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咱们中国的政治界真是失去了两位大人物，让人心里头难受得很。年初那会儿，87岁的周恩来总理走了。没想到，到了7月6号下午，90岁的朱德老总也离开了我们，他可是被称为“中国红军的老祖宗”啊。这事儿一出，全世界各地的领导人都发来消息，说朱德是“这个世纪最了不起的民族领袖”、“为了咱们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拼过命的传奇统帅和战士”、“咱们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大英雄”。
现在，就在中南海附近，东交民巷17号的小院里，邓小平正待着，他已被免去党内外所有职位。半年前，他还代表中共中央，亲自料理了老朋友周恩来的后事。眼下，他心里头多么希望能亲自为敬爱的朱老总送行啊！可现实却是，他被挡在了所有治丧活动的大门之外。他就只能在这小小的院子里，朝着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的方向静静发呆，心里头满是对老战友的怀念，脑海里一遍遍回放着他们几十年革命路上结下的深厚情谊。
邓小平一直特别向往朱毛两人在井冈山建立的那个革命根据地。他和朱德初次碰面，是在江西的瑞金。那时候，邓小平已经是县委书记了，他忙前忙后地参与准备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第一次大会。瑞金这个地方，因为苏区中央局、全苏维埃中央政府，还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都设在这里，所以被大家叫做“红都”。
邓小平和朱德都是四川人，老家离得不远，开车一个多钟头就到了。不过，他俩年纪差得大，有18岁呢，按咱中国的老规矩，都快能算两辈人了。所以，邓小平一直把朱德当成上司和长辈，对他特别敬重、爱戴，也很信任。说来也巧，他俩都是在20世纪20年代，跑到外国去干的革命事业。而且，他们俩都跟周恩来关系很铁，周恩来就像是他们革命路上的领路人一样。朱德呢，是在1922年11月，经过周恩来他们介绍，在德国柏林入的党。邓小平呢，是1923年6月在法国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1924年7月自动转成了党员。他在法国一边打工，一边在周恩来的带领下，给旅欧共青团的机关刊物《少年》杂志当编辑，刻蜡版、油印，还用自己的名字和笔名写文章。后来，朱德和邓小平都去了苏联莫斯科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不过，他俩真正成为“校友”见面，还是几年后的1931年下半年，在中央苏区的瑞金。但其实，他们早就神交已久了。
从1927年后半截起，邓小平就到了上海，在党中央那里干活。他先后干过政治秘书、秘书长，还有事务秘书长这些活儿。他老参加中央政治局和常委的会议，帮着记会议内容，写文件、指示信，还一起讨论事情。所以，他对朱德、毛泽东带着队伍在井冈山、赣南、闽西那边搞革命，建根据地的事儿知道得挺清楚，心里头特别佩服他们。
而且，1929年快结束的时候，邓小平接到任务去了广西，他开始按照朱毛的革命斗争方法来干。到了12月，他和张云逸等人一起策划并发动了百色起义。起义大会上，他们发布的《中国工农红七军当前行动纲领》里，第四条就是说要扩大红军的地盘，“赶紧和朱毛的队伍会合，一起占领两广”，这个计划还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点头。广东省委给红七军前委的信里明确说了：红七军的发展方向“肯定是往湘粤边界去，这样才能和广东的群众革命运动，还有朱毛的游击战接上头，这对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简直太重要了”。到了1930年1月，邓小平在去上海的路上经过香港，参加了中央军委关于广西红军工作的会议，他提出：“咱们得让左右江的队伍联系起来，一起往湘、粤边界发展，好跟朱、毛、彭、黄的队伍会合。”没多久，朱和邓就碰面了。
1931年9月底，那时候瑞金县委书记是邓小平，他和一些人在城北的叶坪村，给刚好路过的毛泽东、朱德他们汇报了工作，结果受到了大大的表扬。原本，毛、朱他们是要去福建那边弄粮食、筹钱，还要休整一下队伍，准备开个全国苏维埃的大会。但看到瑞金这边工作做得这么好，他们就改变了计划：决定把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都设在叶坪村，还在这儿开了中华苏维埃的第一次全国大会，成立了苏维埃的临时中央政府。这样，红军总部和中央局就能在瑞金统一指挥了。红一方面军的主力也以瑞金为中心，在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地方活动起来。到了11月，朱德、邓小平他们都参加了在叶坪村谢氏祠堂开的全苏第一次大会，总共有610名代表，都是从全国各个根据地、红军部队，还有国民党统治区那边来的，包括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的代表。邓小平主要负责会场的布置、代表的住宿这些事儿。为了防止敌人的飞机轰炸，他们还在瑞金城里弄了个假会场来迷惑敌人。那时候，他们还组织了好多活动，比如提灯晚会、祝贺大会之类的。
