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用3分钟裁掉的不仅是上千名中国员工，更重要的是其表现出来的态度及其背后软件工业体系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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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或许要从北京到班加罗尔

8月26日，北京局部地区下起瓢泼大雨，对于IBM中国区的众多员工来说，天气的变化远不及他们所面临的职场风暴来得猛烈。当天上午10时左右，IBM匆匆结束了一场仅3分钟的全员会议，遗憾宣布“made a difficult decision（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正式确认上周五（23日）开始的IBM中国区大裁员传闻。

随后“IBM中国3分钟裁掉超千人”成为最近几日科技圈的热搜，而在无数人缅怀、讨论各种抒情这个“蓝色巨人”同中国渊源时，“壹零社”记者留意到的却是“此次IBM被裁员的可以重新安置到印度班加罗尔”，这意味着曾经中国的IBM员工，要么接受赔偿离职，要么就去印度上班。

很多对IBM有感情的科技圈老人都会以IBM业务调整、财务表现不佳、中国市场份额说事儿，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在中国大幅裁员，但IBM在印度的职位招聘网站上，正大量增设岗位。

在这场原本就是中美科技力量博弈的舞台上，班加罗尔成为了第一位“赢家”，这个大多数国人第一次听到的印度城市名为何会成为IBM雇员的去处，让笔者在内不少人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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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硅谷”浮出水面，不可忽视的竞争对手

为何会是印度？特别是会是一座大多数国人都没听过的印度城市？在围观群众眼中，IBM将中国研发总部裁撤后，员工去留选项中出现香港、新加坡、美国都不会感到奇怪，毕竟早前微软也曾将其中国的研发部门和员工迁往美国。然而，曝光的IBM内部信息显示，此次裁员背后或许隐藏着更为复杂的动机。

一名疑似内部员工的网友透露：“IBM关闭中国研发中心，要么辞退员工，要么把他们调到印度班加罗尔，这实际上是变相裁员。”这一观点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共鸣。

印度班加罗尔选项让不少员工和网友感到疑惑不解的同时，印度裔高管成为舆论漩涡之一。

Arvind Krishna，这位领导IBM航向未来的舵手，源自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他在印度理工学院完成了本科学习，并获得学士学位。随后，他跨越重洋，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深造，攻读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

自加入IBM以来，Krishna的职业生涯犹如璀璨的星辰，一路闪耀。他从技术岗位起步，逐步攀登至公司高层。在其职业生涯的关键节点，他成功执掌了IBM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业务的领导重任。2020年，Krishna达到了事业的顶峰，荣升为IBM的首席执行官，肩负起这家拥有百年历史的科技巨头的发展重任。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一直是IBM重要的市场之一。凭借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不断增长的科技实力，中国一度成为IBM全球业务的重要支柱。然而，自Krishna上任以来，IBM在中国市场的存在感却逐渐减弱。

其实，早在2021年，也就是Krishna上任CEO一年后，IBM关闭了已有25年历史的IBM中国研究院（IBM CRL）。此次中国区的大规模裁员，有消息称被裁员工可以重新安置到印度班加罗尔，更是让人们怀疑，这位印度籍CEO是否正在逐步撤离中国市场，转向印度？

这样的猜测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可，毕竟从高管私人情感来说，大力发展家乡经济、提拔老乡未尝不可，可当我们理智看待这件事情的目标地——班加罗尔时，会发现单从私人恩怨的角度看待这件事儿恐怕有些儿戏和偏执了。

在印度以及亚洲科技圈，班加罗尔这座城市并不低调，甚至我们可以在“2018-2019学年湖南省五市十校高二下学期期末联考地理试题”中见到——“班加罗尔被誉为“亚洲的硅谷”,其发展区位优势是①劳动力丰富②科技发达③政策扶持④原料丰富”的选择题。

能够获得如此赞誉，班加罗尔绝对不是一般的城市。

班加罗尔（Bangalore）是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首府，其成长历史可以追溯到12世纪，经历了多个朝代的统治和多次政治变革，最终发展成为印度南部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

地理优势是班加罗尔崛起的核心，班加罗尔位于印度南部的德干高原，具有显著的地理优势。首先，班加罗尔位于卡纳塔克邦的东南丘陵上，海拔高度在731米到965米之间，平均海拔约为886米。

