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官场上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不良现象，即官员与女性之间存在着复杂且不当的关联。自古代起，官员步入仕途后，便深陷此局。从基层的普通官吏到朝廷的高级官员，部分人受欲望驱使，凭借职权寻欢作乐，常将女性作为娱乐活动的附属，以陪侍歌舞、参与酒局等方式满足私欲。更为甚者，一些官员竟以在女性面前的受欢迎程度相互攀比，全然不顾公职人员应有的操守与德行。
唐朝时期，为满足官员在娱乐方面的需求，朝廷特意设立教坊与梨园，着力培养女子歌舞才艺，在此背景下，“官伎”这一称谓应运而生，后又衍生出“官妓”“营妓”等称呼。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艺伎”文化便起源于唐朝。彼时，在唐朝都城长安，艺伎数量一度颇为可观，最多时可达四万余人。由于上层风气的影响，豢养官伎之风逐渐蔓延至地方州、府、道、县。地方如此举措，主要是为满足本地各级官员的娱乐需求，同时也用于招待过往官员。
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于赴任姑苏刺史途中，暂驻扬州驿馆休憩。彼时，扬州地方官员为表礼遇，特遣官伎于宴饮间侍奉。宴中，刘禹锡与官伎抚琴而歌，于觥筹交错间尽兴沉醉，继而携两名官伎至客房安歇。翌日，刘禹锡修书一封，以表对扬州地方官员盛情款待之诚挚谢意。
在唐代官伎群体中，薛涛堪称声名远扬，其籍贯为四川成都。这位才情卓绝的女性，于十六岁之际加入乐籍，从而步入官伎行列。所谓官伎，乃是由官府出资豢养，具备能歌善舞之才及一定容貌的女子。她们仰仗国家财政予以供养，其服饰与妆饰用品亦由官方统一供给。每逢国家庆典，或是地方迎来上级官员巡察之时，官伎便需承担娱乐表演之责，诸如在官宴上献歌、起舞并侍酒等。而在无演出任务之时，会有资深乐师对其开展专业培训。
薛涛凭借出众的容貌与精通诗文、深谙音律的卓越才情，于成都官方社交文化圈崭露头角。因其诗作造诣颇高，故而获称“诗伎”。彼时，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作为成都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对薛涛的才华极为赞赏。二人相识一载后，韦皋向朝廷奏请，欲任命薛涛为校书郎。虽此奏请未获通过，然而“女校书”之名却不翼而飞，薛涛亦由此被世人尊称为“扫眉才子”，后世文人提及薛涛，多以此相称。
薛涛，于演艺之途深耕二十余载，周旋于繁华喧嚣之社交场域。时年四十二岁之际，恰逢元稹以详覆使身份奉诏出使剑南东川。元稹久闻蜀中诗人薛涛之名，抵达蜀地后，特意邀约薛涛于梓州会晤。二人甫一相见，薛涛便为年仅三十一岁的元稹那俊逸的仪表与卓越的才情所倾慕。会晤期间，二人共议诗词、探讨时政，情谊日笃，这段年龄有差的恋情令双方沉浸至深。然其后元稹因触怒权贵，调离四川，二人的情感羁绊遂告终结。
在宋代，官妓制度发展至鼎盛阶段。彼时，于官场社交情境中，与官妓进行宴饮娱乐活动几近成为官员间的普遍行为模式，若有官员未曾参与此类活动，在同僚面前恐自觉有失颜面。同时，宋代诗词文化盛行，诸多诗人皆有以官妓为题材创作诗词的经历，几乎难以寻觅未曾涉足此领域者。不仅如此，宋代官方对官妓体系亦有直接参与。宫廷层面，皇帝亲自推动，设立“御前乐营”；地方官府同样有所作为，兴办“营妓”。然而，为规范官员行为、维护官员健康，宋代制定了严苛规定，明确营妓仅能从事陪侍宴饮活动，严禁提供性服务，违反者将遭受严惩。此规定之下，还衍生出一起著名历史事件——大儒朱熹与官妓严蕊之间的纠葛。
严蕊，南宋时期于浙江台州军营中以艺事人的乐伎，其姿容秀丽，才情出众，于琴棋书画诸般技艺皆造诣颇深，故而声名远播。彼时，浙江地区遭遇灾荒，民生维艰。朝廷颁令，委派朱熹前往该地主持放粮赈灾事务。朱熹获此使命，欣然领命，旋即着手筹备赴任诸事。
朱熹赴任途中，心思全然聚焦于与严蕊的会面。彼时，坊间盛传严蕊与台州知府唐仲友关系匪浅，此传闻令朱熹心生妒意。抵达台州后，他便径直将矛头指向唐仲友。说来也巧，朱熹抵达之时，唐仲友因事外出。朱熹遂以唐仲友未亲迎上官为由，收缴其官印，并责令其停职自省。
在排除唐与正这一阻碍后，朱熹旋即传召严蕊前来侍宴。席间，严蕊依命伴酒、献歌、起舞。待诸事毕，朱熹示意严蕊侍寝。然而，严蕊神色庄肃，以官妓依律不得为官员私下提供枕席之服务为由，婉拒其请。朱熹闻此，怒形于色。在他看来，唐与正不过一介平庸之辈，而自己身为学界翘楚、声名远扬，严蕊竟拒不相陪，令其颜面何存。加之朱熹认定严蕊与唐与正关系暧昧，已然是众人皆知之事，妒意顿生。旋即，朱熹滥用职权，将严蕊投入狱中，并强加“有伤风化”之罪名。
