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近代化学之父,我国最早的科学巨匠。
也是我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先驱,为我国科技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他是最早在世界顶级杂志《Nature》上发表论文的中国学者,以138年前发表的一篇《考证吕律说》,纠正了著名的伯努利定律,轰动西方科学界。
他的名字早已编著进历史课本之中,但即便这样,文史君以为历史课本对他伟大的传播还远远不够。
他就是,晚清科技总设计师徐寿。
“近代科技第一人”徐寿1818年,徐寿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祖父既务农又经商,为家庭奠定了较为殷实的基础。
徐寿的父亲是个读书人,但不幸的是年仅26岁就离世了,去世时徐寿只有4岁。
徐寿自小聪慧好学,博闻强识,尤其对经史子集有着浓厚的兴趣。
由于其涉猎广泛,青年时期便已在乡里赢得了博学多才的美誉,虽未被冠以神童之名,但在邻里乡亲眼中,他足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文化人。
起初,徐寿怀揣着继承父志、步入仕途的梦想。他刻苦攻读,但是科举之路却十分坎坷。
尽管他才华横溢,却屡次在科举考试中失利,最终连秀才的功名也未能考取。最后他心一横,不考了。
于是他告诉家人,“我曾一试童子试,但觉其无益于实用,故弃之。”
意思是说,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实在没什么用,也不能振兴国家,还是不学了。
放弃仕途之后,徐寿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科学研究之中。他秉持着“经世致用”的宗旨,广泛收集和学习中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
他的兴趣广泛而深入,不仅在数学、天文历法等领域有着深厚的造诣,还在物理、化学、医学、矿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通过自学,他亲手制造出了指南针、象限仪和自鸣钟等精密仪器。
其中,象限仪主要用于测量火炮的倾斜角度,对于提高火炮的瞄准精度具有重要意义。
自鸣钟则是一种复杂的机械式报时系统,其制作难度极大,但徐寿却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毅力成功将其制造出来。
徐寿的才华和学识不仅赢得了乡亲们的赞誉,后来更吸引了举人华翼纶的注意。
当时,华翼纶正为儿子华蘅芳寻找一位能够传授科学技术的老师,他在街上偶然看到徐寿修理七弦琴的情景,便被其精湛的技艺和深厚的学识所折服。
经过一番详谈,华翼纶对徐寿的学识和才华更是赞赏有加,于是毅然决定聘请他为儿子的老师。
徐寿与华蘅芳志趣相投,尽管两人年龄相差15岁,但他们却一见如故。在共同的学习和研究中,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了忘年之交。
中国第一艘蒸汽机舰船徐寿在学习科学知识的过程中,始终秉持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坚信科学知识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真正转化为生产力。
这种务实的学习态度,使他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为了更深入地学习和掌握西方科学技术,后来徐寿与华蘅芳一同来到了上海。
在那里,他们拜访了近代著名科学家李善兰,李善兰在数学、天文学、力学和植物学等领域都有着深厚的造诣,他的学识和见解对徐寿和华蘅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徐寿还在上海购买了《博物新编》等西方译著,这些译著为他提供了宝贵的西方科学技术资料,使他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西方科技的发展动态。
不久后,鸦片战争的失败给清朝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也使他们开始意识到科技的重要性。
于是,洋务运动在清朝内部悄然兴起,李鸿章、曾国藩等人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方针,旨在通过学习西方科技来增强国家的实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博学多才的徐寿和华蘅芳引起了洋务派的重视。
他们双双被邀请进入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同时进入军械所的,还有徐寿的儿子徐建寅。
1862年4月,徐寿等人接到了进入安庆内军械所后的第一个重要任务——自制轮船。
当时,军械所不仅缺乏相关的技术支持,甚至连轮船的图纸都没有。
