944年，在湖西根据地讨伐伪顽的战斗中，著名的是东渡十字河，打丰、沛、铜的顽固派冯子固。这次战斗，在湖西军分区司令员王秉璋与政委潘复生的统一指挥下，组织了湖西的部队和八千民兵，于7月28日东进，经7月30日至8月10日的战斗，在沛县龙固集击溃顽军一部，打死打伤其三百余人。随之，又在下庄歼顽三十七支队，先俘其支队长胡子新，接着又进行了兆楼战斗，全歼顽军三十五支队丛作三部，并将丛作三生俘。继而，又在魏楼打垮沛县冯子固和丰县黄体润的增援部队。至8月17日，胜利结束了这次讨顽战役。经过这次战斗，我们又控制了湖西、湖东纵横百余里广大地区，打通了湖西与鲁南的联系，并在胜利形势，重新建立了华山、砀山、沛县、沛铜四个县政权。这是湖西根据地的又一重大发展和胜利。
另一次讨顽战斗是攻打丰县城北的范章庄，这是顽固派在丰县的一个大据点，距丰县城有二十多里。那里深沟、高垒、地下工事很多，中间还隔着一条公路，从丰县到商丘，常有敌人的坦克跑来跑去。我们下决心，要把这个据点拿下来。战斗之前，我曾连夜动员，组织了两千多民兵，携带武器，赶上前线，配合军分区的正规部队，抬担架、运粮食、护运伤员，等等。战斗打得很激烈，经过几天几夜的鏖战，终于把范章庄打下来。
（四）1944-1945年的整风学习
在反"扫荡"、拔除敌伪据点和讨伐顽军的战斗过程中，我们在根据地还开展了整风学习。根据中央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冀鲁豫区党委、行署和军区，于1943年2月2日分别发出关于整风的通知、通令。通知决定，在所属各级党委、政府、军队和群众团体中，要开展整风运动。要求通过整风克服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增强党性，提高政治觉悟，坚定无产阶级立场。此后，湖西根据地的整风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但因频繁不断的战斗，整风时续时辍。1944年3月20日，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机关又召开了干部整风动员大会，并决定抽调各地数百名领导干部集中进行整风学习。根据这一决定，我在这一年4-5月，到冀鲁豫行署参加整风学习。前后持续了四个多月。学习过程中，主要是阅读文件，领会精神，暴露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根本目的是提高思想，增强党性，纯洁组织，为争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从思想上、组织上打下基础，做好准备。当时，延安、太行山和冀鲁豫都在进行专员一级的整风。
抗战以来，我一直处于紧张的战斗之中。在战争环境中，我虽然也常常看书学习，但零零碎碎，很不集中。另外，在尖锐复杂的斗争实践中，在处理内部的各种关系中，也碰到许多问题，如军队与地方的关系、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干部的关系、这一地区干部与另一地区干部的关系，等等，在自己的思想中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在此之前，也很少有机会能坐下来进行认真的总结和清理。这次集中的离职整风，有机会坐下来，认真读了些书，也思考了不少问题，解决了思想上的一些疙瘩。我感到这次整风比较好，比较深人，也比较平稳，我和黄敬的那席长谈，就是在那时进行的。当时，我们成天吃了饭，除了阅读文件就是坐下来开会、谈心。当地的老乡都很纳闷，他们觉得很奇怪，你们这些人，天天坐在那里谈话，哪有那么多话要谈呀！
我在这次整风中，结合自己的思想写了不少整风随笔，如"地方上的民主与军队中的民主"、"思想关节问题"、"天才与锻炼"、"善与恶"、"反而求诸己"、"此心总要放平来"、"任重而道远"、"隔膜"、"思想的发展"等等。这些整风随笔实际上都是结合我的思想实际进行的思想小结。如我在"地方上的民主与军队中的民主"的随笔中写道："过去，我总以为部队的集中性大些，地方的民主性大些。因此，总觉得部队的不民主作风严重，其实不尽然。部队的干部，多是从下面（基层）提拔上来的，他们很了解部队的生活与战士的痛苦，所以他们的民主生活是比较好的。地方（政权）的干部，大多是天生成就做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因此，他们易于和下层脱节，上下级的关系也颇难打通。所以，政权中的干部应特别警惕，不要与下层脱节。"这就是针对我这个"地方（政权）干部"平素思想中的问题而写的。另如在"思想关节问题"的随笔中我写道："人的思想中有许多关节，这许多关节如纠缠不清，好像乱丝一样，理不出头绪来时，如果简单用火焚、用刀斩，似乎是快刀斩乱麻，但什么都完蛋了。打通思想关节，如理乱丝，不要太急，急了毫无用处。思想关节打不通时，总是自以为是，问心无愧，别人对不起我，满心委屈，其实思想打通之后，倒不一定如此。在思想关节打不通时，疙瘩会越结越深，越想越想不开，钻进去跳不出来，闷死了人。其实打通了只是一层纸，一切问题都很简单。有人想，问题烂在肚里吧，不向外暴露。其实这是假话。'海可枯，石可烂，想不通的问题不可变。'只有把思想关节打通了，问题才真会烂下去。"而在"反而求诸己"和"隔膜"的随笔中，我又写道："一切问题都是由自己来的。都是从自己身上可以想得通的，过分责己是应该的。但对人的关系，单从自己身上着想，是不会想得通的。"人与人之间容易发生隔膜，因为各人的主张与想法、做法都不一样。因此彼此之间就免不了由误会而隔膜，其实这隔膜是可以解决的。把膜戳穿了，问题原来是很简单的，但如果此膜不穿，各执己见，以至各怀成见，势必使膜越来越厚。勇于戳穿隔膜的人，和他人的隔膜必然是愈来愈少；反之，如他按着护心油不放，和他人的隔膜，必然是愈来愈厚的。
