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和7月，日军相继推行了第一、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加紧整顿内部、发展伪军、增设据点、封锁交通，对平汉路、白晋路两侧进行蚕食。
而且，还在平汉路西侧修筑了第二道封锁沟墙，对太行、冀南加强了奔袭和“扫荡”。通过增修大量公路、据点和碉堡，局部侵占和分割各根据地。
当时，驻守在中条山、豫北、冀鲁边等地的国民党军，与皖南事变相呼应，趁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机会，一再向根据地军民寻衅摩擦。
国民党第27军范汉杰部越界侵犯太行平顺地区。庞炳勋部积极策划东越平汉路，进入冀鲁豫濮县、范县、观城地区，企图隔断华北与华中两大根据地的联系。
在一次谈话中，刘伯承对邓小平说：
“冀南，问题最严重的还是冀南。听那边过来的同志讲，日军的囚笼政策已经相当有成效，这种局面如果不改变，根据地的局面将不堪设想。”
5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终于提出了关于冀南反蚕食的具体办法，要求部队“积极寻找敌人的弱点，造成敌弱点，求得打一些小胜仗或克服小据点”。
于是，一场场小型的战斗在抗日根据地逐步展开。
一天，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站在齐腰的青纱帐里，用望远镜朝东北方向的娄子镇望去。
夕照下，灰暗如死堡的娄子镇没有一丝生机。日军岗楼如烟囱般突立着，楼顶上的太阳旗异常刺眼，零零散散的日军在岗楼前面院子里，如鬼魂一般晃来晃去。
娄子镇是河北省枣强县南部的一个大集镇，交通便利，日军在此设立据点已有两年之久，该镇及其东南的大营镇，均为日军在枣强县南的重要据点。
况且，娄子镇所在的枣南县是冀南行署行政机关所在地，也是冀南军区司令部常驻地。日军这个据点，无疑是冀南军民开展抗日活动的一大障碍，形势要求必须尽快拔掉这颗“眼中钉”。
注视良久，陈再道扭头看了一眼身旁的新7旅旅长易良品，问他情况摸准了没有。
“司令员，绝对准确。”
易良品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易良品的话语十分肯定，陈再道接着又问：
“敌人会不会增援呢？如果可能增援，将会从哪里出动？”
易良品答道:
“离这里较近的，只大屯和卷镇各有日军一个据点，但都只有一个小队的兵力，距离比较远的，增援的可能性较小。即使增援，也好对付。
但是在大营据点，那里有日军一个中队，配备有两辆汽车，如发现这边有动静，肯定会要出动的。
不过，我们准备用一个营的兵力进抵据点附近，他们一动，便把他们打回去，至少也可以阻住他们一段时间。只要这边达到奇袭效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陈再道指示:“既然如此，那就坚决铲掉它！”
随后，新7旅第19团团长、原红四方面军老战士黄光霞，政治委员周发田接到攻打娄子镇据点的任务。
该团的前身，是当初陈再道带过来的第129师东进纵队，由3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发展起来，为整个冀南军区最老、战斗经验最丰富的部队之一，能攻善守、机智顽强，尤其擅长奇袭、伏击作战。
经过侦查，黄光霞等人发现，娄子镇据点的敌守军由18名日军和30余名伪军警组成，配备有轻重机枪各一挺、掷弹筒一具，工事坚固，粮弹充足。
日军据点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日军的防御集中在一个专门修有围墙的大院内，士兵分成两部，住在前后院，小队长住在前院东的一个小院内。大院内，还有两座碉堡。
伪警备队和警察所在日军东北侧的另一个院子中。
由于这一个时期我军活动频繁，日军相当紧张，日军在夜间全部进入碉堡组织防御，天亮后，以伪军在门口放哨，日本兵回营房休息。同时，每天向娄子镇维持会征调两三十名民夫从事杂务。
单从娄子镇的日军防御情况看，日伪军的兵力不多，不过相当于一个加强排，而且伪军的战斗意志往好听了说也是不可靠。
但是，日军的火力配备相当齐全，粮弹充足，如果依托碉堡进行防御的话，还是有可能抵抗严重缺乏重武器的八路军较长一段时间。
日军中队本部据此不过是一个小时的行程，进攻一旦受阻，引起大股日军来援，后果不堪设想。
经过分析，第19团作出如下判断：
敌娄子镇据点处境孤立，一旦战斗打响，短时间内除大营据点可能出援外，其他地方的日军难以迅速抽调较大兵力进行增援；
而且，敌人守备兵力较少，我军力量可以形成绝对优势。
此外，最关键的一点是，我军在娄子镇的敌军工作基础非常强，维持会正、副会长都是打入敌人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可以利用这个身份提供的便利，将日军的防御的具体情况掌握得非常清楚。
这次战斗，第19团共投入了将近全团一半的兵力，具体部署如下：
一、由15人组成奋勇队，全部配备手枪，化装成民夫，利用清早上工的机会，在维持会的帮助下，混入据点。
二、由40人组成突击队，待奋勇队打响后，消灭敌门口岗哨，从大院正门突入，占领敌房顶制高点，支援奋勇队战斗。