关于西方的轮船,他们也只是在《博物新编》等译著上见到过一些简单的描述和插图。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徐寿等人并没有退缩,而是迎难而上。
他们首先来到停泊着洋人船只的码头,仔细观察洋人轮船的结构和运作原理。
在充分了解和掌握了轮船的基本构造后,他们回到军械所,开始着手绘制图纸和制造零件。
经过3个月的艰苦努力,由徐寿主导的第一台蒸汽机终于制造出来了。
这台蒸汽机的成功研制,标志着中国人的第一台蒸汽机正式诞生,也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年后,由徐寿精心设计并全程监督建造的完全国产蒸汽机舰船“黄鹄号”,终于迎来了它的正式下水仪式。
这艘舰船不仅是徐寿智慧与汗水的结晶,更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当“黄鹄号”试航成功靠岸时,曾国藩亲自到场祝贺,并对徐寿的才华和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赞叹道:“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
上海《字林西报》也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特别强调“黄鹄号”所用材料均由徐氏父子亲自监制,整个建造过程中没有依赖任何外洋模型或外国人的帮助。
文献记载,当时同治帝得知这一喜讯后,更是振奋不已。他提笔御赐了“天下第一巧匠”的匾额,以表彰他在科技领域的卓越贡献。
1867年,徐寿因其在科技领域的出众才学,被调往从事军工生产的江南制造总局。
在那里,他继续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先后督办造出了中国第一艘纯国产军舰“惠吉号”和第二艘“操江号”。
这两艘军舰的建成,标志着洋务运动中官办军事工业发展达到了巅峰时刻。它们不仅增强了清朝的军事力量,也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即便如此,徐寿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他深知西方科技发展之快,中国必须不断追赶才能保持竞争力。
因此,他上书提出了四项重要建议:开煤炼铁以自给自足、自制大炮以提升军力、操练轮船水师以加强海防、翻译西书以引进先进技术。
然而,他的那些提议当时并没有立即引起重视。
曾国藩甚至以“其轮船以外之事,勿遽推广言之”为由拒绝了徐寿的部分提议。
尽管如此,徐寿并没有放弃,他坚持了很久,最终才让曾国藩答应了第四条的“翻译西书”的提议。
徐寿对近代科学的贡献在得到“翻译西书”的允许后,徐寿第一时间就开始开展相关工作。
他首先设法取得了江南制造总局会办冯俊光等人的理解和支持,在他们的协助下,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内专门设立了一个翻译馆。
然后,徐寿又开始招聘相关人才。
不仅招聘了包括傅兰雅、伟烈亚力等在内的几位西方学者,还召集了华蘅芳、季凤苍、王德钧、赵元益以及他的儿子徐建寅等一群略懂西方科技的人才。
从1868年开始,徐寿全身心地投入到翻译馆的工作中,他将所有的精力和热情都倾注在了这项事业上。
在接下来的17年里,他们先后翻译了大量关于西方化学、蒸汽机等方面的书籍,为中国科技界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数据显示,徐寿本人一生译书多达13种,共计26部,约300万字。
尤其是,他与英国人傅兰雅合作翻译的《化学鉴原》等书籍,对中国化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其中,广为人知的化学元素周期表便是出自他的笔下,这一贡献不仅填补了中国化学领域的空白,也为后来的化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工具。
再往后,徐寿又开始不满足于仅仅翻译西方的科技著作。
他深刻地意识到,要真正推动中国科技的发展,还需要培养更多的人才。于是,他又倾其心血在上海筹办了格致书院。
这所书院不仅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科技人才,还在民国初年成为了清华、北大等高等学府的重要生源地。
可以说,格致书院的成立,为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884年9月24日,徐寿在上海格致书院病逝,享年67岁。
他的离世,无疑是中国科技界的一大损失。但是,他的精神和贡献却永远铭刻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徐寿不仅被誉为“天下第一巧匠”,更是中国近代化学、中国近代科学的启蒙者。
在清朝末年那厚重阴霾的时代背景下,他就像一颗熠熠发光的科学之星,照亮了中国科技前进的道路。
他是一个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科技先驱,他的事迹和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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