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部非常火的文学作品，名为《生命似火》，该作品讴歌了当时上海科技界的模范人物彭佳木，鼓励人们要像彭佳木那样顽强拼搏、昂扬向上，这部作品的作者是随后名动上海的一位风云人物，他叫徐景贤。

徐景贤本身就是上海人，父亲徐宗骏毕业于东南大学化学系，后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早在1926年，徐宗骏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通过创办学校发展党的组织，被国民政府发现后逮捕入狱，1928年，徐宗骏发表了“自首申白”，表示不再参加共产党的任何事情。

五年后，也就是1933年，徐宗骏的儿子徐景贤在上海降生。

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徐景贤从小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加上他天资聪颖，学习成绩非常好，父亲对徐景贤的期待是不参与政治，继承自己的衣钵，说不定将来可以在化学领域有一番成就，然而，徐景贤不但涉足政治，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1年，高中毕业的徐景贤进入上海市政建设干部训练班学习，经过短暂培训，被分到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徐景贤有文化，文字功底非常深厚，能够写文章，很快就在华东局崭露头角，成为首屈一指的“笔杆子”。

徐景贤能够参加一些中层干部不能参加的会议，这使他能够及时洞悉中央的动向，不过，最初阶段，受父亲那段“自首申白”历史的影响，徐景贤一度心灰意冷，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文学创作方面，创作出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品，比如说《生命似火》。

后来，徐景贤遇到了那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人，此人就是张春桥。

那是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斗争，徐景贤接连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些攻击“右派”的文章，引起张春桥的主义，张春桥本身就是一个“左派”分子，对于这样的文章自然非常欣赏，于是便将徐景贤引荐给了柯庆施，柯庆施也是一个“左派”人物，自然对徐景贤刮目相看。

徐景贤的命运由此改变，不久，徐景贤被调到上海市委写作班子，还成为写作班子的党支部书记，成为上海市委高层的“御用文人”。

1966年，一场政治风暴降临上海，涌现出无数的造反组织与红卫兵组织，与马天水一样，一开始徐景贤对运动持反对态度，毕竟他本身就属于上海市委的人，难道要反自己？

当时，造反派不断地批斗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徐景贤始终陪伴在左右，有时还会上前阻拦，人们都以为徐景贤是“保皇派”成员，直到有一天，看到市委写作班子成员朱永嘉被红卫兵带走，徐景贤立刻拨通了张春桥的电话，在张春桥的点拨下，徐景贤反戈一击，带领写作班子成员造反，将矛头指向上海市委。

1967年1月，上海爆发“一月风暴”，在徐景贤与王洪文的里应外合下，造反派夺取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大权，成立上海市革委会，最初排位时，徐景贤排在张春桥、姚文元之后，列为第三号人物，便有了“徐老三”这个称呼。

后来，张春桥有意提携王洪文，便将王洪文抬到第三位，不过，徐景贤并没有因此心生嫌隙，反而全心全意辅助王洪文。

徐景贤已经位列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不再是一个小小的“秀才”，对此，徐景贤自然对张春桥感恩戴德，进行回报。

当时，上海造反派喊出“打倒张春桥”的口号，徐景贤与马天水出面极力维护张春桥，马天水说：

“春桥同志的历史我是了解的。春桥同志没有被捕过，没有坐过牢，一天也没有。谁‘炮打’春桥，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在北京召开，徐景贤竟然与王洪文联合，攻击陈毅元帅，还喊出“打倒陈毅”的口号。

1971年，徐景贤出任上海市委书记，排在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之后，成为上海的第四号人物，1973年十大上，徐景贤还当选为中央委员。

此外，1976年，徐景贤还做过一件事。

当时正赶上“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年4月的一天，王洪文在上海宴请了杨振宁，等到八点时，王洪文让大家安静，随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两个决议：

“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随后，杨振宁赶到北京，先是拜会了周总理的遗孀邓颖超，然后与华国锋进行会谈，会谈期间，徐景贤跟杨振宁大谈“批邓”，还送给杨振宁复旦大学“批邓”的大字报，对此，杨振宁表示自己的箱子已经装满，对“批邓”也没有任何表态。

华国锋说：

“何必送那些东西呢，不能强加于人嘛！”

这一年10月，华国锋联合叶帅，将“四人帮”一举粉碎，随着中央工作组入驻上海，徐景贤与王秀珍组织的武装叛变计划落空，随即徐景贤被隔离审查，1980年，徐景贤被开除党籍。

1992年，徐景贤保外就医，于2007年病逝于家中，终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