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越磨越硬，越磨越快，并不是什么好事。嘉靖朝的内阁首辅夏言（1482年7月14日——1548年11月1日）就是这样一把刀，他是靠两点在大明朝堂上崛起的，一是与宠臣较量，二是揣摩明世宗的心思。

明世宗刚即位时，兵科给事中夏言就上疏，希望皇帝上朝以后在文华殿批阅奏疏的同时，能够召见阁臣当面作出决定，“不宜谋及亵近，径发中旨。”这个建议得到了明世宗的“嘉纳”。

一击即中后，夏言一发不可收拾，又连续七次上疏，建议明世宗改革“后宫附郭庄田”，限制后宫及皇亲国戚的利益，奏疏写得掷地有声，朝野传诵一时：“嘉靖初，偕御史樊继祖等出按庄田，悉夺还民产。劾中官赵霦、建昌侯张延龄，疏凡七上。请改后宫负郭庄田为亲蚕厂、公桑园，一切禁戚里求请及河南、山东奸人献民田王府者。救被逮永平知府郭九皋。庄奉夫人弟邢福海、肃奉夫人弟顾福，传旨授锦衣世千户，言力争不可。诸疏率谔谔，为人传诵。屡迁兵科都给事中。勘青羊山平贼功罪，论奉悉当。副使牛鸾获贼中交通名籍，言请毁之以安众心。孝宗朝，令吏、兵二部每季具两京大臣及在外文武方面官履历进御，正德后渐废，以言请复之。”

由此引得明世宗的欣赏与重视后，嘉靖九年（1530年），夏言抓住明世宗的一个心理（由于“大礼议”而怨恨与他对着干的群臣，很想通过改革礼仪制度来彰显自己不容置疑的帝王权威），提出“祀典”建议——改变祖宗旧制，分别祭祀天、地、日、月。对此，朝臣大多表示反对，此前靠“大礼仪”发迹的宠臣张璁也在反对者之列，但明世宗却因此格外眷顾于他：“七年，调吏科。当是时，帝锐意礼文事。以天地合祀非礼，欲分建二郊，并日月而四。大学士张孚敬不敢决，帝卜之太祖亦不吉，议且寝。会言上疏请帝亲耕南郊，后亲蚕北郊，为天下倡。帝以南北郊之说，与分建二郊合，令孚敬谕旨，言乃请分祀天地。廷臣持不可，孚敬亦难之，詹事霍韬诋尤力。帝大怒，下韬狱。降玺书奖言，赐四品服俸，卒从其请。”

夏言的这一系列举动，是献媚迎合吗？是。但与小人的献媚迎合不同。这一点很重要。小人献媚迎合往往是越献身段越软，越圆滑。而夏言觉得自己靠的是思辨才华，所以他越是得逞，骨子里越自负，越骄纵。

夏言

仗着明世宗的眷顾，随后夏言便与宠臣张璁展开了较量。

因为张璁“自伐其能，恃宠不让”，明世宗有意要制约他，加之张璁为朝中士大夫憎恶，几次较量下来，夏言大胜，声望与日俱增，官阶也由给事中升为少詹事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经筵讲官。

夏言这个人气度不凡，眉目疏朗，胸前美髯飘拂，嗓音洪亮，说话不带乡音。每次经筵开讲，明世宗都全神贯注，异常欣赏，流露出“欲大用”的意思：“十年三月遂擢少詹事，兼翰林学士，掌院事，直讲如故。言眉目疏朗，美须髯，音吐弘畅，不操乡音。每进讲，帝必目属，欲大用之。孚敬忌弥甚，遂与彭泽构薛侃狱，下言法司。已，帝觉孚敬曲，乃罢孚敬而释言。八月，四郊工成，进言礼部左侍郎，仍掌院事。逾月，代李时为本部尚书。去谏官未浃岁拜六卿，前此未有也。”

在这种情况下，夏言明白，要想攀高楼，登顶峰，还必须不断地揣摩明世宗的心理。在功利心的驱使下，这一阶段的夏言很会拍马屁，嘉庆每次写诗，送给他看的时候，他都要写诗迎合，然后再把明世宗的诗作制成碑刻送还回去。此外，他时时刻刻窥视帝旨，每次“奏对应制倚待立办”，一副忠心卖力能臣的架势。

