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唐诗的大师顾随说过：如果能读透王维和杜甫的诗歌，对于唐诗，也就懂了大半了。

按照大家公认的说法，诗必谈李杜，似乎只有李白与杜甫可以相提并论，王维并没有资格站在大唐诗坛的c位。

其实不然，顾随之语是有道理的，杜甫为后世的诗人定下了现实主义的人道主义关怀的传统，而王维则为后世的诗人定下了调理性情，静观自然的传统。而反观李白，他的诗歌散发着他独特的个人风格，更像是诗歌王国中一抹闪亮的风景，后人模仿起来难度是极大的。

王维是以他的隐逸诗歌著称后世的，以至于大家都认为王维是像庄子和陶渊明那样的隐士。但是历史的真实往往会令人失望，真实的王维也远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王维一生，曾积极游走于王公大臣中间寻找做官的机会，曾跟随着皇帝的脚步东奔西走，也曾隐居在终南山下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他最广为传诵的诗篇就诞生在这段隐居的日子，像《终南别业》，《积雨辋川庄作 》，读来令人静心澄意，甚是清淡。

但是，综合来看，王维并不能算是一名合格的隐士，他人生的主题仍然是“做官济世”。

作为一个隐士，首要的标志就是他的隐居生活，我们今天就将通过考证王维的几次隐居来发现被后人的称赞所笼罩的真实的王维。

一般人看来，隐居这种事应该是双鬓斑白之人，看破红尘，想要过悠闲自得的日子才去干的事情。但是谁有能想到，仅仅十几岁的王维，就已经开始了自由的隐居生活。

尽管很多学者都不太认同这种观点，例如陈铁民教授就认为王维初次隐居大约是在开元十六年隐于”淇上“，但是我们仍然能从王维自己的诗中找到他早年隐居的蛛丝马迹。

十五岁以前，即开元二年以前的王维没有什么作品传世，史书上对他在此之前的经历也没有过多描述，所以这一段时期王维的生活我们无从考察。到那时十五岁以后，王维开始离开家乡，踏足社会，最重要的是他开始有作品传世，使我们得以了解他的生活轨迹。

在他十五岁那年，也就是开元二年，他写下了有记载的第一首诗《过秦皇墓》，这首诗即是他离家赶赴长安经过骊山时写下的。开元四年，他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王维家乡在华山以东的蒲州，可知此时的他在华山以西，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从开元二年到四年，他一直呆在长安附近。

开元五年，王维十八岁，写下了一首《洛阳女儿行》，描述了自己在洛阳时期的见闻，可知他在这一年到过洛阳。

同年，他的好友祖自虚卒于长安，他写了一首《哭祖六自虚》悼念好友，从诗中对好友归葬场面的描写推测，此时他应该也身在长安。

说到这里可能有细心的读者要问了，你这把人家的行程安排地这么明明白白，也没见你说他啥时候隐居啊？

稍安勿躁，正是要说他的隐居。在我们上文提到的那一首《哭祖六自虚》中，有这么两句话值得玩味：“南山俱隐逸，东洛类神仙”，这说的就是他们早年的经历，而“南山俱隐逸”一句就是他们早年一块儿隐居的证据，按照当时的叫法，“南山”也就是终南山，可见王维在东去洛阳之前是有过隐逸生活的，在结合我们上面的分析，开元四年之前他肯定在长安附近，开元五年又到了洛阳，所以这一段隐逸生活应该是在开元四年到开元五年之间。

有人说，年轻时候的王维就开始隐居，说明他也是“性本爱丘山”，从小就有这种热爱自然的品格。但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这种说法纯属是瞎扯淡。

王维之所以结束所谓的“隐居生活”奔赴洛阳，只是因为玄宗在开元五年正月的时候去了洛阳，并且下了一道“求贤令”，希望招揽那些隐遁山林的贤能之士，这对少年王维的吸引力可不小。

当时的人一看就知道，少年王维玩的是“登龙之术”，想走这已经是当时的士子求得仕进的惯用手段。与其差不多同时代的岑参，也玩过这一套手段，据岑参《感旧赋》序可知,其曾“十五隐于嵩阳”,“二十献书阙下”,很明显,其“隐于嵩阳”系为后来的“献书阙下”做准备的。李白也是这样，年轻时期隐居在大匡山读书，为自己造势，为自己后来出山干谒大官打下基础。

在洛阳游宦无所成之后，王维又到了长安，参加京兆府试，一举考中解头，也就是府试的第一名，按理说下一年参加进士考试，肯定妥妥地拿一个状元回来。

虽然没有如此顺利，但是老天还是十分青睐王维的，开元九年，也就是两年以后，王维考中了进士。虽然府试后的两年都没有考上，但是按照当时科举考试的难度来看也是十分正常的，能考上就已经相当地不错了。

考上进士以后，王维得到了一个太乐丞的职位，但是很快就因为属下伶人擅自舞黄狮子而被贬济州司仓参军。大家都知道，黄狮子可不是一般人能玩儿的，《集异记》中就有“黄狮子者，非一人不舞也”，这一人，就是皇帝。

