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家天下”的封建朝代，清朝行至光绪时期已经逐步走向穷途末路，随着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清朝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这使得列强野心膨胀，中国民族面临着空前的危机。
面对这样的困境，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代表决心通过光绪帝开展维新变法，其主要内容为向西方学习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等，创报刊，废八股，改变旧的制度，将社会制度向资本主义转移。
但是这次救亡图存的运动，因为触动了守旧派的利益，光绪帝被囚禁，戊戌六君子被杀，此次变法持续了103天，故又称之为百日维新。
光绪帝之后，仍有溥仪，虽然彼时已经名存实亡，但也说明封建残余仍旧存在，在光绪时期，爱新觉罗·善耆就是得以荫蔽的一员。
他出生于1866年，彼时还是同治时期，他是晚清贵族重臣。
到光绪统治时期，他先是被封为二等镇国将军，后又承袭了肃亲王爵，但在他生活的年代，列强已经撬开了彼时我国的大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致使慈溪携光绪帝落荒而逃。
1900年，八国联军为了镇压义和团，从天津租界出发进犯北京，一度导致中国险遭瓜分，此事史称庚子国变。也正是在此期间，爱新觉罗·善耆所居住的府邸被列强的大火烧尽。
为了补偿他，朝廷将崇文门正监督一职授予他，并委婉地暗示他在该职位上有受贿地空间，但此事被爱新觉罗·善耆断然拒绝。
一方面，作为清贵族，他对于风雨飘摇、濒临危亡的晚清深感悲痛，仍旧对危在旦夕的晚清抱有幻想。
但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晚清的现状已经可谓是回天无力，他希望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在《“铁帽子王”善耆与时代变局》一书中写道：
“善耆生活的时代，中国内忧外患日益严重，尤其到了20世纪初，清政府的同志已是日薄西山、千疮百孔，其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州，随时面临着垮台的危险。
“从外部来看，西方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从内部来看，清政府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引起了人民群众对其统治的强烈不满。”
书中将善耆归为皇亲贵族中的“少壮派”，即在八国联军侵华以后逐渐步入中枢、身居要职的一批亲贵，他们不如以奕劻为代表的“元老派”资历深、经验多，但思想更为开明。
但“少壮派”在争夺权力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改革的力度。
在《善耆与革命党》一文中记载，善耆在20世纪初十年的政治舞台上是一个较为开明的上层亲贵。
“民政部侦探张史伯龙，对新派任务视若仇雠。善耆对史伯龙的行为很是不满，命令民政部高等警察科朱君伟密查史伯龙的行为，甚至把史伯龙驱会原籍。
“值得一提的是，朱君伟也是革命党人。善耆在任用新人的问题上不问其是不是革命党，惟问是否有才。”
但文章中同样也明确指出，善耆的任用，从根本上讲还是一种手段、一种策略，是对政治反对派的一种笼络、软化，或者说是一种利用。善耆联络革命党员一方面也是出于对革命势力的惧怕。
关于善耆与革命党人间的关系，文章称之为“利用与反利用”，在这一过程中，善耆“消弭革命于‘无形’之中”的计划并没有成功，反而为革命党人带来了便利。
但在许多革命党人眼中，善耆所做的一切还是值得肯定的，程家柽评价其为：“满洲人中的杰出人物，人格见识都属第一流。”
但历史的车轮永不停歇，已经发生的事情不会回溯，而除了任用革命党人，在善耆的内心，更渴望的还是复辟清王朝。
在这样的环境下，有一个日本人出现在了他的生命中，他就是日军中的一名翻译官，川岛浪速。
川岛浪速身份复杂，其中一层身份就是间谍，他的出现对于爱新觉罗·善耆之后的道路有着很大的影响。
据《川岛浪速与“满蒙独立运动”》一文记载，在八国联军攻打中国期间，他随日军侵入了北京，并担任军事“安民公所”的警长。彼时他非常注重寻找清廷上册的代理人，而善耆就成为了他的目标，当时的善耆担任着宗社党、任清廷民政部尚书。
