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舒:把家人送去安宁病房不是不孝,也许更好

信息周末 2024-08-26 01:53:41

(受访者提供/图)

薛舒年过50,每天出门必要涂上亮丽的口红。她热爱生活,在上海市作家协会担任副主席,上班时会细心留意院内变化着的花朵。一群人里,笑声最响亮的一定是她。但就是这么阳光的一个人,在父亲患上阿尔兹海默病后,她也几乎要被压垮。

那段时间,她每天把车子开到父母家门口后,都要先在车里兀自坐一会儿,深深地呼吸两口气,做好心理准备再起身去面对压抑。“因为他(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爸爸,你每时每刻都不清楚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要对付。他会吵着‘带我回家,这里不是我的家,你们为什么要把我放在这里’,也不肯睡觉,躺下去了又爬起来,整夜整夜地不睡,白天也不收拾,跑到小院子里面的铁门哇哇叫。”

她无力招架,加入了一个阿尔兹海默病家属的QQ群试图找些办法。“大家讲各自家里的情况,跑出去走丢的事情发生了太多。群里还有一位女士,年龄跟我差不多,小孩读中学,老公、女儿在家里,她去照顾(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妈妈。独生子女,没有别的兄弟姐妹来帮她,她的经济条件又不足以把妈妈送到比较好的养老院去,差一点的养老院又不收,因为她妈妈还能动,养老院也怕出事。结果她出现抑郁症,青春期的女孩儿没人陪伴,遇到什么事情也没有办法及时了解干预。所以现在也有一些说法,家里有长期需要陪护的老年病人,需要一个甚至两个劳动力,家人很容易出现心理不健康,需要去做一些心理干预和治疗。”

2014年下半年,父亲最后一段在家里的时间,从浦东搬到了薛舒的家里。那时薛舒已经要去作协坐班了,为了不影响上班,她请了一个阿姨每天来打扫卫生、做饭,回家后自己也能搭把手。直到父亲失能,她和家人便决定送他去医院。从2012年父亲出现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到他2015年住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再到他2020年去世,薛舒经历了父亲从狂躁混乱到空白再到失忆失能的全过程,她将这期间的感悟以及住院时的观察写进两本书,《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均于2024年出版),给许多人带来了宽慰和力量。

以下是薛舒的口述:

当父亲把我忘记

2015年2月,父亲住进了上海曹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个周末,我都要开车从40公里外的杨浦区新江湾城出发,开往位于浦东的曹镇。那里已经成为我除了家和工作单位以外最熟悉的地方,我在心里悄悄叫它“临终医院”,因为能活着出院的病人是“稀有物种”。

我以往主要写中短篇小说,但小说是虚构的,我在现实中都没有搞定我的生活,焦头烂额,一地鸡毛,还哪有心思去想虚构的问题。2012年,我们发现老爸有失智症状,后面几年我只能写记录式的日记;我爸住院后,我再次尝试写小说,写了一个大稿子后全部扔掉,几乎不能用,只好重写,过了两年才调整过来。

第一本书《当父亲把我忘记》出来后,很多人跑来问我照护阿尔茨海默病家属的经验,但是我没有资格提供任何经验,因为每一个病人都不一样。我写这本书更多的是在探讨一个家庭中,当有人生病,在你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变成不是你认识的那个人,怎么去维系我们的情感,以及我们面对家人生病的态度,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个挣扎的过程。

很多人会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不要愧疚,这是每个人都可能产生的情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家里有一个人生病后,你的生活可能会被绑架,我妈妈在家照顾我爸的那三年时间就被绑架了。等到我爸爸住院的时候,我心里松了口气,觉得妈妈可以自由了,可以每天去打个太极拳了。

我经常会跟那些人说,不要觉得把患病的家人送去安宁疗护机构是不好的事情,其实这是一个更好的安排,在那里还有专业的人照顾。我觉得送和不送不能改变你孝或不孝的本质。我爸当时有几个病友的儿女在国外,但是全天候跟医院联系,你让他放弃自己的工作赶回来吗?就为了表示孝顺?

有位编辑看这本书时边看边流泪,她的爸爸已经不认识他妈妈了,每天给初恋情人写信说你是我的最爱。她妈妈照顾他爸爸,却每天看到他写信给别人,心里真的很难过。后来她妈妈也看了这本书,看完后释然了一些。原来其实很多人家里都在遇到这样的问题,亲人因为生病认不出你了,并不是背叛你。

有人问过我,你爸爸忘记你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难过?我没有,我觉得忘记渺小的我一点都没有关系。可是我希望他是幸福的、开心的。不要忘记你是幸福的,你是拥有爱的一个人,否则你就在恐惧中。我们这个时候应该尽量安抚他,让他在自己不再认得的环境中不要恐惧。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重,会容易说他不认识我了。但是自己的亲人到了这个时候,大多数人是会忘我的——我不重要,重要的是把你安排好。

