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肥原贤二并非纯粹的军人，而是日本最著名的间谍。二战前和战争期间，他以军人或军事顾问的身份长期在中国活动，游走于北洋军阀之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曾短期担任第14师团长，入侵华北。尔后又长期从事特务工作。在二战后期，土肥原贤二基本上回归军队，先后担任本土东部军区司令官和第7方面军司令官。在此期间“鲜有成绩”。

土肥原贤二一生最幸运的事情，是战后作为甲级战犯，在执行绞刑前决定执行顺序时，抽到了第一签，在67岁那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横向比较二战期间主要参战国的情报工作，日本在这方面绝算不上出色。二战期间主要参战国都成立了统一的情报机构。英国负责情报工作的是孟席斯领导的军情六局；苏联负责情报工作的是梅尔库洛夫领导的国家安全总局；德国的负责人是卡纳里斯和希姆莱，前者是军事谍报局局长，后者是内政部长兼党卫队和秘密警察的首脑；美国负责情报工作的是多诺万领导的战略情报局。

相比之下，日本在战时的情报机构十分松散，取得的“成绩”也十分有限。在介绍土肥原贤二之前，我们先简单梳理一下日本的情报机构历史。

日本第一代间谍的代表人物是青木宣纯（1859-1924），被称为日本近代间谍的鼻祖。他是一个“中国通”，早年毕业于士官学校，1884年首次来到中国，化名广濑次郎，从事搜集情报任务。此后他长期滞留在中国，与袁世凯过从甚密。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他组建“青木机关”，渗透到东北地区，从事情报搜集和破坏活动。他还笼络当地马匪，协助日寇在东北的作战。

日本第二代间谍的代表人物是坂西利八郎（1870-1950）。他同样出身于陆军，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人都出于其门下。坂西利八郎的主要“成就”是在北洋政府时期。北洋政府从袁世凯开始，经过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又黎元洪二次上台，再到曹锟、段祺瑞，前后更迭七任总统，他或公开出任顾问或躲在幕后，始终为当权者所赏识而受到重用，所以日本公众舆论称他为“七代兴亡的不倒翁”。

坂西利八郎在对华的认知和所为有两面性。他认为：中国虽然处于南北军阀混战的状态，不过一旦列强使用高压手段来压迫中国，那么南北对立就会自动消除而一致对外。国民已经具有了这样的国民意识。由此他呼吁不要只关注政府高层，而忽视民众的力量。

但坂西利八郎又主张采取强硬手段。一战爆发后，他提出：“值此欧洲无暇东顾之际，应利用此千载一遇之好机会，断然处置中国，非他日而应在今日实行吞并为最好。”

不论是青木宣纯还是坂西利八郎，以及后来的土肥原贤二都属于陆军系统。在整个二战期间，日本的情报机关林立，其中主要可以分为三个系统。其一是隶属于军队的情报部门，又可以细分为两个分支，一个隶属于陆军参谋本部，另一个隶属于海军军令部。

军队情报部门主要负责外派间谍的指挥、调遣和组织工作，他们派出的间谍多以驻外武官的身份作为掩护，刺探所在国的军事情报。由于陆海军天然的矛盾，他们相互独立，互不统属。两者联合行动的时候不多，只有“缅甸机关”等少数个例。

其二是日本在占领区设立的特务机关。最早设立的机关是隶属于关东军，1916年在奉天（沈阳）设立，1918年在哈尔滨设立。至1945年二战结束，关东军在东北设立了15个特务机关和20个分机关。其主要任务是监视占领区民众的动向、扶持汉奸和监管伪满官吏。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又在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等占领区组建特务机关。

其三是以企业为掩护设立的情报机构，最著名的要数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满铁）的调查课。满铁表面是一家企业，可实际上是具体实施殖民政策的机构。其所属的调查课在九一八事变后已经发展成一个有2000多骨干的庞大调查机构，向关东军、宪兵队、警察署提供有关情报。

土肥原贤二出身陆军，还长期在关东军任职，后来又在华北、华东地区活动。1938年，他奉命组建“对华特别委员会”，将陆军和外务省在华的特务机构统归于自己掌控，成为名副其实的日本头号间谍。

1883年8月8日，土肥原贤二出生在一个武士家庭。父亲官至陆军少佐，兄长官至少将，所以土肥原从小受到的是军国主义教育。1904年，土肥原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与冈村宁次和板垣征四郎是同窗好友。在校期间，他就开始潜心研究有关中国的问题，而且声名在外。1912年又毕业于陆军大学。

