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陈独秀的大儿子，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在上海受尽酷刑折磨后，被残忍杀害。

如果从大的历史背景下来看，这固然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导致。但这期间，如果没有蒋介石的铁杆亲信，陈独秀的故交，那个叫吴稚晖的国民党元老，凭借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写信告密、蓄意加害，事情的走向或许不致如此。

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并没有完备的法律程序和条文，人的生死就在掌权者一念之间，甚至是某人一句话的事。

得知陈延年被捕后，吴稚晖立马给当时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写了一封信：

“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先生真天人！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贺之至。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所有今日共党之巨头，若李立三，若蔡鹤孙（注：蔡和森），若罗亦农，皆陈延年在法国所造成。彼在中国之势力地位，恐与其父相埒，盖不出面于国民党之巨魁，尤属恶中之恶！上海彼党失之，必如失一长城。故此人审判已定，必当宣布罪状，明正典刑……”

人们常说言为心声。

你仔细看看这封信，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戾气冲天！

字里行间充满了深深的忌惮恐惧和恶意挑拨撺掇，哪里还顾及自己文化名流、国民党元老的脸面，哪里还像一个60多岁的老人能说出的话？

何况，陈延年是他老朋友陈独秀之子，平日里亲热地叫他伯伯，是那样一个富有才华、以身许国的年轻革命者。

我们看一个人如何，看他在关键时刻的选择和表现。

陈延年的被捕，也牵动了另一个人的心。

这个人叫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鼎鼎大名。

胡适跟陈独秀因《新青年》结缘相识，经陈独秀推荐，在北大共事，成为好朋友，共同扛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

遗憾的是，随着时间推移，二人因性格、经历和信仰不同，思想上逐渐有了分歧，也有过激烈的言语争论。

但君子之交和而不同。追求不一样，也不至于暗下黑手。

陈独秀和胡适，都称得上一时人杰，尽管人各有志，政见不同，但二人始终对对方有着尊重和情谊。

陈独秀天生慷慨激昂、绝不妥协的性格，再加上时局的动荡黑暗，处境的艰难危险可想而知。他曾有过数次入狱的经历，每逢此时，胡适都会施以援手。

这一次，听说这个故人之子身陷囹圄、处境危险，胡适自然也不会袖手旁观。

他没有顾忌对这个年轻的革命者出手相助，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而是想着怎样才能像以前救出陈独秀一样，将陈延年从狱中解救出来。

胡适应该有很多考虑，但最后找到了吴稚晖。照常理推测下来，理由大概有这么几个：

吴稚晖是陈独秀的老朋友，相识甚早、交情颇深；吴稚晖跟陈延陈乔年兄弟很熟悉，早年还曾送兄弟两个到法国勤工俭学，兄弟俩一直亲热地叫他伯伯；吴稚晖是当时文化界名流，有一定影响力；吴稚晖是国民党元老，跟蒋介石走得很近，蒋对他的话还是很听信的。

胡适自以为考虑周全，应该是觉得，找吴稚晖出手搭救更有胜算。

但文人的天真与理想主义，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在人心的歹毒龌龊与阴狠算计下，显得如此无力。

这一次，胡适还是失算了。

世间没有人能开上帝视角，胡适也不能。

之后，陈延年被杀的消息传来！

吴稚晖的心理有多强大，这样一封充满谄媚、血腥和丑恶的信，他不仅是写了，而且，还在陈延年牺牲后，刊登在那一年7月5日的上海知名报纸——《申报》上。

要有多无耻，才能够做到如此地步！

那是个混乱的年代，妖魔可以遍地横行。

难怪他被人送外号“疯狗师爷”！

所谓的文化名人，那么多年的书，算是白读了。

自此之后，任他吴稚晖如何洗白，任他如何自视才高、睥睨四方，这封信，都将他永远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不知当年的胡适，事后看到吴稚晖写给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的那封信，内心会有何感想？

1928年2月27日，陈延年遇害7个月后。

胡适给吴稚晖写了一封信。

他说：“七月初我在杭州读先生与杨虎一书论陈延年的案子，我认为先生盛德之累，中心耿耿，不能释然。”

胡适以他一贯温文有礼的风格，含蓄讽刺了吴稚晖以如此名望和身份，推波助澜，蓄意加害陈延年的卑劣小人行径。

看来，时间过去，血迹难洗。胡适始终不能忘记那个惨死的热血青年，那么富有理想的晚生后辈。

而胡适这个人，尽管也有人说他立场有问题，不是坚定的革命者。但那是被时代裹挟的身不由己，我们在此不议。对于他的为人，人们一向的评价是：温厚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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