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同志在湖西地区处于危亡之际，采取果断措施终止了"肃托事件"的进一步恶性发展，挽救了一大批党的干部，重新恢复了湖西地区党的工作，从根本上扭转了湖西岌岌可危的局面。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特别是罗荣桓同志任务繁重不可能在湖西根据地停留很长时间，湖西"肃托"中的许多善后工作和遗留问题，罗帅不得不指定吴文玉负责处理。然而，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致使湖西"肃托"中的遗留问题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妥善解决。
湖西"肃托"中被杀害的干部有三百多人，受到审查和被牵连的干部则不计其数。受害者家破人亡，家属悲愤难平，许多被捕受刑者身心受到摧残压抑；广大群众与我党我军的鱼水之情遭到破坏，整个根据地元气大伤。在这种情况下，正确而实事求是地处理"肃托"的善后问题显然是关键所在。但原湖西区党委负责人白子明，他作为"肃托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对其在"肃托"中的严重错误一直缺乏足够的认识。在吴文玉召开的一次"肃托"的善后会议上，他仍一再强调："肃托"是正确的，错误在于扩大化，造成扩大化的原因主要是一些受审者不能坚持气节，胡乱招供，混淆了阵线。我对他这种说法极不同意，当即指出，"扩大化的原因主要应该是主持者严刑拷打、逼供、诱供，乱捕乱杀！"但白子明却马上反咬一口说："郭影秋同志，你很不虚心，你在'肃托'中承认了口供，难道没有错误吗？一个共产党员不仅要在敌人的法庭上坚持气节，也要在自己的法庭上坚持气节。"对此，我又严肃地提出质问说："我们只知道敌人的法庭审讯共产党人，却没有听说共产党设立法庭审讯自己忠贞正直的共产党员，对于自己的党内同志怎能私设法庭，严刑逼供呢？你的所谓法庭究竟是党的法庭，还是你个人的法庭呢？"质问得白子明瞠目结舌。吴文玉等也认为原区党委负责人白子明的这种说法不能成立。但白却顽固坚持自己的论调。不久，黄克诚同志带领苏鲁豫支队及另外两个支队经湖西转战到新四军，吴文玉也随队离开湖西。至此，他主持的"肃托"善后工作，仅开了这么一次会便不了了之。
1940年四五月间，山东分局派了一个"肃托"问题调查组，由分局社会调查部部长刘居英率领来到湖西。但这个调查组未能深入广泛地向被害者与广大干部进行调查，却一味偏听偏信原区委负责人白子明提供的情况和看法，即写出调查报告，而山东分局个别负责同志竟说："湖西搞了那么长时间的'肃托',如抓不出几个'托派'，何以对得起湖西党，何以告湖西父老！"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最后定了七个"托派"。不过，山东分局调查组在湖西"肃托"的结论中也不得不承认：此次"肃托"由部分的错误扩大到全体，严刑拷打，强取逼供，疯狂捕杀，致使苏鲁豫的党政工作全部塌台，主力部队受到严重损失。同时，还指出："王须仁是来历不明的暗害分子"，但提到造成恶性发展的另一个罪魁王宏鸣，却认为其"主观动机是正确的"，只是"政治上幼稚，组织观念淡薄，政治立场不够坚定"，"建议一一五师对之开展斗争"。对于积极尾随"二王"参与"肃托"的原区党委书记白子明，仅"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在行政上撤销工作"。对于那些在严刑逼供下屈打成招的同志，却看成"毫无气节，自首叛变","失去党的忠贞人格"，要视不同情节，分别给以"永远开除出党"、"开除党籍"、"严重警告"、"警告"等处分。这些处理意见，显然不够正确和公允，不但没有给主要肇事者以应有的惩处，反而对受害者给予了不应有的过重处分。
山东分局作出上述结论和处理意见后，于1940年秋，撤销了白子明的区党委书记，派潘复生同志来湖西任党委书记之职。潘复生这人历史上就一贯忽"左"忽右，他这次到湖西后，又"左"得出奇。他在贯彻山东分局的处理意见时，对于"肃托"中屈打成招的干部，处分得很重，处分的面也很宽，被"永远开除出党"的就有十多人，"开除党籍"的更多，我也受到"严重警告"处分。那些受到"永远开除出党"处分的同志，精神上再一次受到严重刺激，个别同志甚至精神失常投水自杀。不少干部和群众反映，这简直是第二次"肃托"。
