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一天，西南军政大学内一切如常。
政治教育科科长王玮正在办公室翻阅学员档案，逐一核对他们的履历。这本是日常的例行工作，但当他翻到一份档案时，却突然停了下来。
档案上的一些关键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学员的经历，与一位他多年未曾听闻的“故人”惊人相似。
这位“故人”，曾是他的老上级，一名在八路军中担任团长的军官。
然而，这份档案上的名字，却完全陌生。
带着疑惑与警觉，王玮决定见见这个人。
当学员走进办公室时，王玮的目光瞬间凝住了——他绝不会认错，这个学员分明就是当年叛变投敌、酿成重大损失的刘子仁！
当年的老团长，为何会化名隐匿在军校中？
地主家庭出身的刘子仁与他的抗日经历刘子仁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家境优渥的他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但由于社会环境的动荡，他并未选择走传统的仕途，而是在成年后投身军旅。彼时的军阀割据正值乱世，刘子仁加入了西北军阀冯玉祥的部队。
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刘子仁除了通过积累战功逐渐在军中站稳脚跟，还利用人脉关系和金钱打点上下，最终升任旅长。
1930年，中国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这场战争是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之间的一场权力角逐。面对这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刘子仁看准蒋介石势力日益占据上风的局势，果断选择倒戈，脱离冯玉祥而投靠蒋介石。在蒋介石的体系内，刘子仁开始逐渐融入国民政府的正规军编制。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争的阴云迅速笼罩到刘子仁的家乡永城。作为当地的一个重要势力人物，刘子仁利用其影响力组织了一支地方武装，与日军展开抗争。他们利用地形优势对日军进行游击袭扰，为民众争取了宝贵的撤离时间。
然而，面对日军的大规模进攻，刘子仁的地方武装显得势单力薄，最终未能抵挡住敌军的攻势。永城失守，成为日军占领区，许多百姓被迫流离失所。在永城沦陷后，刘子仁加入鲁雨亭的抗日游击队。
刘子仁在新四军后来鲁雨亭的抗日游击队被新四军吸收，凭借刘子仁过往在西北军中的经历和表现，他担任大队长，负责一部分兵力的指挥与管理。
鲁雨亭牺牲后，部队内部经历了一次大的调整和重组。
由于刘子仁的资历和表现，他被任命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十二旅第十七团团长。
同时，他兼任夏邑县县长，负责地方行政工作和军事管理。
尽管表面上他忠于革命，尽职尽责，但他内心始终没有放下昔日作为西北军旅长的那份习气。
在他看来，军中职位和地方权力是一种机会。他利用职务之便，与地方乡绅保持往来，试图巩固自己的地位。
他对部队中的干部和士兵保持一定的距离，始终将自己摆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这与那些真正投入革命事业的领导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战斗中，他关注战果的同时，也时常利用战斗的成果来提升自己的声望。
在一次战斗后，他将缴获的武器分发给部队，但同时也刻意强调自己的决策作用，试图让上级进一步注意到自己的表现。
他的这些做法逐渐引起了部分干部的不满，但由于他的位置和资历，一时之间并没有人公开质疑。
作为县长，他还时常以维护地方秩序为由，与地方势力打交道。
在征粮过程中，他安排手下的人优先保护一些与他关系密切的乡绅和富户，这引起了普通群众的不满。
尽管他的行为没有明显违反纪律，但逐渐显现出的个人目的使得一些同僚对他的动机产生了怀疑。
密谋与叛变1940年，刘子仁接到了第四纵队司令员彭雪枫的密电，命令中明确提到要处理耿蕴斋和吴信容的思想问题。
这两人早有动摇的迹象，在部队中表现出对组织的不满和立场不稳。
彭雪枫指示刘子仁尽快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并提出，如果无法解决问题，就要设法将两人带回司令部进行控制。
然而，刘子仁看到这个任务，心里却另有打算。
接到命令后，刘子仁私下找到耿蕴斋和吴信容，两人对密电内容心知肚明，并对组织的进一步调查充满警惕。
他们对八路军的严明纪律和自身的思想动摇早已有所不安，尤其是在当前局势下，他们的处境越发尴尬。
刘子仁与他们进行了一番接触，很快将三人连成了一条线。
他借机提出一个计划，将手中的权力资源整合起来，为自己和他们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在长达一天一夜的密谋中，三人详细制定了叛变的计划。
他们一致认为，要实现叛变，首先需要一个有力的筹码来打破僵局。他们将目标锁定在边区党委书记吴芝圃身上。
为了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三人进一步商定了具体的行动步骤。
他们决定，由耿蕴斋和吴信容派出一支骑兵小队，以“邀请”的名义将吴芝圃带到耿、吴的驻地。
一旦将吴芝圃控制住，刘子仁则负责在自己的团部内部展开行动。
他计划迅速控制团内的党员干部，将他们作为人质，用这些资源作为投奔蒋介石的筹码。
