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烟草专卖局，简而言之，是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属的专门负责管理国内烟草行业销售与供应的国家级机构。 自1981年起，中国启动了烟草国家专营制度，随后在1983年颁布了“烟草专卖条例”，紧接着，1984年见证了国家烟草专卖局的正式成立。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关于烟草专卖的法律体系不断细化和完善，国家烟草专卖局的职能也随之扩展，涵盖了更广泛的管理领域。 国家烟草专卖局承担的职责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 制定策略与规划，它引领全国烟草行业的长远发展，包括产业规划与市场布局的精细调整； 2. 法规执行与市场监管，确保行业遵循法律法规，负责调查处理违反烟草专卖规定的案件，维护市场秩序； 3. 生产组织与改革推动，不仅管理烟草生产，还致力于行业内部的结构改革，推动减害降焦技术，以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4. 政策与价格管理，包括确立烟草制品的政策框架和价格体系，同时负责行业内人员的行政管理。 总而言之，国家烟草专卖局作为实施烟草行业全面管理和统一调控的核心机构，直接受国务院领导，对整个行业实施垂直管理。 正如之前所述，国家烟草专卖局直接受工业和信息化部管辖，其行政级别定位为副部级，局长相应地拥有副部级官员的身份，而副局长则按正厅级标准设定。 这一机构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融合了政府与企业的双重角色，这在中国的特定体制下显得尤为特别。国家烟草专卖局不仅是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单位，还与商业运作紧密相连，这得益于它与“中国烟草总公司”的独特关系。 中国烟草总公司的创立早于国家烟草专卖局，追溯至1982年，标志着我国烟草国家专营制度的初步构建，它与国家烟草专卖局在职能上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运作模式。 在形式与象征上，中国烟草总公司与国家烟草专卖局被设定为两个独立的实体，前者作为一家副部级的全国性综合经济体，集商贸、农业与工业于一体，由中央直接管辖，其领导层同样拥有副部级的行政级别。 它们之间的企业属性关联体现在，尽管表面上是分开的，实际上二者在管理与运作上是高度整合的，共享同一套领导和管理团队。这种“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模式正是“政企合一”特征的体现。 至于为何不完全合并而保持名义上的区分，这背后涉及政策制定与市场运营的分离原则，确保行业监管与商业活动的适当隔离，以维护公共利益与市场秩序，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其深层的法律与监管考量，绝非简单合并所能替代的策略。 首先，重要的是理解中央企业（央企）的本质，它们虽受中央政府直接监管，拥有国有背景和一定的行政色彩，但其核心目标在于追求经济效益，以盈利为核心。 中国烟草总公司，基于这一企业定位，专注于全国烟草行业的商业运作，涵盖生产、销售、人力资源、财务控制以及国内外贸易的全面管理，其核心任务是高效运营以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 而国家烟草专卖局，则专注于行政管理的角色，负责构建和执行烟草行业的规章制度，政策规划，并实施严格的市场监管。这样的分工确保了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独立性，防止利益冲突，清晰界定“政府”与“企业”的功能，保障行业管理的透明度和专业性。 国家烟草专卖局，作为副部级的机构，受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直接领导，其背后承载着对烟草行业进行专项管理的重要使命。这一独特的管控体系背后，有两个核心考量。 首要因素关乎公共健康，鉴于烟草制品含有诸如焦油和尼古丁等物质，这些成分对人类健康构成显著威胁，并且容易导致高度成瘾。鉴于此，国家不能简单地禁止烟草，因为这在实际操作中极为复杂，且可能引发非法市场的繁荣。 因此，国家采取的策略是通过专卖专营制度，确保对烟草生产与销售的全面监管。这样做旨在控制产品质量，使之符合严格的安全标准，防止非标准化、可能更危险的私制烟草流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消费者健康，同时对这一特殊商品的流通进行有效管理。 第二个关键因素在于烟草行业惊人的经济收益。中国烟草产业的规模之巨，难以小觑。遍布全国的省级烟草公司与专卖局，加之超过160家国内企业，以及在海外设立的30多家工厂和配套业务，共同支撑起一个庞大的就业网络，员工人数超过50万。 财务数据更是彰显其惊人利润：早在2010年，中国烟草总公司的年度净利润就达到了1177亿人民币，相当于每日进账约3.2亿，盈利能力超越了中国银行。 到了2022年，这一数字攀升至14416亿元的财政总额，而2023年更是突破至15027亿元，刷新历史记录。面对如此巨额的利润，国家若不直接掌控，任由其在市场自由流动，极有可能因利益驱动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经济风险，因此，实施严格的专卖专营制度，成为了防止潜在负面后果的必要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