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会学家坎贝尔在新书中阐释了特朗普如何利用美国社会中出现的“临界点”，永久性地损害美国政治和司法制度，危及社会凝聚力。
政治学者威廉•豪威尔（William Howell）和特里•莫伊（Terry Moe）在2020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的书《总统、民粹主义和民主的危机》（Presidents, Popu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中曾悲观地预言特朗普之后的美国政治：“长期以来，统一并以民主方式制约两党总统的规范性普遍性，（目前）正在让位于一种新的规范性安排，这种安排因党派而分化……民主党人当政时，正常的总统制将会继续存在，但共和党人当政时，正常的总统制很有可能就不存在了，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是这样。”
虽然社交媒体和舆论都不断渲染特朗普的“克里斯玛式”领导力或者他的破坏性，但极少有像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政治社会学家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2023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被围剿的机构：唐纳德•特朗普对“深层国家”的攻击》（Institutions Under Siege: Donald Trump's Attack on the Deep State）那样，提供给人们系统性和理论性的对于“特朗普后果”的深度思考。在这里，坎贝尔特别用了特朗普和阴谋论追随者使用的“深层政府”这个词，来指代各种正式的政府行政机构和制度。这里对于阴谋论略有一些调侃，那就是：这些人说的如此抽象，却对真实的政府和公务员体系一无所知。
临界点和“特朗普时刻”
2016年，人们惊讶于特朗普尽管在普选中以300多万票的劣势输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但仍旧凭借选举团票当选总统。不仅如此，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特朗普在执政期间对于美国政治体制的冲击。在这本书里，坎贝尔主要探讨了两个问题：特朗普对于美国政治体制究竟造成了何种程度的破坏？是什么条件让特朗普能够做到这些？作者认为，很多研究特朗普领导权变化的理论，常常忽视了两点。首先是临界点，也就是什么促成了这些机会窗口。其次是特朗普特殊的领导风格。坎贝尔承认，尽管特朗普的领导力被人诟病，更不利于制定合理、稳定的政策，但当他试图利用各种临界点时，也展示了某种特有的领导风格，并且促成了事情的发生。
作者解释了这些临界点如何帮助人们理解特朗普现象和他的政治体制变革。这些临界点就如同地壳变化，一直在积蓄压力，小的变化不断积累，直到积聚成巨大压力，被突然释放出来时，就引发了毁灭性的地震。而特朗普在行使总统权力时，也打破了人们对总统如何使用权力的普遍假设，而且他的做法与以往不同。这些临界点有时就出现在制度变动的短暂时刻，有时也会出现在制度现状的对立时刻，是两种不同的相对制度的稳定或均衡时期的分界点。这些临界点来源于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如战争、大流行或政治经济危机。临界点也可能来源于先前缓慢发展的一些条件。这些前提条件可能涉及到制度冲突，如法律法规面临频繁挑战，或者经济结构的变化、公众舆论的演变、社会运动的兴起等等。
在坎贝尔看来，甚至这些临界点也是不可预测的。比如，2016年特朗普的上台就得益于这种转折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其他状况已经恶化到相当一部分选民对现状感到厌倦的地步。特朗普向这些人展现了自己的领袖形象，他将采取重大措施改变政体，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担忧，缓解他们的不满。上台后，他利用这一临界点和其他临界点，一鼓作气地推行他的激进体制改革。换句话说，当时的条件已经成熟，可以让特朗普这样的人突然以戏剧性的方式撼动美国的政治体制。特朗普和他的理念都‘符合’这个时代。”而这恰恰是制度企业家——领导者能够利用的。