1933年，江西那边闹起了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风波。之后，邓小平就不在地方上干了，转到了红军队伍里。他特别看重宣传朱德的打仗想法。到了1934年9月初，温坊那一仗打完，邓小平眼疾手快，立马找了李聚奎他们9个指挥打仗的，让他们写东西。他收集起这些稿子，自己动手整理编辑，写了篇文章叫《温坊战斗的胜利》，发在了他管的《红星》报第64期第3版的“前线通讯”上。文章挺长，有两千字左右，还配了张打仗的地形图。文章写得活灵活现，把战绩、打仗的整个过程，还有从中得到的教训，都讲得一清二楚。也是在那9月，朱德也写了篇文章，叫《在堡垒主义下的遭遇》。他总结了温坊战斗胜利的原因和教训，再结合实际的战斗情况，说了几个关键的打仗原则：得长时间好好准备；行动得特别灵活；得把兵力集中起来，比敌人强，然后快速干脆地把敌人一个个干掉；晚上打仗的招数得熟透；在战场上得想办法让白军崩溃，政治宣传得起作用。这些打仗原则，既保持了红军之前反“围剿”时的好经验，又给它添了新东西。
1935年1月份，长征路上，邓小平参加了特别重要的遵义会议，他亲自感受到了朱德在政治斗争里那种“铁打的意志，宽广的胸怀”。那时候，邓小平负责记会议内容。朱德在会上站出来挺毛泽东的正确想法，还拿自己的经历说了博古、李德指挥打仗的错误，强调得改改领导上的大问题。他讲：“再这么错下去，咱们可不能跟着瞎跑了！”会议最后决定，让毛泽东也进政治局常委。朱德和周恩来还是管军事的。分完工后，毛泽东帮着周恩来指挥打仗。从这时候起，毛泽东成了核心，朱德和邓小平也慢慢进了中共第一代领导班子。
朱德大声带头读了《八路军抗日出征誓言》，邓小平等战士们跟着念：“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咱们中华民族的头号大敌。它们想毁掉我们的国家，消灭我们的民族。”“咱得为了民族尊严，为了国家存亡，为了咱们的亲人，还有后代，只有一直打下去！”“咱现在叫国民革命军了，得上战场去跟敌人拼命！”
1937年开头那会儿，彭德怀当总指挥，任弼时做政委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大伙儿都管它叫“前总”，进了陕西的泾阳县云阳镇。等抗日战争真打响了，朱德从延安匆匆赶来，还有新调到前总的邓小平，他俩头一回见面，是在7月底的红军高层干部大会上。这次大会啊，是在洛川会议前头，红军的高官们在前线悄悄开的，主要是为了准备把红军改成八路军的事儿。大会本来定的是7月20号开，但因为朱德路上遇到山洪，耽误了，就改到了22号。会上，先是任弼时和彭德怀分别讲了讲国内外的局势，还有为啥要改编红军，都准备了啥。朱德23号到的，跟彭德怀、任弼时一起主持大会。还有从南京回来的周恩来、博古，他们也参加了。接下来，大伙儿继续琢磨红军改编的事儿，还有怎么上前线抗日。
1937年9月16号那天，八路军的大本营从陕西韩城县芝川镇出发，一路往东，渡过黄河，直接去了山西打鬼子。从左边数起，依次是左权、任弼时、朱德、还有邓小平他们几个。
7月23号那天，邓小平老前辈，那时候他是前总政治部副主任，在会上开了口。聊到眼下的局势和红军要怎么改变时，他分析得头头是道：卢沟桥事变一出，南京政府那边，虽说态度上看似有了点进步，但实际上还是不稳当，不太愿意全面抗日。将来的路有两条，一条是咱们抗日，把局势稳住；另一条就是日军直接占了平津。说实话，第二条路的可能性还更大些。然后，他清清楚楚地说了：“咱们得这么干：一边得反对不抵抗，另一边呢，得准备第二步的抗战。红军换个名字，也是条件之一。”到了24号，朱同志也在会上讲了卢沟桥事变、国共要合作，还有红军改编的事儿。他还解答了大家关心的，红军改了名后，具体工作要怎么做的问题。
25号那天，邓小平根据朱德提的问题，聊起了红军去打日本鬼子后，政治工作该咋搞。他特别说了，党得在所有事情里当头儿，说了算。他说，现在全国都在抗日，咱的红军可能很快就得上战场，还得重新编队。虽然红军这个名字改了，但咱跟那些敌人的矛盾可没变。所以，现在政治工作得换个方式搞，主要得干这几件事：第一，得赶紧准备打仗，啥都得为了抗日，还得在打仗的时候让咱的队伍更有名。第二，政治工作，其实就是党的工作，这俩都得听党的。第三，得提升大家的军事本事、打法、政治觉悟、文化还有指挥能力，让咱的队伍越来越正规。