这一套手段对明世宗很管用，不久他即得到明世宗赏赐的一枚银质印章，上刻“学博才优”四字，使用此印章，可以“密封言事”。毫无疑问，这是明世宗要大力提拔他的政治信号。

朱厚熜

随着张璁、方献夫相继离开，皇子的诞生，明世宗对夏言愈发倚重，很快就给了他太子太保、少傅兼太子太傅的荣誉头衔。

嘉靖十五年（1536年），夏言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此时，李时虽为首辅，但决策大权却操于夏言之手，此后入阁的顾鼎臣，又一向以“柔美”著称，不敢对夏言持异议，不过“充位”而已。

经过短暂的微妙过渡，嘉靖十七年（1538年）十二月，夏言终于官场登顶，出任内阁首辅。成为首辅的夏言贪婪也不断增长，夏言受宠日久，恣纵遂起，也开始骄奢淫逸，全然没有出仕之时那种为国为民之心，“夏言久贵用事，家富厚，高甍雕题，广囿曲池之胜，媵侍便辟及音声八部，皆选服御，膳羞如王公。”

明世宗用人有个标准——“不欲臣下党比”，夏言揣摩到这一点，时刻注意标榜自己“不党”的操守。

然而，先恃才敢为，后孤傲自负，极其高调嚣张的夏言忽略了一点，在官场，当一个人有致命缺点的时候，一定会有致命的敌人。夏言的这个致命敌人就是严嵩。

严嵩虽然比夏言晚六年进入内阁，但却比夏言早十二年得中进士，官场资历实属深厚。但夏言却因为自负嚣张，从不把具有险恶野心的严嵩放在眼里，而严嵩在未寻到攻伐机会前，却是另一副模样，颇懂得忍辱负重，韬光养晦，面对夏言时，他事事保持恭敬的态度，阿谀奉承，唯唯诺诺。对此，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有一个绝妙的比喻——“如子之奉严君”，好像儿子对待严厉的父亲一样。

夏言

而夏言呢，丝毫没有察觉到隐藏在身边的致命危险。不仅如此，因为得势后的极度自负傲慢，夏言对明世宗也不像先前那样恭顺，尤其对明世宗沉迷道教玄修，他十分不满，并且有刚直不弯的对抗之举。

明世宗喜欢穿道袍，戴香叶冠，善于阿谀奉承的严嵩之流会以同样的装扮来讨好皇帝，但夏言却直言“非人臣法服”，有失朝廷体统，拒不跟从，一如既往地身穿朝服。明世宗对此十分不满且有厌恶心理，认为这是夏言对他的“欺谤”。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六月，明世宗借口“天雨伤禾”，亲笔写了手敕，历数夏言“欺谤”、“舞弊”等罪状。严嵩乘机离间，在明世宗面前一面顿首，一面泪如雨下地控诉夏言欺辱属下的种种恶行。明世宗大怒，不久即将夏言罢官：“六月，嵩燕见，顿首雨泣，诉言见凌状。帝使悉陈言罪，嵩因振暴其短。帝大怒，手敕礼部，历数言罪，且曰：‘郭勋已下狱，犹千罗百织。言官为朝廷耳目，专听言主使。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阁。军国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密，视等戏玩。言官不一言，徒欺谤君上，致神鬼怒，雨甚伤禾。’言大惧，请罪。居十余日，献帝讳辰，犹召入拜，候直西苑。言因谢恩乞骸骨，语极哀。疏留八日，会七月朔日食既，下手诏曰：‘日食过分，正坐下慢上之咎，其落言职闲住。’帝又自引三失，布告天下。御史乔佑、给事中沈良才等皆具疏论言，且请罪。帝大怒，贬黜十三人。高时以劾勋故，独谪远边。于是严嵩遂代言入阁。”

夏言罢官后，明世宗开始把严嵩看作亲信，而严嵩迎合上旨更胜夏言一筹，因写得一手好青词，他越发地受到嘉靖青睐，并很快以礼部尚书加武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进而又成为内阁首辅。