作者认为，尽管制度具有粘性，制度变革通常会以渐进的方式反复进行，但特朗普执政时期却是一个例外：许多政府机构的变革不是渐进式的，而是一些关键的机构经历了非常激进的变革。甚至这些变化在短时期难以被逆转，一些制度变革可能比其他变革更为持久。
和其他将制度理解为固定不变的学者不同，坎贝尔看到了特朗普自身的特质和美国制度变化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特朗普具有四种马基雅维利式领导者的特质：（1）激发人们接受自己的理念；（2）能够从事政治交易实现自己的目的；（3）通过霸凌、强制手段迫使人们服从自己的意志；（4）善于利用临界点。而正是这些领导特质造就了美国的“特朗普时刻”。
例如，一方面，特朗普能够收买自己有用的人，甚至能够和曾经对骂的政敌参议员克鲁兹（Ted Cruz）修补关系，进行政治交易；但一旦人们不服从他的意愿，他就会毫不犹豫地霸凌他们，让他们屈服，还向人们灌输恐惧。特朗普的领导力中，对于个人忠诚度有过分的要求，但他的团队缺乏相关的政治经验。这两点是相辅相成的——对于自己的政治和决策能力过于自大、自恋。
在政治经验欠缺这一点上，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就曾表示，特朗普其实不适合总统职位，也从未成长起来，他和他的顾问都没有相关的政治经验。特朗普的自大和自私常常让他将个人利益凌驾在国家和美国政体之上。他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John Bolton）也指出，特朗普“完全是美国制度中的一个反常现象。我们有过好总统，也出过坏总统；有过称职的总统，也有过不称职的总统。但没有一个总统像特朗普那样以自身利益为中心，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中心。”
然而，人们不仅要问：为什么连身边幕僚都公开评价甚低的特朗普能如此深远地对抗和影响美国的政治体制？坎贝尔给出了自己的看法：“特朗普在打破现状和发起重大制度变动方面的能力非常强大，因为他具备了上面的领导特质。但他的权力也源于他作为总统所掌握的资源——总统职位能够让他任命和解雇人员、发布行政命令、指挥媒体、提议或者否决立法等等。尽管如此，特朗普对‘深层’国家的攻击常常遭到抵抗，有时抵抗之强甚至足以削弱他的攻击。”
特朗普的激进变革给美国政治体制运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坎贝尔总结道：“他的做法是利用临界点，然后利用自己的领导权力激励、收买和霸凌他人，让他们听从自己的命令。但他的行为也受到了其他领导特质的影响——政治经验不足、对个人忠诚的过分要求、经常拒绝倾听与自己观点和信仰不同的人的意见，以及过度夸大他自己的重要性。因此他在总统任期内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彻底改变和破坏，以及为体制变革提供更为普遍的教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特朗普崛起的因素
正如坎贝尔指出的，如果不了解这些变革是如何发生的，就不可能完全理解特朗普是如何造成他所造成的损害的。他提供了几个视角来理解特朗普崛起的社会、政治背景。
首先，特朗普发现并利用了经济、种族关系、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中的趋势，赢得了职位。这些因素形成了一个临界点。
其次，一个目前被人很少意识到的临界点是，从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戈尔输给小布什开始，大众这种对于选举的不信任，到特朗普败选时达到了顶峰，最终也促成了一些人不承认2020年选举合法性的现象。但同时，特朗普对临界点的利用，也展现了他的某种领导力，那就是鼓励和利用自己的支持者。他交易的风格是要求那些对他言听计从的人，从法官、最高法院法官到副总统，对他个人效忠，从而消解了制度。此外，特朗普还挑战了长期的政治礼仪和规范、政治话语等文明规则。