拿到日后在陆军想要顺利发展所必需的双文凭后，他被调入陆军参谋本部。在士官学校的勤奋好学，早已经得到坂西利八郎的注意。后者在1913年把他调往北京，在坂西利八郎创立的“坂西机关”（坂西公馆）担任自己的副官，土肥原贤二从此开始了他的间谍生涯。

土肥原贤二对这次机会非常满意，与其他日寇将领不懂，相比于军事本身，其本人也对谋划工作更感兴趣。赴任以后，他就跟随坂西来往穿梭于中国北方各个军阀之间，陆续结交许多军阀和政界要人。

在此期间他游历中国各地，了解各地历史、民风。这个时候他会换上长袍马褂、走街串巷，混迹于三教九流，学会了一套和流氓、土匪打交道的本领，为他以后收买这帮人打下了基础。

为了日后与不同地方的中国人打交道，他不仅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还学会了很多方言。不知不觉地他在国内和军内有了些名气，日后他与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石原莞尔被称为“四大中国通”。

在为坂西利八郎担任10年的副官后，土肥原贤二有机会走出坂西机关。1923年，他提出应该加强和东北军阀张作霖的合作，借助后者巩固日本在东北地区的利益，并逐步向华北地区渗透。为此他希望坂西利八郎派到东北，担任张的军事顾问，得到了坂西的支持。

但此时张身边的日籍私人顾问町野武马不喜欢土肥原贤二，他劝告张不要与嚣张跋扈的土肥原合作。张因此驳回了日方推荐土肥原担任军事顾问的请求，改换成本庄繁担任自己的军事顾问。本庄繁也不是善类，九一八事变时，他就担任关东军司令。

1925年11月，奉系将领郭松龄率7万人在河北滦州起兵讨奉，并一路杀出关外。12月5日，郭军攻占锦州，奉军则一路溃败。在此情况下，张只能向日本关东军求救。他委派杨宇霆到大连联络关东军。郭松龄在此期间也致电日本公使，他声称：“两国条约上的权利，一律遵从。但在本军举事后，日方与张氏私人所定的契约，均不能承认。”言下之意是要求关东军保持中立。

张和郭将来谁主政东北，或者东北从此四分五裂，哪一项对日本有利是日本方面首先考虑的问题。当时日本在东北有大量侨民，而且还经营着满洲铁路，动乱绝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结果。张虽然不容易对付，但支持郭的冯玉祥与苏联交往甚密，而日本在东北最大的外部敌人就是苏联，所以日本担心郭在主政东北后会加强和苏联的合作。在这个大背景下，日本决定继续支持张。

不久土肥原贤二拜访了张，并透露出有意干涉此事的想法。双方媾和有四个前提条件，即日本提出的：日本侨民有在东北和内蒙古享有商租权；享有延边地区的行政权；延长吉林至敦化的铁路，与朝鲜的铁路接轨、联运；辽宁西北部各线允许日本开设领事馆。

12月24日，在日本关东军的阻挠下，郭松龄兵败，随即被张处死。借助此次机会，土肥原贤二成为张的军事顾问。

1927年4月，田中义一上台后，向张作霖强索铁路权，逼张解决所谓“满蒙悬案”。张出于各方压力和本人意愿，始终不肯答应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此举招致日本关东军少壮派军官的嫉恨。

1928年4月，国民政府在徐州誓师，对张作霖为首的北方军阀开始第二次北伐。4月20日，北伐军攻入济南。5月下旬，北伐军逼近京津。日本方面认为几年前郭松龄倒奉的一幕再次重演，遂在北京面见张作霖，逼迫其同意“满蒙”悬案的有关条款，再次遭到张的拒绝。

6月4日，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等人制造“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炸死。6月18日，张学良从兰州秘密返回奉天，开始主政东北。对于日本人炸死张作霖一事，双方心照不宣，继续维持表面的合作关系。

土肥原贤二本继续担任张学良的军事顾问，他还起草了一份计划，想让张学良在东北称帝，担当日本人统治东北的傀儡。当他把这份精心策划的文件送到张学良面前时，张学良当面质问他：“你让我当什么满洲皇帝，你这是什么意思！”碰了一鼻子灰的土肥原说不出一句话，只好夹起皮包，悻悻而去。随后张学良要求日军参谋本部将土肥原调走，在得到无权调动的回复后，心头满是怒火的张学良对来人说：“我从此不见土肥原！我不跟他谈话！以后土肥原顾问来，我任何时候都不见。”

经过此次风波后，土肥原贤二只得辞去军事顾问一职，改任步兵第30联队联队长。

1931年3月，日本正式在天津设立特务机关，由土肥原贤二任特务机关长。

1931年5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间谍中村震太郎带领骑兵曹长井杉延太郎等人从海拉尔出发，进入兴安岭索伦山地区调查军事地理情况。5月25日，一行人被东北军屯垦第3团1营士兵发现。在他们随身携带的物品中发现2支手枪、军用地图、调查手记、寒暑表、指北针、测绘仪器和望远镜等物品。从他们的笔记中得知，中村等人的确切身份是日寇情报人员。

