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1月，清朝名将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和田，标志着历时两年的西征告捷。然而，清点战俘时，一个意外发现令全军愕然，除了阿古柏残部外，竟有五千余名印度人混杂其中。这一特殊群体的存在，不仅关乎新疆稳定，更牵动英俄列强的敏感神经，考验着左宗棠的政治智慧。
阿古柏政权自1865年入侵新疆后，始终依赖外部势力支撑。英国为遏制沙俄扩张，通过英属印度向阿古柏输送武器、工匠，甚至派军官指导军事训练。作为殖民地的印度，成为英国渗透新疆的跳板：印度商人被鼓励赴疆贸易，技术工人协助建造军工厂，另有间谍以探险家身份搜集情报。至1877年，这些印度人在喀什、和田等地形成聚居区，部分人甚至享有免税特权，成为阿古柏“亲英政策”的具象化体现。
左宗棠在审讯中发现，五千印度人中约七成是进行棉布，香料等正常贸易的商人，最终大多数人被排除嫌疑，而从事军械工匠，测绘人员以及英国间谍不在此列，这令清政府难以抉择，严惩可能激化中英矛盾，放任则恐留隐患。面对慈禧“速决勿生事端”的密令，左宗棠摒弃了早年镇压太平天国时的铁血手段。他深知，英国正伺机介入新疆事务，此前英驻华公使威妥玛甚至威胁清廷承认阿古柏政权。
为免授人以柄，左宗棠设立专门审讯组，通过贸易凭证、人际网络等核查背景，普通商人需提供入境时间、交易记录，工匠需说明技术专长，可疑人员则重点监控。
同时允许自愿选择去留，愿留者须登记户籍、缴纳商税，欲离境者发放通行文书，限时经喀什噶尔出境。而火炮工匠等军事相关从业者被集中遣返，防止技术外流；测绘人员则扣留调查，确认无间谍行为后驱逐。
其中13名涉嫌传递军情的印度人被秘密关押，后通过外交渠道与英印当局交涉引渡。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左宗棠推行屯田减税，吸引本土商业复苏，削弱外籍商人影响力。
左宗棠决策既杜绝英国干涉借口，又强化了清廷治权。他特意将处置过程透明化，允许英国领事探视印度商人，以此表明“非针对英属臣民”，并借机重申新疆主权。与此同时，在喀什增设海关，要求所有外商登记货物、缴纳关税，打破阿古柏时期的免税特权。
此举成效显著，至1880年，留疆印度商人降至不足千人，且再无新增聚居区；英国虽抗议却缺乏介入理由，转而专注与沙俄争夺中亚。左宗棠在给清廷的奏折中写道：“驭夷之道，刚柔并济。今廓清边患，更需以法度立威，以怀柔立德。”
左宗棠既未如激进派主张的“尽数驱逐”，也未效仿李鸿章的无底线的妥协退让，不仅避免陷入“义和团式”排外陷阱，也为近代中国处理涉外事务提供了范本。
左宗棠以政治家的大局观审慎守护着我们的国土完整，正如曾国藩所言：“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