但明世宗是个很会操控朝臣的帝王，隐约发觉严嵩过于专横后，他又以一封亲笔信将夏言召了回来，对严嵩加以制衡：“至二十四年，帝微觉嵩贪恣，复思言，遣官赍敕召还，尽复少师诸官阶，亦加嵩少师，若与言并者。言至，直陵嵩出其上。凡所批答，略不顾嵩，嵩噤不敢吐一语。所引用私人，言斥逐之，亦不敢救，衔次骨。海内士大夫方怨嵩贪忮，谓言能压嵩制其命，深以为快。而言以废弃久，务张权。文选郎高简之戍，唐龙、许成名、崔桐、王用宾、黄佐之罢，王杲、王暐、孙继鲁之狱，皆言主之。贵州巡抚王学益、山东巡抚何鰲为言官论劾，辄拟旨逮讯。龙故与嵩善，暐事牵世蕃，其他所谴逐不尽当，朝士仄目。”“言恃天子宠，傲然据嵩上，而嵩事言甚谨。尝具启至言第，请言酒，言辞不见。”一个细节更能说明一些问题：“帝数使小内竖诣言所，言负气岸，奴视之；嵩必延坐，亲纳金钱袖中。以故日誉嵩而短言。”

夏言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退休不到一个月，尚在归家途中的前任首辅夏言被抓到京城处死。而他的妻子、儿子则全部流放。但对于他的死，有着明显的问题。

明朝的内阁是由朱棣开创，而内阁开创之初的作用仅仅只是皇帝的秘书，首辅也是如此。而当时的百官也没有拿他当成百官之首，毕竟一个五品不到的官员也想管二品的尚书不成？但这种情况在仁、宣两朝发生改变。

因为仁宗将内阁的品级全部提升，也就是一名官员在内阁工作的同时，还兼任其他官职，就比如兼任六部某一部的尚书。而到宣宗一朝，宣宗直接将内阁作为奏折的中转站，因为给予了他们在奏折上提意见的权力。这项权力他们之前不是都已经有了吗？他们之前是仅限于口头，而现如今是直接在奏折里面写，性质完全不一样。也就是从这开始，内阁才发展成百官之首。

在此之前的内阁虽然不是百官之首，但却是皇帝亲信的象征。倘若不是皇帝的亲信，皇帝又岂会让其陪在他的身边，跟他一起工作。而倘若一个皇帝对于亲信都能动刀的话，那其他的大臣又会怎么看这个皇帝？连亲信都能随便杀，那对于其他人是不是只会更加随便。而大臣一旦产生这种想法，就会出现磨洋工的行为，毕竟只要少做，自然也就会少犯错。而这样一来，对于朝廷是肯定有危害的。

而明世宗却敢直接摆在明面上，而且这个过程还是相当的屈辱。

别人押往刑场斩首示众，都是关在笼子里，又或者仅仅只带一个手铐，而夏言就如同一头猪，被别人绑在一条木杆上，抬到刑场斩首示众：“其年十月竟弃言市。妻苏流广西，从子主事克承、从孙尚宝丞朝庆，削籍为民。”可想而知，明世宗恨他恨到了什么程度，但这个恨的明面原因却让人觉得不应该。

夏言

夏言的罪名是什么？是结交近侍，也就只有这一条罪名才能要了他这个首辅的命，毕竟这已经牵扯到造反。

所谓的结交近侍就是首辅与外面的将军勾结，而这一勾结明显有谋反的嫌疑。毕竟一个是首辅，一个是将军，要说他俩勾结没有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情，那是没有人相信的。

而夏言是如何与将军勾结的呢？与他勾结的这个将军是陕西总督曾铣，而事实上，他们并不是勾结，而是在探讨工作。因为当时曾铣上书朝廷，要求朝廷支持他收复河套，毕竟河套一直以来都是游牧民族攻打中原王朝的跳板，要是收复的话，对于明朝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但由于土木堡之变的原因，明朝对外动兵都是持着谨慎的态度，而明世宗又是一个志向大到离谱的君王。