同时，为了确保部队能够顺利叛逃，刘子仁承诺会在时机成熟时调动更多士兵跟随他们行动。
当一切安排妥当后，耿蕴斋和吴信容派出了30多名骑兵，强行将吴芝圃“请”到了他们的驻地。
干部们的突围与牺牲吴芝圃被强行带走后，刘子仁开始按照既定计划实施下一步行动。
他迅速召集几名信得过的亲信，将命令下达到各个小队，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控制部队中不服从自己指挥的干部。
这些干部被分批抓捕，陆续带到了营地深处的一个临时关押点。
天亮后，这些被抓的干部们被分开看守。他们虽然暂时失去了行动自由，但并没有放弃努力。
许多人试图与看守的士兵沟通，希望通过做思想工作让他们意识到这场叛变的危害。
有些干部不断地向看守的士兵讲述八路军的纪律和抗日斗争的意义，甚至以他们过去的战斗经历和友谊相劝。
然而，看守士兵们对这些话置若罔闻，他们只是机械地回应，“这是上头的命令，咱们也是没办法，您别为难我们。”
当天晚上，这批干部被押送到邵山村的一座四周高墙环绕的大院子里。
这个地方被临时改造成关押点，院门口和房间内都有持枪的哨兵轮流看守。
深夜时分，房间里的油灯突然熄灭，这一异常情况立刻引起了门口哨兵的注意。
哨兵推门而入查看情况，干部们借机将油灯递给他，但故意将灯放在较远的地方，迫使哨兵不得不向前走两步。
哨兵为了腾出双手拿灯，将手枪随意别在腰间。就在这短短的几秒钟内，几个干部迅速扑上前，将哨兵牢牢控制住，夺下了他的武器。
一声轻微的枪响划破夜空，这成为突围的信号。其他房间的干部听到动静，立刻展开行动。
有人用抢来的武器击退了赶来的敌人，有人徒手与敌人搏斗，为更多同志争取时间。
突围的过程充满了危险。有人在翻越院墙时被子弹击中，当场牺牲；有人为了掩护战友，毅然冲向敌人，用身体阻挡敌人的射击。这些壮烈牺牲的干部用生命为其他人赢得了时间。
最终，40多名被抓干部中，大部分成功突围，但仍有7名干部因行动不及被敌人重新控制。
叛变失败与逃亡消息传到司令部后，彭雪枫迅速召集相关人员，针对三人的行为制定了应对策略。
根据情况，他决定采取“坚决打刘，孤立耿，争取吴”的战略，以最大程度减少内部的混乱和损失。
在这一策略下，彭雪枫将目标集中在刘子仁身上，明确要求各部队优先打击他的叛军。
与此同时，他派人对耿蕴斋进行孤立，切断他的联络和支持，并试图通过思想工作争取吴信容的回头。
部队迅速行动起来，对刘子仁所部展开围剿。突围出来的八路军干部主动参与到这场讨伐战中，他们熟悉叛军的情况，作战中迅速占据了主动。
叛军在八路军的合围下逐渐失去阵地，士气低落，开始四处溃逃。
战斗进行得很快，刘子仁的部队根本无力组织有效的抵抗。他的士兵大多是临时拼凑的，对他的忠诚度有限，在面对八路军强大的攻势时，一些士兵甚至选择了投降。
指挥系统的混乱使叛军失去了协同作战的能力，零散的抵抗被逐一瓦解。
刘子仁在战场局势急转直下时，看清了形势。他趁着混乱脱离了自己的队伍，独自一人逃离战场。
他的叛军彻底溃败，部分被击溃的士兵被八路军收编，另一部分四散逃亡。
战后，刘子仁的行踪一度成谜。他没有选择继续隐藏，而是投靠了日伪军张岚峰。
在日伪势力的庇护下，他得以保全性命，并被任命为一名师长。
虽然他的职位依然体面，但在抗日势力眼中，他已经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叛徒。
在日伪军中，刘子仁依靠自己的老练手段站稳了脚跟。他通过向上级示好、积极执行日伪政权的命令，逐渐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末路与正义的审判抗战胜利后，曾在日伪军中效力的刘子仁随即将身份转向国民党军队。
他所在的部队被国民党接收后，重新进行了编制，他继续担任师长职务。
国共内战逐步展开，局势再度紧张，国民党的全面溃败迹象逐渐显现。
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解放军节节胜利，刘子仁部队的处境越来越艰难。
面对解放军强大的攻势和内部士气的低迷，他的部队开始出现严重的动摇。
军长在这种局势下与部下密谈，开始秘密策划起义的事宜。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和准备，这支部队最终在解放军的压力下宣布起义，归顺人民解放军。
起义后，这支部队被解放军重新整编，部分官兵被调往不同岗位，而一些高级军官则进入了系统的政治学习和培训过程。
刘子仁尽管曾经有着复杂的背景，但在起义中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异动，随大流进入了解放军的管理体系。
他隐去了自己过往的叛变经历，以一个普通起义军官的身份融入新环境。
在部队整编的过程中，他被选送至西南军政大学接受学习。
这所学校旨在对起义人员和新编入的军官进行思想教育和军事培训，为新中国培养合格的干部。
1950年，西南军政大学的政治教育科科长王玮在一次例行的学员档案审核中，注意到一名学员的履历异常。
他发现，这名学员的经历与他曾经的一位八路军老上级——刘子仁，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但名字完全不同。
几天后，王玮通过工作人员将这名学员叫到办公室。
当学员出现在他面前时，王玮第一眼就认出了这个人正是昔日叛变的刘子仁。
面对这个曾经的老上级，王玮迅速确认了他的真实身份。很快，校方保卫部门接到通知，将刘子仁当场控制住。
随着进一步的审查，他在抗战期间的叛变行为以及投靠日伪和国民党的经历被逐步揭露。
最终，法院对刘子仁进行了审判，他被判处死刑。
参考资料：[1]朱有华.腐败分子:党的叛徒[J].红旗文稿,2014(24):36-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