三、2营全部集结于敌据点附近的民房中，担任外围警戒。战斗打响后，监视伪军，并视情况歼灭之，还要负责准备打援及搬运战利品。
四、1营两个连抵近大营据点，负责阻击敌大营援兵。
方案拟订报请冀南军区批准后，该团即展开了一系列的具体准备工作。
首先，通过志愿报名，从全团范围内选调15名擅长独立作战并精于手枪使用的干部战士组成奋勇队，并抽调了最好的手枪和子弹配发给他们。
怎么把奋勇队安插进敌人的据点呢？
根据娄子镇据点内正在抢修工事，每天要从娄子镇强征大批民夫的情况，先派富有侦察经验的3位同志化装成民夫，担着水桶、扛着铁锨随大流进入据点内。利用搬砖、运瓦、担水等机会，把敌人的碉堡、营房、兵力分布、武器配备、岗哨位置等，摸了个一清二楚。
在此基础上，我内线人员编造假情报麻痹敌人，同时，故意选派了一些老弱民夫进据点“磨洋工”，人手不少，可就是干不了多少活，使敌人非常恼火。于是责令换身强力壮的民夫进据点干活。
这样一来，我军借机选派奋勇队全部混进据点里。
与此同时，由40人组成的突击队担任进攻第二梯队在全团选拔完成。
大战在即，第19团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战斗动员，要求：“5至10分钟全歼鬼子，拔掉娄子据点。”
为此，该团专门找了一座与日军营房相类似的空房子，室内悬挂日军画像，床上摆上稻草人作为模拟用的靶子。
演习中，奋勇队员按照计划一一冲入房内，实弹射击稻草人和画像，以演练奋勇队的战术动作。
演习后，根据靶子上的弹孔讲评得失。这样的演习，第19团共组织了不少于3次。
根据演习的结果，团里组织队员们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决定奋勇队分成3个战斗小组。
第一组7人，负责攻前院，组长为11连副连长杨永昌；
第二组6人，负责攻后院，组长为7连1排排长张俊杰；
第三组两人，专打敌小队长，组长为5连副连长刘汶。
全队由团作战参谋靳升云担任队长实施统一指挥。值得一提的是，队长和3个小组长此前曾经混入据点进行过具体侦查。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第19团决定于5月23日拂晓，发起发起战斗。
5月22日夜，各参战部队按照部署出发。次日凌晨3时30分，各部到达娄子镇外围，2营及突击队隐蔽在接近敌据点的3座院子内，奋勇队则被维持会长带走，检查化妆和配发工具。
清晨6时，维持会长提着一篮子鸡蛋进入据点，并以给“太君”送慰问品为名，骗开了大门。
此时，日军哨兵见天色已经大亮，也无异常情况，便下哨休息。维持会长在园内转了一圈，看到敌人都已经睡下，便慢慢地走出大门，引导奋勇队突入。
第一组的队员们都挑了一担水，走在最前面，第二、第三两个小组队员随后跟进。
当队员们突入敌院内接近厨房时，与刚刚下哨的日军哨兵遭遇，这个哨兵觉得今天来的民夫全都身强力壮，起了疑心，转回身便要跑回去示警。
看到情况有变，已经不可能等待各小组部署到位后再发起攻击，靳升云队长便当先开枪，将这个日军击毙。
枪声一响，第一、第二两个小组的队员们便立即按照原定计划冲入前后院。接着冲入营房，向着床上的日军猛烈射击。
顿时，15名日本兵没有来得及做出任何抵抗，便被全部击毙，前院中的一挺92式重机枪也被一小组送出大门外。
八路军攻克日军据点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然而，第三小组却遇到了麻烦。由于战斗打响的时间比预定的早了一点，第三小组刚刚进入日军小队长所住的小院子，靳队长的枪便响了。
日军小队长反应迅速，立即在房内拔出战刀准备抵抗，组长刘汶冲入屋内立即开火，遗憾的是子弹没有击中敌小队长要害，他自己反被战刀砍中牺牲。
日军小队长随即钻进碉堡，另一名队员冲入敌小队长隔壁的房间，向房内的两名日本兵开枪射击。
两名敌人一名被当场击毙，另一名中弹负伤后，倒地装死，趁我奋勇队员不备，钻入碉堡与小队长一起顽抗，跟进的突击队员向碉堡发起攻击，两名日军连续投出手榴弹和毒气筒。
一时间院子里毒烟弥漫，我军因无防毒设备，不少干部战士中毒，只得退出小院。
这时，2营部队已经将日军储备的弹药和物资运出，镇上的群众为部队准备好了10辆大车，迅速将缴获的物资拉走。
听到篓子镇枪响，大营的日军立刻出援，遭到1营阻击，团领导判断，残敌虽只有两人，但已经进入碉堡固守，我军没有攻坚用的火炮，强攻即便得手，也必然会增加不必要的损失。据此，我军决定主动撤出战斗。
在奋勇队和突击队攻击日军的同时，2营将附近院中的伪军包围。伪军小部分向我缴械投降，大部分藏了起来，我军由于时间紧迫，也未进行搜索。
此次战斗，第19团共击毙日军16人，击伤两人，俘伪军9人。共缴获轻、重机枪各一挺、掷弹筒一具、日式步枪15支、子弹万余枚，以及大量的其他军用物资，我军伤亡11人。
1941年正是侵华日军最猖狂的时刻，第19团以较小的代价，奇袭了娄子镇据点，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该团受到冀南军区司令部的嘉奖，地方参战同志受到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接见和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