第3团团长关玉衡和第1营营长陆鸿勋在审讯期间，中村等人态度非常蛮横，双方爆发肢体冲突。关、陈二人经过商议，决定将中村等人秘密处决。此事系“中村事件”。在此期间，双方在长春又发生“万宝山事件”。这两起事件被视为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前奏。

1931年8月中旬，土肥原贤二调任奉天特务机关长。在对待上述两起事件上，他极力主张渲染日侨在东北遭受迫害，并扬言派出军队进入兴安地区调查真相。其目的是在国内制造舆论，煽动战争。他通过广播、报纸宣称“除使用武力外，别无解决途径”。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土肥原贤二正在国内述职。他在第一时间返回奉天，其领导的奉天特务机关立即成为战场以外的另一个中心。在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的授意下，被称为“关东军三羽”的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土肥原贤二负责商讨下一步行动。

板垣征四郎主张对东北实行全面的军事占领，将其纳入日本的版图。石原莞尔对此表示反对，他主张东北应该在形式上独立，而当权者应该听命于日本。两个人争执不下，最后土肥原贤二提出了更具体的主张。

他首先支持石原莞尔的意见，在具体由谁来担任傀儡的问题上，他认为应该把在躲在天津的末代皇帝溥仪搬出来。三个人至此达成一致意见，并决定由土肥原贤二负责把溥仪“请”到关外。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记录了两个人的会面：

那时关于土肥原有种种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传说，日方报纸称他为“东方的劳伦斯”，中国报纸上说他惯穿中国服装，擅长中国方言。根据我的了解，他在中国的活动如果都像鼓动我出关那样的做法，他并不需要传说中的劳伦斯的诡诈和心机，只要有一张赌案上的面孔，能把谎话当真话说就行了。

那次他和我会见也没有穿中国服装，是一套日本式的西服。他的中国话似乎并不十分高明，为了不致把话说错和听错，他还用了吉田忠太郎充当我们的翻译。他那年48岁，眼睛附近的肌肉出现了松弛的迹象，鼻子底下有一撮胡子，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大概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他向我问候了个人健康，就转入正题，先解释日军的行动，说是关东军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我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很快回到我的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日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同盟，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我一切可以自主。

他诚恳的语调，恭顺的笑容和他的名气、身份完全不容我用对待罗振玉和上角利一的态度来对待他。陈宝琛所担心的‘怕罗和上角不能代表关东军，怕关东军不能代表日本政府’那两个问题，我认为不存在了。土肥原本人就是关东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据说土肥原贤二和溥仪之间进行了一场很有意思的对话，从中可以领教土肥原的老辣。土肥原说：“我们在关外的行动只是对付张学良，他把那里闹得民不聊生。我们的侨民和财产得不到任何保证，所以才不得不出兵。”

溥仪提出了一个最关心的问题：“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他此言一出，土肥原贤二就已经明白事情已经谈妥。他没有直接回应溥仪的提问，而是笼统地表示是由溥仪做主的国家。

溥仪继续追问：“是共和还是帝制？”土肥原回答：“这个问题到了奉天都可以解决。”溥仪最终表态：“如果是帝制，我才可以去。”土肥原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当然是帝国。”

二人在会谈后，具体的工作交由板垣征四郎执行。1932年3月，溥仪在长春就任执政。

1932年1月26日，土肥原贤二出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负责稳定当地的局势。1933年，他复任奉天特务机关长，谋划在华北制造事端。1935年6月，调任华北，协助驻屯军司令多田骏，策划各派军阀自治，企图复制在东北的模式。在察哈尔促成《秦土协定》，攫取了察哈尔东部的权益。此后，他又诱逼宋哲元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全面抗战爆发后，土肥原贤二出任第14师团长。1938年1月，他再次返回国内，奉命组建“对华特别委员会”。他领受的第一个任务是策反唐绍仪和吴佩孚，即“南唐北吴”计划。之后的一段时间，土肥原频频拜访唐绍仪，于是当时上海、广州等地盛传“日敌拟利用唐绍仪组织华中伪政府”。

于是广州抗敌后援会（唐是广州香山人）致电唐绍仪，请其南归，唐绍仪不予答复。3月19日，广州市各社会团体电催唐绍仪南归，电文说：“请公善保晚节，否则自堕名誉，遗臭万年。”随电报还一并汇去旅费两万元，唐绍仪仍置之不理，旅费也不肯收。唐绍仪这种暧昧态度不能不引起多方揣测，置自身于险境。1938年9月30日9时许，唐绍仪在家中遇刺，下午4时死于广慈医院。

