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苏南
笔者是一个典型而又标准的军娃。1955年元月出生在南国一所军校的大院里，2，3岁时随父母北迁汉口，在院校和军区大院中长大，十五岁多入伍当兵，先后在北京卫戍区，武汉军区，总后，总参所属的部队和院校工作，从士兵干起一直成长为团职领导干部。服役二十六年后转业到地方工作，在国税系统退休。回想在部队工作的二十几个春秋，感到既紧张严肃也生动活泼，又称得上丰富多彩，个中滋味确实值得回味。
第一章
永远难忘的在“禁卫军”中的峥嵘岁月
（接上期）
四、调离警卫一师之事的始末
1974年的5月中旬，我收到一封家信，是我母亲写的。信里除了说了一些家常话外，还告诉我一件事：我们连队的指导员李常义在湖北探亲时，到我家去了，把我的表现告诉了家里。我的父母经过商量后，准备把我调回去；具体的手续正在办理。信中一再嘱咐我，一是思想上有个准备；二是此事要保密，不要对他人说。
又过了十几天后，指导员探亲归队。一天晚上熄灯后，他把我叫到房外的僻静处，然后两人坐下来；他对我说了此次探亲遇到的事情。据他说：回去后他的小儿子患病，到家乡的应山县[现广水市]住院，但久治不愈。小孩子当时很小，只有几个月。县医院的大夫告诉他们夫妇，孩子的病在县医院恐怕治不好，最好是转到武汉的医院去医治。他们两口子一听就慌了，抱着孩子就往火车站跑，准备到武汉找医院治疗。到了火车站后才觉得很茫然，到武汉去哪个医院呢？这时候李常义看到火车站里有军事代表室，于是他有主意了。他进到军代室后，用军用电话打到了我父亲的办公室；他把情况一说，我父亲立即让他们带孩子来武汉，他联系军区总医院儿科，安排治疗和住院的事情。
李常义夫妇一下火车，我父母已经带车来接他们。到了总医院后，先安排好孩子住院的事情，然后把李安排到离医院不远的军区三招住宿。一周左右孩子的病治好了，我父亲又派车把李全家送回家乡。他们的吃、住和孩子的住院都没有花钱。李常义非常感谢我父母，他称之为“救命之恩”。李还提到我父母接他们夫妇吃饭，还给他们送水果和纪念品。其间也谈到了我的情况，我母亲对我的政治进步非常关心也很迫切。李表示争取在74年底或75年上半年解决组织问题。我母亲还问李如果组织问题解决后，还有没有进步的空间？李回答恐怕没有了。原因在于部队是1970年扩编的，当时提拔了一大批干部，多是68年入伍的，少数是69年的兵。这批人目前年纪都不大，至少还要干五到十年。所以一时半会没有位置。
李常义的话讲得很直接也很实在，正是他的这番话启动了我父母的另谋出路的念头。其实我父亲对提干与否看的很平淡，事后他对我说，复员回来也挺好，安排一个好工作不困难，想去上学也可以。主要是我母亲把形象面子看的非常重要，她总是说：大院的孩子到部队去，许多人都入党提干了，人家的孩子能做到，我家的孩子也应该做得到。
于是我母亲就找了住在我家楼下的袁珩阿姨，把我在部队的表现和指导员讲的情况都告诉了袁阿姨。阿姨听后就说：调回来算了，干嘛在哪里浪费时间。我跟时军说说。时军叔叔是袁阿姨的爱人，当时任军区司令部军务部部长。时叔叔对我调离警卫部队，调回军区部队工作予以了大力支持和帮助。
他按照部队的隶属关系，先给北京军区军务部发了商调函，然后找北京军区军务部的首长帮忙；请他们给卫戍区的司令部军务处打招呼，同意我调离一师二团。北京军区军务部对此事很重视，先后数次给卫戍区军务处打电话、发函，要求其将我调离的事宜尽快办妥。但是卫戍区这边迟迟没有动静。于是时叔叔又找了总参军务部，请他们帮忙打招呼。
这件事情从5月份开始办理，经过几个月的折腾，终于在十月份有了眉目；卫戍区先给师里打招呼，师里向团里通报此事；并要求团首长到连队去，通报这件事并征求连队的意见。以上情况是我事后才知道的。所以，连队干部找我谈话时，都表示闻讯后感到突然和吃惊。
连长说一周前李树春团长专门为这件事，从城里来到农场，把我们召集到一起，首先通报了此事，然后征求连队的意见。指导员接着说：我们都表示事先不知道有此事，所以感到很突然。但是仔细想一想觉得是件好事。这个同志在连队表现不错，但是在这里也没有啥发展。如果能到其他单位有好的发展，我们同意他调走。指导员代表党支部表态后，团长说：我把你们的意见向上反映。
经过这么多的程序后，才有了我到营部后知道的情况；教导员孔祥秀同志找我谈话，他首先宣读了卫戍区关于战士调动的命令。命令的大意是同意姚苏南调离警卫一师二团，到武汉军区军务部报到，并分配工作。我注意到这个命令的编号是兵调字[1974]050号。教导员接着又传达了[北京卫戍区首长办公会议纪要]中的有关内容。他说这个办公会有多项议题，其中就有一项是关于你调动的事；吴忠司令员就此专门做了指示。
司令员说[大概意思]，关于这个兵调动的事已经拖了很久；现在众说纷纭；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还有人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情。我的意见，可以调走。首先我们要服从命令，总参军务部和军区军务部都要求卫戍区放这个兵去武汉军区。作为下级要服从上级。其次卫戍区要与武汉军区搞好关系；湖北和河南尤其是河南，是卫戍区重要的兵源基地，每年都要从河南带大量的新兵，所以必须得到武汉军区和省军区的支持和帮助。第三、有些人说过去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可以说以后这样的事会越来越多。吴司令的意见力排众议，一锤定音，于是就有了后面的这些事情。