从小我记忆中的爸爸就是一个特别开明的人,也是一个比较没有家长包袱的人,所以他对我们的教育经常会从自我批评开始,这点反而让我们跟他更亲。后来这样的互动都没有了。刚开始还偶尔能认出,我们能感到他在狂躁之后变得平静下来。他有时候突然说出一句话,我们会觉得好可爱。你对他的祈求会越来越低,最后他躺在床上,像个婴儿一样,看到一个人影凑近他,他就嘴巴张开,以为要喂东西吃。弥留之际,我只求拉着他的手,感觉到他的手是温暖的就够了,甚至都不需要他回捏我。最后离开时我们的记忆是很有用的,他没有记忆了,我帮他记忆。

2020年元旦过后,父亲病情严重,医生说可以转到大医院,插大型呼吸机,我和妈妈、弟弟商量后,决定不插,因为他已经在床上躺了五年,痛苦他都说不出来,谁能一直躺着?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觉得活着舒适才是重要的。

我爸爸选在2020年走,我觉得是对我的照顾,因为他知道我怕麻烦。葬礼要请哪些人,第一天要干什么,第二天要干什么……这些规矩对我来讲是一件重大的、不得不去做的事,但我其实是很害怕的。因为新冠疫情不能聚集,就只有家里几个人去送他了,他可能知道我的时间不要花在这个上面。我妈也说,你老爸真的很照顾你。

薛舒工作第一年和爸爸合影(受访者提供/图)

“像村庄一样”的安宁病房

在多数人的想象中,安宁病房的人也许都是死气沉沉、怒气冲冲的,但现实中他们可活泛了。一定会有各种挫折的人生,但接触到的大多数人都挺坚强,或是能找到一个方式(活下去),所以病房里很欢乐的,我们经常还会拿那些躺在病床上的人开玩笑。

在第二本书《生活在临终医院》里,我写的那种状态有点像村庄一样的,护工们其实非常随意,家属们也非常随意,到最后大家经常是互相帮忙,你拿个南瓜给他,他帮你买个什么东西进来。变成村庄的熟人社会,反而让病人和家属那种压抑的气氛得到纾解了。护工们跟大家相处成一家人,话怎么讲都可以,甚至有时候会开玩笑地称呼“老东西”。我觉得这种村庄型的社会,反而让护理以及老年病房的状态显示出一点生气,有一种生活感。

小彭(护工)回家过年前跟她照护的病人说,“老头儿,我回家过年了,等我回来。”老头泪眼盈盈地看她一眼,结果等小彭回来没到两天,(他)就死掉了。小彭说,“你看,他果然等我回来了才走。”她对这些病人一视同仁,这就是她的工作。

现在网络容易传播那些负能量的信息,比如护工虐待老人什么的。打屁股、偶尔吼两句,算不算虐待?比如绑住老人,没有经历过的人就不知道,(不绑住)他会把屎袋尿袋全部捞出来,涂到全身。如果我们不去放大护工的一些行为,大多数护工群体是很值得信赖的。如果家属和护工都小心翼翼,生怕哪个地方做得不好,就会搞得大家都非常紧张。

这十年来,我们看到的是规则、秩序、管理和法律这些东西跟上了。比如一个公司要管好,一定是规章制度、管理办法和整个系统的完善,而不能寄托于每一个员工都道德高尚。我觉得护工还是那些护工,人是一样的。尽管很多护工没有文化,但并不妨碍她们有中国民间社会所培养出来的善良。一个护工要同时照顾五六个人,吃饭、睡觉都在医院里。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在这里,所以我对这些护工真的没有过高的要求。

有一位之前在曹镇结识的护工因为偷工减料被辞退,2017年我爸爸换到另一所老年护理特色医院(安平医院)后又碰到她。过年期间她主动提出留下来照顾我爸,我就说好,就给她信任。你给她什么,她会还给你什么的。你给她尊重、信任,你的一片诚意,她都能感觉到的。如果你是很功利的一种心态,见面塞红包,回过头又挑三拣四,去讲人家坏话,她说不定还嫌你的红包少。但你要是对她好,她真的会给你回报。

我们遇到的护工大多数是五六十岁,再老也翻不动身体了,年轻人很少,照顾老人家要擦下身,我们对护工太严厉的话,一个个都会逃走的,那这些老人谁来照顾?我会有这种担忧。但一代一代还是得有人做这件事。儿子如果不来照顾我,我完全没问题的,我很乐意以后兴许可以指望机器人。

这两本书我想作为礼物送给年轻的、健康的人。也许在我们还年轻健康的时候,从来不会想我们要怎么老去,怎么面对衰老、面对疾病的自己,以及面对亲人。我经历了这些事情的过程,所以写下来。当然我们不能逃避掉衰老,但是可以珍惜今天的生活、珍惜今天的健康,珍惜每一天拥有过的、爱过的、失去过的一切。

就像吃饭一样,我知道我需要吃饭才能活下去,但我不是每时每刻都在想我要怎么吃。并不是要每天想着父母的养老,但是提前去找医院或者有这个意识是好的,不会像我一样那么猝不及防。因为我老爸是70岁时病了,他决定不了(如何养老)这个事情,我老公就说70岁的时候,我们去看一下养老院,因为这是一定要面临的。

我是一个热爱命运的人,不管怎么走,我都是以一个很好的心态去走,必须这样子。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孙凌宇

责编 周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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