别人追求的是开创盛世，他追求的是长生不老，而要长生不老，就得修道，这一修道就不希望有任何人打扰他，曾铣明显犯了这个忌讳。毕竟要是打了胜仗还好，要是打了败仗，明世宗估计一天到晚都不会停下来，因为有源源不断的战报需要他来解决。但人家明世宗虽然要的是平稳，但也是有一点热血的，在得知曾铣要收复河套的那一刻，他是支持的。只不过这个支持是短暂的，毕竟他到后面反应了过来。但夏言却不知道，还以为他会一直支持下去，“未几，河套议起。言故慷慨以经济自许，思建立不世功。因陕西总督曾铣请复河套，赞决之。嵩与元、炳媒孽其间，竟以此败。江都人苏纲者，言继妻父也，雅与铣善。铣方请复河套，纲亟称于言。言倚铣可办，密疏荐之，谓群臣无如铣忠者。帝令言拟旨，优奖之者再。铣喜，益锐意出师。帝忽降旨诘责，语甚厉。嵩揣知帝意，遂力言河套不可复，语侵言。言始大惧，谢罪，且言‘嵩未尝异议，今乃尽诿于臣’。帝责言‘强君胁众’，嵩复腾疏攻言，言亦力辨。而帝已入嵩谮，怒不可解。二十七年正月尽夺言官阶，以尚书致仕，犹无意杀之也。会有蜚语闻禁中，谓言去时怨谤。嵩复代仇鸾草奏讦言纳铣金，交关为奸利，事连苏纲，遂下铣、纲诏狱。嵩与元、炳谋，坐铣交结近侍律斩，纲戍边，遣官校逮言。”

但这仅仅只是开头，因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严嵩就将夏言与曾铣勾结的证据呈了上来，这明显就是无稽之谈。提出收复河套的是曾铣，夏言作为首辅与他有来往，不是正常吗？但夏言就是死在这上面，因为代表夏言与曾铣来往的岳父以及曾铣手下的将领都指认他们密谋造反。这种局要是骗一骗三岁小孩的话可以理解，骗明世宗绝对不可能，人家可是十五岁就单挑内阁的皇帝。

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夏言或许是没有谋反的可能，但是却有谋杀明世宗的可能，因为在这之前发生的反常事件。

朱厚熜

嘉靖十八年（1539年），外出巡游的明世宗睡在他的行宫，但他的行宫突然出现大火。当时基本上所有人都已经笃定明世宗这一次在劫难逃，因为火势已经覆盖了整个行宫。

而当时恰好明世宗的发小陆炳也跟随明世宗一同巡游，因此他冒着生命危险将明世宗从行宫里救了出来：“夜四更，行宫火。是时，法驾已严办 ，侍卫仓卒不知上所在，独锦衣卫指挥陆炳负上出御乘舆，后宫及内侍有殒于火者，法物、宝玉多毁。”

这一次大火并不是第一次，而是连续三次，奇怪的是，这三次的大火谁的住处都不烧，烧的都是明世宗的住处，未免不让人产生一些其他的想法，那就是有人要谋杀明世宗。

皇宫里有个别的宦官时不时的就将皇宫里的一些物品偷到外面去卖，而当皇帝要查的时候，他们就一把火将证据全部烧掉，当年溥仪就曾经遇到过这么一件事情。而明世宗碰到的大火是不是也有人在暗中策划？

时间推移到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这一年发生壬寅宫变，所谓的壬寅宫变就是以杨金英为首的十七名宫女试图趁明世宗睡着，将明世宗勒死。但这其中有一名叫作张金莲的宫女，在这个过程中偷偷跑出去给方皇后报信，以至于这一次的计划以失败告终。

壬寅宫变

这十七名宫女为什么要谋杀明世宗呢？原因是明世宗对待她们太过于残暴，动不动就对她们进行物理消灭：“盖以皇帝虽宠宫人，若有微过，少不容恕，辄加捶楚，因此殒命者，多至二百余人，蓄怨积苦，发此凶谋。”但这其实也正常，毕竟吃丹药对于明世宗来说如同家常便饭。

这也带出一个问题，皇帝对大臣残暴，大臣都不敢产生直接对皇帝动手的想法，皇帝对宦官残暴，宦官也不敢动直接对皇帝动手的想法。

当年崇祯皇帝就差把“要弄死魏忠贤”刻在脑门上，但魏忠贤却不敢对崇祯皇帝动手，而是静静地等待死亡的到来。这十七名宫女到底是谁给她的胆子，竟然敢直接对皇帝动手？要知道，她们平日里可是连鸡都没有杀过。

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那就是张金莲报信的时候，明世宗已经处于昏迷状态，至于是生是死，谁都不清楚，她这个时候竟然敢跑去跟方皇后报信，这明显也说不过去。