听了教导员的一番话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北京卫戍区一、二十万战士里第一个非组织（关系）调动的兵。教导员接着说：你在营部先住几天，等火车票买到后再派人送你上火车。我于是利用这几天的空闲时间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把情况简单的报告了一下；还上街购物、买纪念品。大概等了三、四天，营部管理员告诉我，火车票已经买到，是第二天的特快37次，直达武昌站的。
第二天上午管理员带着我去北京站，我们一连的周明友连长正好在营部，他是去接新兵在此中转。连长背着我的背包一直把我送到公汽车站，才与我握手告别。周连长的形象我至今未曾忘记。其实对我调走感到最遗撼的是指导员李常义；他曾经多次问我，调动的事为何事先不告诉他？还说其实他家里还有事情想找我父亲帮忙；比如他家属是农村小学的代课老师，想转正成为在编的公办老师。指导员还对我的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感到内疚，觉得他没有抓紧时间处理。当时我没有觉得有压力，但是后来就是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把我硬是耽误了二、三年；如果我在一连就入了党，那么在1977年左右就提干了。
我回到家后，父母带我到时叔叔家里去拜谢时，时叔叔说：每年经军务部调来调去的战士成千上万，但是没有料到调卫戍区的兵如此的艰难。他的侄子也在警卫一师当兵，本来他准备把我调动的事办完后，再调他的侄子到军区部队服役。但是当他看到办理此事竟如此的艰难和曲折后，于是就放弃了调动他侄子的念头。我父亲也说：北京卫戍区十几万人，一年调动的战士只有50人左右，可以看出这个部队很封闭，与外单位很少有交流，干部和战士的成长空间很有限。
在警卫一师的这段经历，现在回顾来看，对我个人的成长进步非常有益，而且这段经历非常特殊，对增加个人的阅历有极大的帮助。
我母亲至今还经常说我你不应该坚持去二团当兵的，远离家乡和亲人，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和帮助，吃了许多的苦，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老人始终认为艰苦的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我与老人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在一连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收获还是很大的；首先，加深了对劳动人民及其子弟的了解。一连乃至整个警卫部队的战士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普通家庭，与他们日日夜夜的相处，使我了解当时农村和农民的真实情况和生存的环境。同时也从战友身上学到了淳朴、善良、真诚和勤俭的良好品德；其次，这段经历非常的特殊。当年武汉军区大院及驻汉各大单位有成百上千的子女参军入伍，分散到全军各大单位，五湖四海、天南地北都有他们的身影；但是在警卫部队当兵的只我一个人；而且亲身经历或亲身体验了诸多的国家、军队的大事，亲眼见到了许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宾。
虽然三年的时间不长，但是此段历程弥足珍贵，终身难忘。又次，在一连三年多的时间里，因为没有得到任何照顾和帮助，凡事都要凭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才能不断的成长和进步。通过艰苦的锻炼和岁月的洗礼，我在一连这个大熔炉里养成了雷历风行、令行禁止、艰苦朴素、吃苦耐劳、正直善良和谦虚低调的良好品德。我在部队工作了二十五年，在地方也工作了二十一年，均取得了比较圆满的成绩。这些都与在一连的锻炼和磨砺有直接关系；“打基础管长远”是有道理的。我对一连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我永远是“彰武英雄连”的兵。最后用我在入伍五十年时写得一首诗作为结束语：
参军五十周年有感:
五十年前寒风隆，（注1）
热血男儿气贯虹。
千里进京赴戎机，
禁军帐中初倥偬。（注2)
沙场演兵唱大风，
执情哨卡系维嵩。
戍京护国亿峥嵘，
经年再吟军旗颂。
注1：1970年12月29，乘车到北京丰台下车，正式走进军营。
注2：余所到的部队是首都警卫一师二团，前身是延安时期的中央警备团，解放初是中央公安警卫师，五十年代成立的8341部队是由一师分兵组成的，
作者军装照
姚苏南，男，1955年元月出生于革命军人家庭。1970年12月入伍，在首都警卫一师二团一连当兵，曾经在军委办公厅大院站岗执勤3年多。1974年12月调入武汉军区部队工作，先后在装甲兵，军区后勤部和院校工作。历任战士，班长，排长，管理员,，教员，参谋，副处长。1995年转业后在国税系统工作，先后任湖北省国家税务局办事员，科长，武汉市硚口区局副局长，省局副处长，处长。2015年3月退休，现在居住在广州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