26号那天，朱老总又提了几个政治工作得留神的地方。他说，现在形势变了，有的干部干劲儿挺足，可招数不够多，得强调干部得带头干。军队嘛，得有军队的规矩，纪律得严明。他还聊了聊红军改编后怎么用人和补充兵力的想法。对此，邓在聊起部队怎么组织时说，特工委员这活儿可不轻，得由上级军政委员会拍板，还得给他们上马列课，讲讲民族气节，加强党的纪律。抓特务得发动老百姓，但得讲究方法，别把人吓得慌。到了27号，朱老总又在会上说了说怎么防着红军改编后出现军阀作风。会议当天就完事儿了，然后周恩来和博古就赶紧跑到延安，给党中央汇报会议情况。从7月31号到8月5号，朱老总、邓他们，还有从延安过来的周、博，接着上次的会议，又深入琢磨了红军改编、干部安排、留守部队怎么分布、怎么抗日这些问题。准备好了之后，8月25号，毛泽东他们发布了洛川会议的决定，就是让红军改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说要把前敌总指挥部改成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老总当总指挥，总政治部也改成第八路军政治部，邓小平当副主任。就这样，在邓当第129师政委之前，朱老总和邓一起忙活了好几个月。
9月5号那天，云阳镇操场上热热闹闹，八路军总部的大伙儿都准备好了，要开个誓师大会去打日本鬼子。这次大会是邓小平来主持的，全体将士跟着朱德，声音响亮地一起念了那个《八路军抗日誓词》。里头说的啥？就是说日本帝国主义是咱们的头号大敌，想灭咱们国家，杀咱们亲人，烧咱们房子，毁咱们东西。咱们为了民族、国家、亲人、后代，只能跟他们死磕到底！大家伙儿已经跟日本鬼子斗了六年，现在民族都团结起来了，咱们也改了名，叫国民革命军，要去前线杀敌人。咱们得守规矩，勇敢打仗，不把日本鬼子赶跑，不把汉奸都除掉，就绝不回家！在场的老百姓们都看在眼里，心里头那个激动啊。他们看到了咱们的子弟兵，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啥都不怕，勇往直前的那股子劲儿，真是英雄好汉！
9月6号，邓小平、朱德他们带着八路军总部，不顾下雨，从云阳镇往东边出发。到了16号，他们在芝川镇渡口坐上木船，渡过黄河到了庙前渡口，那天就进了山西荣河县。在过河那会儿，朱德和邓小平他们还拍了张很有历史意义的照片，是在同一艘船上照的。20号，他们又从山西侯马坐火车，到了灵石县城北的水头镇。21号到太原，住在八路军太原办事处的成成中学。23号，他们到了五台县的南茹村。到了10月下旬，根据作战计划，邓小平带着八路军政治部大部分人和随营学校的全部人马，离开总部，往汾阳、离石、中阳、石楼那边去，要在吕梁山开展工作，扩大抗日队伍。到了10月底，他们就到了汾阳，住在三泉镇，很快就打开了新局面。到了12月底，邓小平接到命令，去了晋南的洪洞县马牧村，就是现在的马二村，跟朱德他们带的八路军总部汇合。不过，朱德和邓小平汇合了没多久，就又分开了。
1938年1月6号那天，朱德和邓小平一起参加了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高级别干部会议。会上，朱德传达了中央政治局12月会议的精神，主要讨论了华北抗战的策略。听完朱德的传达后，邓小平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政治工作的重点得跟着党的政策和方针走，得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完成党的政治任务。他还强调，八路军得成为所有军队的表率，这样才能带动其他友军。在讲话里，邓小平不仅回顾了抗战以来政治工作的成果、不足和犯过的错误，还给政治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会议开完后，根据中央军委1月5号的决定，邓小平接替张浩成为第129师的政治委员。1月18号，他从八路军总部出发，去了辽县西河头村的129师师部，从那开始和刘伯承一起工作了13年，关系特别好。出发前，他和朱德等人在总部驻地门前照了张相留念。从这以后，朱德一直待在统帅部，邓小平在前线指挥，两人合照的机会很少，只有在中央开重要会议时才能见上一面。
朱德、刘伯承和邓小平聚在一起，商量着怎么打仗。
抗战那会儿，中共在延安开了次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朱德和邓小平特地从太行前线赶回来参加。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讲了个政治报告，题目挺长，叫《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进展》。他说着说着，就提到1933年在中央苏区对邓小平等人的处分，得给取消了。接着，朱德上台，讲起了华北八路军的事儿。他讲了八路军一年来在华北打游击、建抗日根据地的经验教训，还分析了现在的抗战形势和敌我双方的战术变化，最后说了说八路军以后的任务。邓小平听了朱德的报告，也跟着发言，说华北抗战的关键是巩固。发展嘛，得从上往下推，但巩固得从下往上来。得靠着华北抗战，把游击战打得更响。得用小部队骚扰敌人，大部队瞅准机会就出击。部队要招人，得靠自己努力。军队还得帮地方党工作，把两者关系处好。