所谓的“宗社党”，指的是1911年武昌起义后，陷入土崩瓦解的清王朝以善耆、溥仪等人组织的“君主立宪维持会”，他们反对南北议和与清帝逊位，意在罢黜袁世凯。
但这些计划都未能实现，1912年，孙中山正式宣布民国成立，同年2月，溥仪正式退位，历经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彻底落下了帷幕。
据记载，在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们纷纷酝酿策动起义，同年11月，沙俄唆使外蒙“独立”，川岛浪速则妄言日本应“弥补、支持”清政府，并进一步侵略中国。
他狂妄地指出：
“1、必须对俄国势力保持均衡，以确保我国的存在；
帝国至少应在满蒙的确确定牢固的立足点，否则就不不能永久掌握亚洲的霸权，执其牛耳，在世界上占据优胜的地位；3、为了适当地转移高速度增长的日本人口，必须准备人口稀少的领土；
4、应占据富有尚未开发的资源广大地区，以弥补日本岛国资源的贫乏；
5、必须以最稳健、最合理的步骤去占有大陆。
在川岛浪速的鼓动下，善耆决定与其合作复辟势力，实则时“中国与日本合作建立一个名为满洲人统治，是为日本人控制的满洲国计划”。这个满洲计划，不过是扶植善耆成为傀儡。
然而，他们在行动中偷运的军火被中国官军截获，川岛浪速的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彻底宣告流产。
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的失败并没有打退川岛浪速等人觊觎中国土地的念头，善耆也同样还渴望着能够复辟清廷，这与他从前面对革命党人时说过的“只要你们汉人弄得好，咱们旗人滚蛋都行。”大相径庭。
据记载，为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川岛浪速以大连为据点积极与内蒙古地区的巴布扎布勾结，准备付诸实施。
1916年3月，日本内阁回忆真是决定：“对于民间的反袁活动予以默认”，川岛浪速等人便继续深入自身的计划。
据记载，“川岛浪速积极四处活动，最后得到了关东都督中村觉和参谋本部派来的土井市之进的大力支持，于1916年7月1日，操纵巴布扎布纠集了约四千人马，从呼盟喀尔喀河畔出发，在日军大尉青柳胜敏的指挥下，向洮南方向窜扰。24日攻陷突泉，继续南下。”
但巴布扎布所率领的军队被奉天督军张作霖派的二十八师部队击败。
日方以据铁路沿线太近，有碍于日本利益为借口，力阻二十八十进行追击。问中记载“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掩盖实施的真相，进一步制造侵华的接口……一手制造了所谓的‘郑家屯事件’颇是驻郑家屯的中国军队全部撤出。”
随着日本改变了支持巴布扎布的策略，巴布扎布有战死于林西县城，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也以失败告终。
但川岛浪速扶持善耆的“复辟”活动仍旧北美结束，二人前往旅顺进行下一步的密谋，由于政治原因，他还将自己的女儿金壁辉送给川岛浪速最为养女，后又改名为川岛芳子。
在此之后，善耆对于自己“复辟”深感无望，1922年，因为心理上的痛苦与身体上的疾病，善耆最终于旅顺不治而亡，终年56岁。
但川岛浪速仍旧将希望寄托在善耆的子孙上，他将善耆子孙16人都送至日本学习，而善耆的子孙在中日战争期间也一直服务于这些侵略者，而没有为祖国效力。
善耆子孙众多，他与自己的5个夫人共诞育了38个子女，但这些子女也都被送出国去。
其中特别是被川岛浪速收为养女金壁辉，据记载“经过他的独特的家庭教育和在日本参谋本部接受训练，使金壁辉‘狂热地支持日本，成为日本在满洲地最坚定的秘密特务’”。
她为日本在东北制造傀儡政权出力不少，并被授予了安国军司令等要职。七七事变后，她更是成为了一个单独行动的日本高级女特务。寄托着川岛浪速毕生的希望。
但在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她也于北京被逮捕，最后被施以枪决。
于次年，川岛浪速也死于松本市，一次次不死心的“满蒙独立运动”终于还是彻底失败了。
信息来源：
[1] 杨永耀, 吉林省双辽市政府办公室, 川岛浪速与“满蒙独立运动”, 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8 (02)
[2] 孙燕京 周福振, 善耆与革命党, 《清史研究》 2005年第3期103-108,共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