共和党之所以接受特朗普也是因为，特朗普善于利用另外一个临界点，即奥巴马时期“茶党”日益激进的言论和文化战争。作者认为，这也契合特朗普恃强凌弱和交易型的领导特质，这些都根植于他的自恋和对个人忠诚度的要求。在坎贝尔看来，“共和党内妥协和两党合作的可能性几乎消失殆尽。共和党几十年来一直奉行的政治文明和理性的传统准则也消失了。虽然大多数共和党人与特朗普保持一致，没有进行反抗，但也有一些共和党人拒绝屈服，指责他将自己的政治利益和对忠诚的要求置于党派和国家的利益之上。然而特朗普通过重新诠释长期以来建制化的共和党含义，改变了共和党本身。”
特朗普是如何改变国家的核心监督和执法机构的？作者认为他得益于两个临界点：一是麦康奈尔和共和党先前通过各种手段掌握了数量空前的司法职位；二是依靠党派倾向的联邦党人协会的建议，绕开中立的美国律师协会的评估来填补这些空缺。特朗普对于任内的总检察长和联邦调查局局长，都以这些人的效忠作为任命的条件，维护的首先是自己的利益，这践踏了政治独立规则，使得总统直接干预本应独立的法院和司法体系。
特朗普还利用了公众对国家行政机构的日益不满这个临界点，推行对美国公务员体系和官僚制度的改革。这破坏了公务员制度，不仅是任人唯贤，而且是建立了一个迎合他自身利益和效忠他的体系，而这些人往往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特朗普未能削减联邦公务员队伍的整体规模，但确实削减了其中最有经验的人……并造成了需要多年才能填补的专业人才代际真空。”
最后，特朗普利用了目前大众对税收和财政的不满这个临界点，兑现了他竞选时做出的减税承诺，但并没有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反而进一步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以及政府的财政赤字。
上面的这些观点，坎贝尔在书中都给出了翔实的数据和事实支持，尽管很多例子也都为人所知，但他能够通过理论和系统性的分析，提供给读者一个具体而深刻的论述。
什么限制了特朗普以及特朗普的深远影响？
坎贝尔认为，特朗普改变美国政治体制的许多努力都是前所未有的，在书中的195页，他写道：“没有人像他那样抹杀了文明与合作的准则。也没有人像他那样破坏总统选举的合法性；没有人像他那样重新定义共和党存在的理由，或者如此深刻地分裂共和党。也没有人像他那样将自己的人塞满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他对联邦官僚机构公务员制度的攻击也是史无前例的。最后，他的减税政策是历史性的，如果国会采纳他的预算削减建议，也会是历史性的。”
同时特朗普产生的影响也是长久的，坎贝尔注意到，共和党的政治语言也从原先的体面文明变成了粗鄙。比如，在拜登的首次国情咨文中，有两名共和党女议员就打破先例，一直在公开起哄和戏谑。
尽管特朗普利用了临界点崛起，但坎贝尔认为，美国政治体制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制衡作用。在特朗普任期内，美国政府三个部门之间的制衡，以及横向的分权，相对缓冲了他所带来的破坏；尤其是美国联邦制，这种权力的纵向分散，导致他的权力滥用在很多州被遏制。除这些政治制度的阻碍外，还有内阁成员和公务员对他政策实施的阻碍。最明显的例子是：当特朗普动用权力和压力，试图让佐治亚州选举官员和州长改变该州的选举结果，并以司法部长职位作为回报允诺时，他的威逼利诱还是遭到了抵制。
特朗普的破坏力能否在未来被修复？作者对此持有一种悲观的态度。他指出，很有可能特朗普带来的政治情绪和基调是无法修复的。因为特朗普破坏了美国政治中文明、温和、妥协的准则，从而加剧了政治话语中的粗俗，以及政治议题的两极化——所有这些都破坏了政治和社会的良好运行所需要的社会凝聚力。他特别指出一点：这种破坏实际上对共和党本身更为严重，因为两党制需要两个运作良好、合理明智的政党。而现在，共和党如何摆脱特朗普的寄生和控制，显然也是当务之急。
对于特朗普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当下各方众说纷纭，但鲜有如坎贝尔这种扎实的研究真正去追根溯源，提供给读者有价值的视野来思考美国制度的变迁和特朗普现象。可能这本书唯一让人遗憾的是，它目前还没有中文版，无法让更多人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