说完这些，他又做了个《地方工作报告》，讲讲敌后根据地怎么建党、建政、搞武装斗争。到了1945年，中共“七大”开会，朱德选上了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还成了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他上去讲了讲解放区的事儿。邓小平呢，因为前线太忙，赶回来的时候“七大”已经结束了，但他也被选上了中央委员。解放战争那会儿，朱德和邓小平都参加了1948年9月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开的“九月会议”，还有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俩人都说了不少重要的话。新中国快建立的时候，邓小平7月和9月两次从前线跑到党中央在北平的地方，跟毛泽东、朱德他们聊了聊，给中央递了报告，说了说解决华东、上海困难的办法。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2年7月邓小平调到北京后，他俩见面就更勤了。一起参加中央的大会，出席重要的外事活动，接见会议代表，上天安门检阅，还一块儿出国访问。
朱德让邓小平帮忙看看他的讲话稿，邓小平给了两个建议。第一，别老提苏联怎么帮我们、支援我们，其实支持和援助都是相互的，得说说中苏两国是怎么紧密合作、互相扶持的。第二，说到苏联的援助时，咱们得有个度，别说得太过。
1956年2月14号到25号，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代表团去了苏联参加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团的团长是朱德，成员里头还有邓小平这些人。在出发去苏联之前，周恩来在朱德北京的家里头，把邓小平他们都叫来开了个会，商量朱德出国访问还有参加苏共二十大这些事儿。到了2月11日，邓小平他们就从国内赶到莫斯科，跟朱德碰头了。到了3月1日，邓小平他们就回国了，朱德他们还在苏联继续访问。
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赫鲁晓夫秘密发表了批评斯大林的报告，这事在国际共产主义圈子里掀起了大浪。那时候，咱们中共的代表团去参加会议，其实并不清楚里面的具体情况。不过，朱德和邓小平两位老同志，他们政治眼光独到，多年的经验让他们感觉事情不简单，所以就赶紧给党中央打了报告，问了问上面的意思。就2月20号那天，朱德、邓小平他们连着给党中央发了四回电报，都是一块签的名。
报告一下：这几天开会，我们感觉有两个挺突出的问题。一个是如何通过拿到议会大多数支持来搞社会主义改造；另一个就是怎么评价斯大林和他领导的那段时间。……说到第二个问题，咱们代表团的同志觉得米高扬对斯大林和他整个领导时期的评价有点问题。不知道这个看法对不对？等会儿跟苏共中央的同志聊天时，我们打算这样表态：对斯大林的功劳和过错，我们不发表意见，但得强调集体领导的好处，还有反对个人崇拜有多重要。另外，也得夸夸苏共中央这几年在内政、外交上的政策都挺对的。这两点行不行，请在24号前给我们回个电。
报告二说了赫鲁晓夫对于不同国家怎么变成社会主义的一些看法。他觉得，除了像苏联那样的方式，还有人民民主这条路，以后变成社会主义的方法还会更多。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和平地变成社会主义，这是有可能的。聊这个话题的时候，苏共的苏斯洛夫和西皮洛夫两位同志也发表了意见。米高扬则是对这个话题讲得很详细。
报告三说了，在代表大会上，大家伙儿都在讲集体领导的好处，还有为啥要反对个人崇拜。米高扬他们几个也上台讲了几句，说《联共党史简明教程》这本书有问题。米高扬直言不讳地说：“这话可不是我瞎掰，列宁走了以后，这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我们党来说，那可真是重中之重。列宁的精神、列宁主义，一直贯穿在我们的工作和决议里头，感觉列宁好像还在我们身边，跟我们一起奋斗。”大家伙儿发言时，都一个劲儿地提列宁主义，引用列宁的名言，愣是没人提斯大林的话。
报告四说的是苏共20大结束后，咱们代表团打算怎么干，还得请中央给咱指个方向。紧接着第二天，朱和邓他们几个一块儿又给党中央发了电报，讲了讲赫鲁晓夫和朱私下聊的那些事儿。
1959年那会儿，朱德和邓小平两位大佬跑到中山公园去瞧演出了。
反正，从2月11号邓来了，到3月1号他走，这20多天里，特别是邓参加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那11天，朱和邓他们几个，碰到好多突然发生的事儿，但都团结一心，不慌不忙地一起解决，配合得特别默契，互相帮助，在重要的党际和国际事务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让我们党和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提升了不少。