我和潘复生同志之间从1941 年以来，就一直存在着隔膜。在这次整风中，通过我的总结和清理，通过与黄敬同志的谈话及其对我的批评帮助，而后与潘复生同志进行谈心解决了。
不过，在这次整风中，也有些地区出现了偏差，主要是执行了康生的"抢救运动"。我所参加的冀鲁豫地区的整风学习，没有搞"抢救运动"，但在太行区就搞了"抢救运动"。冀南有三个大队的同志参加了太行的整风，就受到"抢救运动"的打击，斗争很残酷，参加学习的人受到很大折磨。参加学习的人几乎90％以上的干部都被说成历史上是有问题的。不是"叛徒"，就是"特务"，或者是"土匪"、"自首分子"，都被扣上一顶大帽子，几乎和"文化大革命"差不多。冀南参加太行整风的这些同志回来时，冀鲁豫军区的司令员宋任穷同志去接他们，给这些参加整风的同志讲了话，纠正了不实之词，因为大家的情绪很大，受了很大的委屈。
1944年末，我从行署回到湖西。我在行署参加整风时，湖西专署的整风也在进行，我回来又参加了专署的整风学习。在专署的整风中，出乎我的意料，机关里的同志对我的意见特别多，都是些具体意见：说我"清高"、"可敬而不可亲"，只能"敬而远之"等等。根据主要是指我在"厉行节约"中做得太过分，如不穿皮衣、不骑马、不领烤火柴草、不吃病号饭、出差途中不吃饭等等。当时，我想不通，感到中央号召"厉行节约"，我是个负责干部，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呢？我在检讨中对这些问题都做了解释，但是干部和群众就是通不过。特别是使我想不到的是，凌静也对我提了很尖锐的意见。当时，她是地委的教育科长，也在专署参加整风，她对我的意见主要是说我对她不照顾。这也的确是事实。她是南方人，说话人家听不大懂，穿的衣服是从延安带来的又宽又大的军衣，到湖西好几年也没有改换过。别的负责同志的爱人行军时可以随着队伍，可以骑马，可以用公务员。但是，她不行，我从不让她同我随军。特别是有一次，她怀有身孕，正值敌人"大扫荡"，我就用一辆小推车把她送到敌占区一个统战对象家中休养，走了七十多里路，途中颠簸劳累，结果小产了，还害了一场大病。因此，她对我的意见特别大。当时，我的想法是，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我们都是革命干部，相互间首先是同志关系，各自的照顾主要靠所属的单位，而不能靠夫妻关系。凌静则认为，我们既然是夫妻关系，就不同于一般同志，就应该有些应有的照顾，为什么人家能做的，自己就不能做。我怎么解释她都不听，甚至气得大哭，闹得机关翻了天。而且全机关上上下下，从秘书长到部长、局长、警卫员、炊事员，都不同情我，甚至说我"矜持"、"虚伪"。我真是难过极了。最后，我只好说，我承认自己有缺点和不足，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但同时也申诉了自己的理由。我说中央号召"厉行节约"，号召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我这样做了，为什么要批评我。假若我没有做，或者是做得不够，可以批评，我可以检讨。当时，陈璞如同志是地委的组织部长，他出来调解，我说也不用调解了，反正我想不通。后来，我也曾思索过当时反映出来的问题，仍然认为我那时的做法总的说来是可取的，但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机械性。有些做法，如出差时中午不吃饭就脱离了群众。在有些问题上，也没有把革命原则与实际状况具体结合起来，也没有把革命利益与家庭关系协调起来，所以同志们包括凌静，对我的一些做法不能谅解。不过，我和凌静当时毕竟年轻，她那样大哭大闹，的确使我下不了台。
到了1945年，整个形势就完全转过来了，日本侵略者的气势已经不行了，不久就宣布投降了。但我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大病了一场，从上半年，一直到七八月，卧床不起，有时接连一个星期都不能合眼。只好请专署秘书长袁子扬向地委报告，最后地委决定，找人暂时代理我的工作。当时，我清楚地看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时局并不稳定，也不会天下太平。我看到美蒋在勾结中，必然抢夺胜利果实，大举反共高潮。从此，历史又转入一个新的阶段。
【郭影秋(1909- -1985) ，原名玉昆，又名萃章。江苏铜山人，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1928年肄业于无锡国学专修科，1930年考入江苏教育学院，1932年毕业于江苏教育学院。毕业后在沛县中学教书期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湖西抗日根据地开创了湖西中学。1935年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 后投笔从戎，曾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军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等职。从解放战争开始，郭影秋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历任川南行署主任、云南省长兼省委书记。1957至1963年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63年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78年人大复校后任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1985年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