这种高海拔位置使得班加罗尔的气候相对凉爽宜人，避免了印度其他地区夏季酷热的困扰。班加罗尔的最热月份（5月）平均气温为27摄氏度，最冷月份（12月）平均气温为21摄氏度。

除了气候宜人外，班加罗尔本身就从历史中积累了较有优势的发展条件，1950到60年代班加罗尔就被中央政府选择作为发展航空航天事业的基地。一批具备科技能力的劳动力也被大量吸引到了班加罗尔。继而发展起来的电子工业中心又给班加罗尔带去了很多中小厂商，奠定了班加罗尔发展IT产业的人力基础。

同时，印度也对班加罗尔展开不遗余力地扶持。

印度政府为了促进科技园区的发展，颁布了多项优惠政策与法令，例如免除软件和硬件进口关税、免除公司所得税、免除资本额限制等，以稳健科技园区的成长。班加罗尔作为印度政府批准成立的三个软件科技园区之一，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成为印度的经济和科技引擎。

同时，印度政府、卡纳塔克邦政府和铁路部联合资助了班加罗尔郊区铁路项目，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对班加罗尔给予了大力支持。班加罗尔本身也是印度的高等教育中心，拥有印度历史最悠久的理工学院。它是印度的汽车枢纽、航空垄断之都、电子制造中心。班加罗尔所在的卡纳塔克邦，也因高新科技产业而成为印度GDP增长速度最快的邦之一。

在一系列组合拳的支持下，班加罗尔成为印度的科技中心也就不稀奇了。

20世纪80年代，班加罗尔成为世界信息技术的中心之一。这个城市拥有英特尔、通用、微软、IBM、SAP、甲骨文、德州仪器等全球顶尖软件公司的分支机构。截至2024年，班加罗尔共有3500家科技公司，包括谷歌、微软、思科、IBM、英特尔等国际巨头。此外，班加罗尔的IT企业总数在2003年底已达到1154家。

AMD也在班加罗尔设立了其全球最大的研发中心，名为AMD Technostar研发园区。这个研发中心是AMD在印度投资的一部分，占地500,000平方英尺，可容纳约3,000名工程师，专注于半导体技术的设计和开发，包括3D堆叠、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领域。

仅仅花了不到十年时间，班加罗尔成为了美国最大的IT外包服务供应商，印度政府更试图将班加罗尔打造成亚洲最大的信息技术中心，与中国的上海相提并论。

班加罗尔的产业不仅限于IT行业，还扩展到了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高新科技产业。例如，波音公司计划在班加罗尔新建研发设施，专注于eVTOLs（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的研究。

显然，无论是产业规划格局还是全球科技巨头落地，都让班加罗尔在亚洲科技圈拥有了极为重要的地位，而另一个让班加罗尔崛起的因数更为关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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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码农到CEO，靠软件外包崛起的印度IT

班加罗尔的IT业蓬勃发展，部分原因是一批在硅谷工作的印度高管的支持。

看到这张图，你是否更直观理解“印度裔CEO‘称霸’硅谷”这句话？

《时代周刊》曾写过一个著名的段子:印度的最佳出口商品是什么?是CEO。如今，最新的段子已升级:如果你朝着硅谷扔一块石头，很可能会砸到一名印度裔CEO。英国广播公司(BBC)则直接以“为何印度裔CEO能统治硅谷”为题进行了专题报道。

目前硅谷排名前几的科技巨头，除苹果外，多被印度裔CEO包了(微软、谷歌、IBM、Adobe等)，还有摩托罗拉、万事达、标准普尔等公司的CEO都是印度裔。

科技巨头喜欢聘用印度裔CEO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印度裔CEO们往往具备出色的教育背景和专业技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引入了英式教育体系，特别是对理工科教育的重视，为后来的技术人才辈出奠定了基础。印度独立后，尤其是1991年的市场自由化政策，进一步释放了印度工程师和企业家的潜能，使他们成为跨国公司的重要力量。

其次，印度教育体系强调的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和适应复杂环境的灵活性。这种教育理念与硅谷推崇的‘快速迭代、勇于试错’精神相契合，加速了印度裔人才在全球科技领域的崛起。例如，印度理工学院（IITs）被誉为技术精英的摇篮，其竞争激烈的录取过程确保了只有最优秀的学生才能进入。