毕竟明世宗要是驾崩了的话，张金莲在劫难逃，何必自取灭亡呢？而到后来明世宗醒了过来，按道理来说，张金莲罪不至死，毕竟要不是她通风报信，明世宗必死无疑。但方皇后却在结案的时候将她一同处死，莫不是她想隐瞒什么。

朱厚熜

而一副药将明世宗治好的御医许绅仅仅不到三个月就去世。有的人说，这是他心理压力太大，毕竟当时的明世宗已经是处于昏迷状态，他要是将明世宗治死的话，肯定是在劫难逃。可“红丸案”朱常洛都已经奄奄一息，但鸿胪寺丞李可灼却依旧敢献药。将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就能察觉到其中的不对。

而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方皇后活活吓死。她为什么活活吓死呢？因为她的寝宫着火，而火势并没有大到不足以救的地步，但明世宗却叫宦官赶紧去叫人，明显就是不想救她。皇帝都已经如此，她哪里还有脸活得下去。

有的人说，明世宗不救方皇后，是因为方皇后借助壬寅政变干掉他最宠爱的曹端妃。因为当时侍寝的就是曹端妃。而曹端妃明显没有谋杀明世宗的动机，毕竟曹端妃一没有儿子，又不是皇后，他的驾崩对于曹端妃而言，没有任何的益处。相反，还有坏处，作为妃子，她的荣耀全部来自于皇帝，皇帝要是一驾崩，她什么也不是。而方皇后可是救了明世宗一命，明世宗的心胸就算再狭窄，也狭窄不到这种地步。因此，他对于方皇后的冷漠，应该与这件事情无关。

而就在这一年，随着方皇后的崩逝，另一个人则被开除，这个人就是夏言。同年还发生另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就是明世宗在大高玄殿修道，结果大高玄殿突发大火。按道理来说，这一次的大火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毕竟他可是在修道，要是因为他炼丹引起的大火呢？但他却在大火中听到三名官员的名字，这三名官员是御史杨爵、工部员外郎刘魁、吏科给事中周怡：“上恍闻呼杨爵，及工部员外郎刘魁，吏科给事中周怡名。”在大高玄殿负责值班的，仅仅只是内阁大臣，他们三个连个尚书都不是，凭什么在现场？

而夏言死的时间就是在第二年。

如果夏言仅仅只是与明世宗在收复河套这一件事上意见不合，那么明世宗完全没有任何的理由杀掉夏言。毕竟当年的杨廷和可是强行要求他放弃他自己的亲爹兴献王，给明孝宗当儿子，他都没有对杨廷和动杀手。仅仅只是因为一个意见不合就杀死夏言，这明显不够。

夏言

有的人或许会说，说不定是夏言多次跟明世宗唱反调，明世宗要杀掉他呢？“奈何世降人浮，求一真材作夹辅不可得！昨夏言测知东宫迁移，无故力称改慈庆为东宫府，夫废母后备制以纵奉子，朕必不为。言前称朕意为正，驳郭勋之非，今何一用勋言，若今谓为忠正，前亦忠正，前谓为非，则今亦非也。盖嫉人贤己，欲美必皆己出，亦无归美君上之意，是其恣肆已成性，必不迁于忠谨敬畏之地。夫何谓郭勋以不领敕下狱矣，犹千罗百织，如何自拟君旨谓不必用敕！言官系朝廷耳目，一犬不如，专一听受主使，逆君沽誉，倾人取位以奉所悦，或戕人一家以代报复，吁！是人为乎？ 又凡工作，例有内官监官，昨撰大享殿兴工，何无高忠敕稿？前岁忠代言进玉器祝寿，朕已疑其与彼同计矣，今果通，泄朕言不具敕稿，果无例耶！果不通谋耶！昨又闻乘轿苑中，次日朕以香叶束发巾，命用皮帛鞋以便跪起，彼谓不可，夫无赐而自乘，是擅也；有命而抗违，非礼也。且朕不早朝，彼亦不入内阁，军国重事，迳自私家而专裁之，王言要密，岂宜人臣视如戏具！如此大事。言官岂无一人知见，不闻一言片疏纠发，徒知欺谤君上，弄法舞文，排挤忠直，贪生媚灶。今日神鬼皆怒，雨甚伤禾，卿等其布此谕，俾中外知之。”