舞狮

接下来的几年里，王维一直在洛阳到山东一带做官游览，后来他自济州还长安参加“铨选” ,即其于开元十四年 因“铨选”而获任淇上，这一段时间他一直在这里做官，还写出了不少带有田园色彩的诗歌，以至于人们都以为此时的他是在过着隐居的生活。

如《淇上即事田园》：

屏居淇水上，东野旷无山。

日隐桑柘外，河明闾井间。

牧童望村去，猎犬随人还。

静者亦何事，荆扉乘昼关。

但其实此时的他是在做官的，因为在他另外一首诗歌《偶然作》其三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几回欲奋飞,脚橱复相顾”，可见当时的他因为种种现实原因还是无法放弃做官的。

开元十七年，他干谒宰相张说获得成功，于是返回长安得到了一个秘书省校书郎的职位。按理说重回政治中心，他应该感到振奋才对，但是他在下一年送别孟浩然时写的《送孟六归襄阳》中却有““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这样消极的诗句，可见当时他就已经进入半官半隐的状态了。

开元二十二年，玄宗东去洛阳，可能时因为对现状的不满意，所以王维也前往洛阳一带干谒当时的张九龄，与此同时，他前往嵩山，开启了他的第二次隐居生活。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他在长安时消极避世，等到了洛阳又去积极干谒权贵，而后又去隐居呢？

其实这都跟王维那段时间的经历以及他的思想变化有关系，初到长安，王维是乐于上进的，但是他在那一年开始学习佛法，并且妻子病故，《旧唐书》王维本传记载:“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可见他对妻子的感情是十分深厚的，这对他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足以使他“杜门不欲出”。

但是等到玄宗东入洛阳，他的好朋友张九龄掌权的时候他的用世之心便再次燃起，于是他趁此机会干谒张九龄，写了《上张令公》，其中的“学易思求我，言诗或起予。当从大夫后，何惜隶人馀”更是将自己寻求引荐的心理直接展现了出来。

写到这大家应该能明白他为什么又要隐居嵩山了，其实这仍然是一种“登龙之术”，借隐居抬高自己的身价。这可能颠覆了大家对淡泊且自然的王维的认识，但是无可否认，王维也是一名浸染了深厚的儒家思想传统的士子，做出这样的举动并不奇怪。

隐居嵩山的王维很快就得到了右拾遗的职位，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政治生活还是很得意的。他37岁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边塞,38岁返长安,任侍御史,次年又知南选,又两年改官左补阔,不久迁库部员外郎，但是随着李林甫上台掌权，王维的日子也变得不好过了。

他逐渐发现自己得不到升迁了，但是比自己年轻的后生们却都因为李林甫掌权而步步高升，他的心态逐渐发生变化，加之自己的母亲逐渐年老多病，所以王维就经常趁工作之余从长安跑到自己终南山下的家中，他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有那么高的政治热情。这段往返于长安于终南山家中的日子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亦官亦隐”的日子。

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他就彻底成了隐士，因为他把自己的官换给了弟弟，《新唐书·王维传》记载了这件事情:

给为蜀州刺史未还,维自表己有五短,给有五长,臣在省户,给远方,愿归所任官,放田里,使谱得还京师。

而大约与此同时，在天宝三载，王维购得了前人宋之问的辋川别业，开始营造自己理想中的隐居之所。《旧唐书》对他在辋川的生活有这样的记载：

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

这样的日子仍然没有过多久，天宝四年，王维又被召为侍御史，并且以侍御史的身份出使内蒙古边地，一年以后方得归京，此后几年由一直在朝为官。直到天宝九年，王维母亲去世，三年丁忧期满就又回朝复职，这三年期间，他在朋友得鼓励之下逐渐走出了失去亲人的痛苦，也写出了不少优美的田园诗篇。

山庄

这次出山之后，王维的隐居生活差不多算是结束了，此后的十来年中,王维升迁很慢。先遭张说压抑数年,又遭李林甫的歧视多年,不久又遭杨国忠排斥异己,直到安史之乱前夕才迁升给事中。但是自从献佛寺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说过想要隐居的话了。更多的是对于时事的关心，如《送陆员外》:“万里不见虏,萧条胡地空。无为费中国,更欲邀奇功”，还有劝人上进的话，如《送邢桂州》：“明珠归合浦,应逐使臣星”。

究其原因，虽然他一直得不到升迁，但是他的诗才还是十分收到皇帝和王公贵族们的欣赏的，虽然遭到当权派的打压，但是并未影响他的实际地位。而经过安史之乱后，王维更是一路升迁，58岁一年内连升数次、59岁官至尚书右丞，也使他精神振奋，以至于61岁死在任上。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王维并不是一个完全的隐逸主义者，他的骨子里还是儒家的“济世”思想，只不过掺杂了一些佛家的“随遇而安”。

四十岁前的王维热衷于政治,积极进取功名,两次隐居都是为了做官服务。后期的思想发展是十分曲折复杂的，他虽然准备从污浊的现实中拔身而出,归隐山林,但是这种想法一度处于左右傍徨、辗转挣扎的状态之中。

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在山林中悠然自得的王维，却同样也可以看到孜孜求官的王维，不过那都是真实的王维，是一个栖息在诗意中的王维。

参考文献：《王维年谱》（张清华）《关于王维隐居的几个问题》，《旧唐书》，《新唐书》，《集异记》，《王维集校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