另外，印度裔职业经理人和职场精英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成为目前美、英社会里势力最大的少数群体。他们通常具有良好的英语沟通能力，这是在英、美职场的一个显著优势。印度曾长期是英殖民地，因此其本土高端学校注重英语教育，这为印裔职场精英在国际环境中取得成功提供了语言优势。

而印度发达的软件外包业，则为这些人才的成长提供了沃土。

印度软件外包业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印度政府开始采取措施鼓励外国公司将软件开发和IT服务外包到印度。这一时期，印度的软件外包业务主要通过前往海外进行人力计件式工作来实现。然而，随着电信基础设施的改善，众多外包软件公司开始设立本地园区，将工作转移回印度。

进入20世纪90年代，印度政府进一步放宽外商投资政策，建立软件园区，并为行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1991年印度经济改革以来，印度的软件外包业务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全球化和互联网的普及。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开始将软件开发和维护工作外包给印度，以降低成本。

目前，前十名的服务商占据了市场60%的份额。这些服务商通过在各地建立分支机构和并购，逐渐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软件外包公司。而从这些软件外包企业走出来的印度裔高管们，本就在科技圈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网，随着他们陆续占据全球科技巨头管理层位置，反过来影响科技企业全球布局、落子也就不难了，尤其是在当下中美科技竞争激烈的大前提下，让印度承接部分原本属于中国软件业的“产能”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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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业的硬博弈，“亚洲硅谷”王座之争

同为人口大国，中印两国在IT软件产业上有着不少相似之处。在管理层的扶持下，两国均大力培育了众多IT技术人才，但两国的软件产业发展轨迹却又有明显差异。

印度的软件产业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并在90年代抓住了全球IT产业转移的机遇，迅速崛起为世界软件大国和软件出口大国。印度政府的政策支持、充裕的人才队伍和语言优势是其软件产业成功的关键因素。印度政府通过成立专门的管理和协调机构、提供税收优惠、制定版权法等措施，为软件产业的发展营造了有利环境。此外，印度拥有大量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以及英语作为通用语言的优势，使得其在承接国际外包业务方面具有竞争力。

相比之下，中国的软件产业更加侧重于国内市场。2000年时，中国软件业务收入低于印度，但到2022年，中国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业务收入已达到印度的6.54倍。中国的软件国内业务收入从2000年的3.1倍增长到2022年的30.2倍。尽管在软件出口方面，印度一直保持领先优势，但中国的软件产业在近年来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丰富的人才资源上。

从两国软件产业发展可以看出，印度的软件产业在全球软件外包领域占据重要地位，但主要集中于为欧美互联网公司提供代工服务，缺乏核心技术和原创品牌。而中国的软件产业则在市场规模和国内业务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且在独立自主的品牌建设上更为突出。

不同于印度将“宝”全押在班加罗尔，中国软件产业链企业分布呈现一定的地域集中性和多样性。

东部地区，尤其是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和浙江，是软件产业的核心区域，这些地区的软件业务收入占据了全国的大部分份额。作为中国的首都和科技创新中心，北京在软件产业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北京的软件企业数量众多，涵盖了从基础软件到应用软件、从信息技术服务到信息安全等多个领域。同时，北京还拥有众多知名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为软件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广东省特别是深圳市，凭借其开放的经济环境和良好的产业基础，成为中国软件产业的重要基地之一。广东的软件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尤其在智能终端、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

江苏和浙江也是软件产业的重要聚集地。江苏的苏南地区信息产业发展迅速，吸引了大量外资，推动了该区域信息产业的发展。浙江则在软件外包服务方面表现突出，2022年其软件外包市场规模占比达43.53%

而前文提到班加罗尔想要对标的上海，其软件外包产业实际上也就全国第三，上海软件产业重点布局在了EDA（电子设计自动化）、基础软件、工业软件、信息安全软件等重大领域。

地域集中性和多样性的中国软件产业早在2022年就已超过10万亿元规模，并在2023年进一步增长至12万亿元以上，而在2024年的前五个月，软件业务收入为49317亿元，同比增长11.6%。利润总额为5756亿元，同比增长16.3%，这说明中国软件产业不仅在持续增长，而且增长速度保持在较高水平。同时，软件产业在各领域的应用都在不断扩展和深化。

在如此格局之下，IBM的离开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或许正印了那句古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