朱熹心存算计，自忖区区柔弱女子，岂会难以制服，欲以严苛手段令其就范。然而，严蕊性格刚烈异常，面对种种逼迫，始终坚拒承认与唐与正存在暧昧情愫。朱熹见强硬手段无果，遂转变策略，暗中遣人诱劝：“若招认此事，便予你自由，助你脱籍从良。唐与正已然丢官归乡，与之并无未来可期。且朱熹乃当世大儒，圣上亦曾向其请教，堪称当世圣人，若依附于朱圣人，定能增光添彩。”岂料，严蕊不为所动，正色回应：“虽出身低微，然亦坚守为人准则与气节，绝不愿昧心陷害无过之士大夫，纵死亦不为此等行径！”朱熹闻此，恼羞成怒，竟下令以荆条笞打严蕊，致使这位柔弱女子几近殒命。
从常理而言，此类关乎风化且琐碎细微之事，实不应由朱熹介入处置。然而，这位理学大儒却执意于此寻求作为。未料，此举措使他陷入棘手之境。台州名妓严蕊素有拥趸，一时间，其众多支持者纷纷涌向衙门。其中，不乏有莘莘学子不辞千里奔赴台州，以游行示威之形式，要求官府还严蕊以清白，并公然声讨朱熹。
事态逐渐扩大，有朝臣向圣上奏报，称朱熹竟亲自屈尊，以荆条笞打一柔弱女子，旨在罗织罪名。鉴于此，圣上遂传宰相入宫，询问道：“朱熹与唐与正究竟所为何事？”朱熹身负放粮赈灾之重任，却未能恪尽职守，反涉足无关之事。对此，宰相暗自哂笑，回禀道：“此乃两位儒士因学术见解相左，致生嫌隙，朱熹恐有打击报复之嫌。”圣上思索后言：“朱熹年事已高，或一时失察。为顾及其颜面，可将其调任他处。唐与正暂免知府之职，待日后再作考量。”
圣上降旨，朱熹虽内心极为抵触却也无可奈何。面对调令，他多次婉拒推辞，然而终拗不过圣上旨意，只能黯然启程前往湖南履职。朱熹离任后，岳飞后裔岳霖接任其职。岳霖甫至台州，便着手处理严蕊一案。他命人将严蕊从狱中提出，言道：“久闻汝乃才女，今于大堂之上，且填一词以观之。”严蕊未作思索，当即随口吟出一首《卜算子》。
此句“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以精妙笔触道尽复杂心境。并非倾心于风尘之态，仿若命运受前世因缘左右。花开花落遵循自然时序，然而其荣枯与否，往往取决于掌控时节的“东君”（司春之神）。它借花之开落隐喻人生境遇，蕴含对命运无常的喟叹以及对某种外在主宰力量的寄望。
此句“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出自严蕊《卜算子·不是爱风尘》。该词以直白且深沉之语，道尽主人公复杂心境。“去也终须去”，表离开乃是必然之势，无可逆转；“住也如何住”，则体现留驻面临诸多阻碍，难以成行。后两句“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展现出主人公对自由质朴生活的向往，以山花插首之景，传递其内心渴求，至于归宿，无需他人追问，蕴含对自我抉择的坚守。整首词情感真挚，寥寥数语，将人物内心的无奈、向往与坚定刻画得入木三分。
岳霖阅罢，内心深为触动。既被奉为解难之救星，自当有所作为。身为英雄后裔，行事秉持果敢坚毅之风范，言出必行。旋即郑重宣判：严蕊无罪开释，许其脱离乐籍，回归良民之列。至此，此段讼案尘埃落定。
在历史的长河中，部分官员沉溺于声色之娱，常以寻花问柳来满足一时私欲，其间鲜少存在真挚情感。以宋代为例，彼时的读书人杨孜，于未擢进士之前，结识一位官妓。该官妓为其提供经济及生活资助，使杨孜生活得以维持。待杨孜科举高中，便携此官妓踏上归乡祭祖并赴任之路。行至半途，杨孜称家中原配性情悍厉，必不容纳他们二人之事，遂提议与官妓共饮毒酒，以殉情了却此生。官妓感其所谓“情意”，恸哭之后，率先饮下毒酒。然而，杨孜旋即改口，言称若自己当下离世，家人收尸多有不便，不如先将官妓埋葬，而后再自行了断，此举更为妥当。官妓无奈，在悲愤交加中香消玉殒。杨孜将其安葬后，便毫无愧疚之色，径直回家祭祖，随后欣然赴任为官。
明清时期，朝廷明令严禁官员涉足狎妓饮宴等风月之事，严禁其出入青楼勾连歌伎。在此禁令之下，位高权重的官员行事往往隐秘，而品级较低的官吏却时有公然违背禁令之举，不仅毫无顾忌地流连欢场，甚至在深夜时分，还与有夫之妇于娱乐场所饮酒作乐。此等现象，不禁令人联想到李商隐所作诗句“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虽跨越千年，却似能引发别样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