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春，鲁西的天气还带着几分寒意。姜家村的泥土路上，十四岁的姜秀兰挽着母亲的胳膊，脚步轻快地往镇上赶集。路边的野草刚冒出嫩芽，远处的麦田泛着新绿。
"娘，您说集上会有卖头绳的吗？"姜秀兰摸了摸自己用布条束起的辫子，眼睛亮晶晶的。
姜母拍了拍女儿的手背："有，怎么没有。娘给你买条红的，过年时再买条绿的，轮换着戴。"
正说着话，前方路边的老槐树下传来一阵怪笑。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子蹲在树根旁，头发乱得像鸡窝，脸上沾着泥垢，正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姜母立刻把女儿往自己身后拉，加快脚步想绕过去。那乞丐却突然跳起来，拦在路中央，伸出一只脏兮兮的手："太太行行好，赏口饭吃吧。"
"去去去！"姜母像赶苍蝇似的挥手，"我们赶集呢，没带多余的。"
乞丐不依不饶地跟了几步，忽然盯着姜母的脸嘿嘿笑起来。他的笑声尖锐刺耳，像夜猫子叫唤。姜秀兰吓得抓紧了母亲的衣角。
"太太面相好，家里必出贵人。"乞丐边说边手舞足蹈，"你儿子将来要戴四顶红帽！四顶红帽啊！"说完，他蹦跳着跑开了，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小曲。
姜母愣在原地，脸上的厌恶渐渐变成了惊喜。她转身对女儿说："秀兰，听见了吗？你哥哥将来要做大官！四顶红帽，那得是多大的官啊！"
姜秀兰望着乞丐远去的背影，总觉得那人疯癫的笑容里藏着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但母亲的喜悦感染了她，她也跟着笑起来："哥哥要是当了官，咱们家就不用住土房子了。"
转眼二十年过去，姜秀兰已为人妇，嫁到了邻村。她哥哥姜明远确实考上了省里的师范学校，后来被分配到北京教书，成了村里人人羡慕的"京城人"。
一九四八年初冬，姜明远回乡探亲。他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腕上戴着明晃晃的手表。村里人都说，姜家祖坟冒青烟了，出了这么个有出息的儿子。
"哥，娘说的四顶红帽，是不是快实现了？"姜秀兰一边给哥哥倒茶，一边小声问道。
姜明远苦笑一声，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先别说这个。我和淑芬...离婚了。"
"什么？"姜秀兰手中的茶壶差点掉在地上，"你们不是才结婚三个月吗？"
"娃娃亲害人啊。"姜明远揉了揉太阳穴，"她在乡下等了我八年，可我们见面才发现根本说不到一块去。她大字不识几个，我在北京习惯了新式生活...我们协议离婚了。"
姜秀兰想起母亲当年欣喜若狂的样子，心里突然咯噔一下。第一顶红帽，就这样戴上了吗？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九五二年，姜明远再婚的消息传回老家。新娘子是他学校的同事，知书达理。姜母乐得合不拢嘴，逢人就说儿子在北京如何出息。
然而好景不长。一九五六年春，一封加急电报送到姜家：明远住院，速来。姜秀兰陪着母亲连夜赶往北京，在医院见到了满脸胡茬的哥哥。
"那个贱人！"姜明远咬牙切齿，"我亲眼看见她和教研室主任...就在我们床上！"
第二顶红帽就这样猝不及防地落了下来。
一九五八年，姜明远与自己的学生林小婉结婚。这次婚姻持续了十五年，直到一九七三年冬天，林小婉因煤烟中毒意外离世。姜秀兰接到噩耗时，正在灶台前做饭。她手里的勺子掉进锅里，溅起的汤汁烫红了手背却浑然不觉。
"第三顶了..."她喃喃自语。
姜明远在信中说，小婉走后，他整日对着空荡荡的房子，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物是人非事事休"。直到一九七五年，他才在同事介绍下，与一位丧偶的女教师重组家庭。
一九八五年春节，七十岁的姜秀兰坐在老屋的门槛上晒太阳。孙子跑来问她："奶奶，您在想什么？"
"在想你大爷爷的事。"姜秀兰眯起眼睛，"五十年前，有个疯子说他这辈子要戴四顶红帽。我们都以为是当大官呢，谁知道..."
孙子好奇地问："那大爷爷现在是什么级别的官？"
姜秀兰摇摇头，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他啊，就是个普通教师，退休前评了个高级职称。不过..."她顿了顿，"他结了四次婚。"
孙子瞪大眼睛："四次？"
"是啊，四次。"姜秀兰望着远处新修的水泥路，路上骑着崭新自行车的小伙子按着铃铛飞驰而过。"人这一辈子啊，有些话听着像好话，可谁知道是福是祸呢？"
孙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跑开去玩了。姜秀兰从怀里摸出一张泛黄的照片，那是她和哥哥最后的合影。照片背面写着"一九八〇年摄于北京"。
"哥，那个算命的到底看准了没有？"她轻声自语，"要是娘当年没赶他走，多问几句就好了..."
夕阳西下，将老人的银发染成金色。远处传来电视机的声音，正在播放春节联欢晚会。新时代的欢笑声淹没了旧时的预言，也冲淡了那些关于命运的迷思。
姜秀兰慢慢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尘。她想，或许人生就是这样，你以为抓住了命运的脉络，实际上不过是盲人摸象。而那些看似疯癫的预言者，也不过是看透了人性中永恒不变的弱点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