土肥原对吴佩孚的策反工作很早就已经展开。1935年12月20日，他在搞“华北五省自治”期间，就邀请吴佩孚上台当傀儡，冀察政务委员会聘吴佩孚为高等顾问，被吴拒绝。

全面抗战爆发后，土肥原继续采取拉拢、威逼手段，还以吴佩孚名义在河南征召伪军，但仍不能逼其就范。在向吴佩孚提出“吴唐合作”的建议再次被拒后，土肥原贤二最终决心放弃吴佩孚。

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因吃饺子被骨屑伤了牙龈，入日本医院治疗。受土肥原贤二的指示，日本牙医为吴“治牙”时，注射了一种毒剂，不久吴气绝身亡。

在执行“南唐北吴”计划期间，土肥原贤二几乎接管了日本陆军和外务省在华的所有情报机关，并在此基础上成立四个特务机关。其中，梅机关专门负责实施对汪精卫的策反工作；兰机关负责两广；松机关负责华北；竹机关负责针对重庆政府方面。在所有工作中，梅机关的工作是重中之重。

汪和土肥原取得联系有很多说法，其中的一个版本如下：

1938年2月，时任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周佛海向蒋介石建议，由担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前往香港从事“对日情报收集工作”。蒋同意了此事，还从每月的军事机密费中支出6000元港币，作为高宗武的活动经费。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处长罗君强奉命为高宗武开了一张军用出差证明书，信笔填上了“高特派员宗武”的字样。

高到达香港后，不久就前往上海和日本方面取得了联系。此后的几个月，他往返上海、香港和武汉，其间他与土肥原贤二有过密谈。1938年7月5日，梅机关长影佐祯昭将其带到东京。他在那里见到了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海相米内光政、国会议员犬养健、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等人。

高宗武仔细听取日本人的意见，发现日本军方丝毫也没有撤兵的打算，而是坚持要求蒋介石下野。于是高宗武主动向日本人推出了汪精卫。据战后影佐祯昭供称，当时高宗武是这么说的：“归根结底，日本现在不承认蒋政权，为了造成日中之间的和平，也许必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而且不管怎样，除汪精卫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别人。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称道和平论，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此不如从政府外部掀起国民运动，开展和平运动，由此造成蒋听从和平论的时机。”

影佐祯昭与今井武夫也向高宗武表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声明（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不能随便取消，作为一种暂时的解决办法，可以请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出马，最初的破局任务由汪精卫来完成。如果“和平工作”走上正轨，立刻通过汪精卫的推荐，再改换成以蒋介石为正式谈判对手。

高宗武进而提出，希望以近卫文麿的名义写一封信给汪精卫，保证日本愿意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的中心。近卫认为以一国首相的地位为时尚早，只允许由板垣征四郎写信说明此意。高宗武在日本待了两天，目的已达，便匆匆地经上海返回了香港。

高宗武回到香港后，不敢返回武汉。他给周佛海写了一篇报告，将事情经过做了详细汇报。汪、周等人商议后，决定由梅思平继续推动此事。

1938年11月，梅思平秘密抵达土肥原贤二在上海的办公地点－重光堂。他与日方达成协议并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双方协议规定：中日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军驻扎；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日本侨民有在中国居住、营业的自由；中日经济合作，特别是利用、开发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有优先权；协议以外的日军，于两国和平恢复后开始撤退，两年内撤完。会谈还安排了汪精卫脱离重庆国民政府的具体办法。

11月25日，梅思平经香港返回重庆，与汪精卫和周佛海协商。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渝出走，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1939年5月，汪精卫等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回国后于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睦邻”的基本政策。12月，与梅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等人在南京举行所谓“国民政府”还都仪式，正式成立傀儡政权。

南京伪政权成立后，土肥原的专长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发挥空间。1940年9月，他转任军事参议官兼陆军士官学校校长。1941年4月晋升为陆军大将，6月调任航空总监。1943年5月，出任本土东部军司令官。1944年3月，调任新设的第7方面军司令官。1945年4月奉调回国，任教育总监。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于1945年9月11日下令逮捕战争罪犯。9月21日，土肥原贤二被逮捕，被关押到东京巢鸭监狱。作为重要战犯，他被单独关押在一间长8.5米、宽5米的房间。房间配有一套桌椅、卫生间和一张铺在地上的稻草垫。

在不久之后成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土肥原贤二被判犯有破坏和平罪和战争阴谋罪。1948年12月23日，他在东京巢鸭监狱被执行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