但明世宗可是一位成熟的皇帝，仅仅因为唱反调就要将夏言杀掉，这放在整个封建王朝的历史上，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毕竟人家这个反调唱得有理有据，又不是无理无据，要是杀掉他，相当于成全他，这样一来，他就能在历史上留下一个谏臣的名号，说不定后人还会将他比成魏征。这也是为什么明朝的言官一个比一个不怕死，就是看准了皇帝不会杀他，就算皇帝会杀他，他也不怕，因为会留下一个好名声。

一般情况皇帝连打他都不会打，毕竟可不能成全他。但明世宗却一反常态，不但将夏言处死，还是以一种屈辱的方式处死。要是说他们两个没有大到无法化解的恩怨，是不会这样去做的。而这个无法化解的恩怨很有可能就是夏言要联合方皇后将他整死。

毕竟夏言跟他不对付，已经是摆在明面上的事情，他要是一直在的话，夏言失势只是时间问题。但他要是不在，说不定夏言就能长期在位。而对于方皇后而言，他要是一驾崩，自己就能成为皇太后，而当时明世宗的儿子可都还年幼，最大的连十岁都不到，到时候岂不是可以垂帘听政？

有的人或许觉得以上的说法虽然有理有据，但总感觉有点牵强，毕竟没有直接的证据。但只要熟悉历史就会察觉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件历史事件背后，或许隐藏着各种其他原因，就比如朱厚照。他在后人的印象里简直就是一文不值，毕竟他活了一辈子，玩了一辈子，先是跑到北边打蒙古，后是跑到南方旅游，而且还在皇宫里建了一个豹房供自己享乐，又重用宦官刘瑾到处为非作歹。

朱厚照

但要是一仔细就会发现，真实的朱厚照似乎跟人们想象的不一样。

他跑到北边打蒙古，可是以胜利告终，而这一场庆州之战可谓是大胜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此之后，鞑靼部的首领小王子就不敢再侵犯大明边境。在此之前，他可是打遍边境无敌手，甚至敢在明朝的境内驻扎。但史料对于这一场战争的记载却是明军伤亡五十二，蒙古伤亡十六：“斩虏首十六级，而我军死者五十二人。”这简直是拿别人当傻子。

双方的参战兵力总计高达十余万，而这十余万人别说打仗，就算是互相扔砖头，阵亡的人数都不会低于一百。更何况，要真的仅仅只伤亡十六人，小王子又岂会不敢再次侵犯大明边境。这明显就是故意抹黑他。

而朱厚照南巡可不仅仅只是南巡，他作为皇帝，肯定要了解当地的各种税收情况，而这是江南士绅不能接受的。毕竟他们隐瞒田地不报，那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要不然明朝登录在册的田地数量怎么可能会一朝更比一朝少。洪武一朝还有八百万顷左右，到弘治这一朝仅仅只剩下四百万顷左右。那一半难不成被他们吃了吗？朱厚照这一闹，不就是要往他们的身上割肉吗？

众所周知，刘瑾是奸臣，但就是这个奸臣在位期间推行改革，张居正丈量田地谁都知道，但在他之前，刘瑾也丈量过田地。而他还重新规定，只有二品以上的官员儿子才能荫职，而这个荫职并不是直接继承，还需要经过简单的考试。

什么是荫职呢？就是儿子靠着父亲的官位在朝廷中当官。原本这个荫职是五品到一品的官员儿子，但有个前提，那就是在位期间政绩彪悍，但到正德一朝，已经从政绩彪悍变成只要相安无事即可，已经明显影响到朝廷的风气。正是因此，刘瑾才进行改革。

朱厚照

要是粗粗了解朱厚照、刘瑾，肯定不知道他们也有如此光辉的一面。而至于豹房是不是享乐的地方，是有争议的，毕竟要是享乐的话，为什么批好的奏折都是从里面出来？有的人或许会说，是刘瑾，既然有可能是刘瑾，那为什么不可能是朱厚照？说不定是他为了避免文官集团监视，才特地跑到豹房办公。

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对于皇帝而言，文官集团就是一把挥之不去的大手。至于夏言是否是因为谋杀嘉靖才被嘉靖除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