在“文革”快结束的时候，朱德对邓小平全面整改的工作成果大加赞赏：在毛主席的指引之下，邓小平同志挑起了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梁，做得非常出色。
1966年5月，一场波及十年的动荡——“文化大革命”悄然开启。不久之后，邓小平便遭遇了不幸，被错误地打上了“党内另一重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标签；同时，朱德也遭受了诬陷，被冠以“黑司令”的恶名，从最初上井冈山的那天起，就被无端指责为“反对毛主席”，从而受到各种排挤和冲击。到了1969年10月，包括朱德在内的老同志被要求必须在20日前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广州市郊区的从化定居，他们的生活和活动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和冷遇。而邓小平则更晚一些，在限定的22日乘飞机离京，目的地是南昌市，随后又被转至新建县望城岗进行监护，被迫在一所工厂里参与所谓的“劳动改造”。
“九一三”那事儿过后，朱德和邓小平的运气开始好转。到了1973年8月底，中共十大和后面的十届一中全会开了，朱德不光成了中央委员，还进了政治局，当了常委。邓小平也回了中央委员的位置，而且之前就已经官复原职，做了国务院副总理。朱德看到邓小平他们回来帮周恩来，心里头那个高兴啊！到了12月，毛泽东在家里见了些中央军委开会的人，朱德和邓小平都被请去了。毛泽东一见到朱德，就特别激动，说：“红司令，你好啊？”朱德乐呵呵地回答：“我好得很呢。”毛泽东瞅瞅周围，又说：“有人乱讲你是黑司令，我一听就不乐意了。我说你是红司令，没有朱，哪有我毛啊，朱毛朱毛，朱还在前头呢。”“我之前是听了林彪的瞎话，这才犯了错。”
然后，毛主席把朱德和邓小平拉在一起，笑着说：“红司令啊，现在应该没人再骂你了吧！那就好，好多了。这位同志跟咱们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年。咱俩，也是四十年交情了。”接着，毛主席指了指邓小平：“这位同志也一样。邓小平同志现在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我呢，挺喜欢他，不过有些人对他有点敬畏。要打起仗来，这家伙可是把好手！姓邓，叫小平。”根据毛主席的意思，中共中央随即发布了两个文件：一个是任命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与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另一个是中央军委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
1975年1月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了起来，这次开幕式是由朱德来主持的。他领导的人大常委会选出了以周恩来和邓小平为主的国务院领导班子。邓小平真的没辜负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德他们的期望，他接连管起了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对工业、农业、科技、军队、国防、教育、文化等好多方面都进行了大整改。就这么几个月的时间，情况就有了大变样，各个行业的工作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挺让人难过的，邓小平没多久又遭遇了挫折。1976年7月的时候，他没能去参加自己特别尊敬的朱德同志的悼念活动。两年后，也就是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建个“朱德故居纪念馆”，而邓小平则为这个纪念馆写了馆名。到了1989年，邓小平说：“真正的成熟领导，得从毛刘周朱他们这一代算起”，“就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还有任弼时同志，任弼时去世后，又加上了陈云同志。到党的八大时，常委会里有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后来又加了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心里很清楚，每次说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里面都有朱德，这是对朱德历史地位和作用的一个准确评价，也是对他历史贡献的高度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