对于这些不实事求是的处理，我和许多同志继续向山东分局和中央反映了意见。因此，党中央于1941年2月又作出新的《决定》。中央的《决定》，正确分析了"此次错误的基本原因，是在于当地党与部队的领导人员对于中国的'托派'的反革命力量缺乏正确的认识而主观上夸大了'托派'的力量。一方面不相信已有相当斗争历史的干部，另一方面则简单化、扩大化，单凭口供任意拘捕，而隐蔽在党内的暗害分子如王须仁，则乘机活动，伪装忠实，用一切方法扩大事态，以售其借刀杀人的毒计"。《决定》也指出了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在暗害分子王须仁的阴谋下，采取了严刑拷打，指名问供，有供即捕等手段，结果不仅造成乱打乱杀的恐怖，而且使湖西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受到极大损失","该地区忠实的、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干部如王文彬、张如、马霄鹏等，被逼勒口供，无辜牺牲，我党我军的政治威望受到极大损失……直到现在该地区的工作尚未完全恢复起来，群众的疑惧尚未完全消逝"。《决定》对王宏鸣、白子明也作出严肃的处理意见："王宏鸣应即撤销工作，开除党籍，交军法处判处徒刑"，白子明则"撤销工作，由正式党员降为预备党员"。同时还决定"对于无辜牺牲者，应分别安慰抚恤","对于被诬同志因严刑拷打而表示自首，基本上应当原谅他们的幼稚，不能当叛徒看待。不能一律开除党籍，应按情节给以分别适当处分"。中央这一《决定》，就其基本点说，无疑是正确的。但限于对"肃托"中的许多具体情况了解不够，仍留了些尾巴。特别是当时主持湖西工作的同志，在具体贯彻中，仍给不少同志留了过重的处分。同时，对已定的七个"真托派"，虽然证据不足，但并未予以平反。为了对党、对同志负责，我又向有关组织反映，要求对已定的七个"真托派"，应实事求是重新甄别，但这一要求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肃托"中的遗留问题，如不能实事求是地继续加以解决，将会给党的事业造成不利影响，自己作为一个党员干部，有责任、有义务，也有权利向组织上反映。所以，曾继续不断地给上级党组织写报告，也曾当面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过意见。
1942年秋，刘少奇同志从华中回延安路过湖西，我就向他陈述了自己对"肃托"中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如对严刑拷打下承认是"托派"的干部，处分过重、处分面过宽的问题。少奇同志耐心地听取了我的陈述，并就和我直接有关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当你被捕了，不是被敌人逮捕，而是被党的领导和领导机关逮捕，而且要拉出去杀头，杀你的人还是区党委书记，手里还拿着山东分局的电报，在这种情况下，你究竟是承认好呢，还是不承认好呢？"少奇同志又十分感叹地自我回答说："难乎其为人呀！当时你承认了不好，因为你没有这件事。但是，不承认又要被杀头，连申辩的机会也没有了。的确是难以处理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不用说你们年轻幼稚的党员，就是老党员也不容易判断清楚！"最后，少奇同志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反映的问题，我一定带回延安，请党中央认真研究，妥善处理。也请你转告所有受委屈的同志，都要积极为党工作。一个人在倒霉的时候，只有积极为党工作，才能不倒霉，否则就要更倒霉！"我曾将少奇同志的谈话内容转告给有关同志，大家都很受鼓舞。
1944年，我到平原局去开会，又向平原局书记黄敬同志反映了对湖西"肃托"中的一些问题的看法，黄敬同志也曾指出，湖西"肃托"的错误，除王须仁外，主要应由王宏鸣和那位区党委书记负责。被冤枉的同志承认自己是"托派",并供了别人，当然是错误的，但这与在民族敌人或阶级敌人的法庭上的"自首",具有不同性质，应予不同看待。要考虑当时的特殊情况，原谅他们、教育他们。
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湖西区的党代表郭子化和孙志谦同志，受我和其他同志的委托，一再反映湖西"肃托"中的有关问题，引起了中央的进一步了解和重视。七大之后，中央就湖西"肃托"问题，专门成立了由陈云、彭真、李富春、陶铸等同志组成的五人小组，在陈云同志主持下，重新审查了湖西"肃托事件"。中央五人小组指出：湖西"肃托事件"已经过去五年了，中央与中央分局都已做过决定，原则都有了，当时委托山东分局处理这件事，看来山东分局并没有处理好这件事，因为中央这几年连续接到下面的报告，对湖西"肃托"及事后的处理很不满意。因此，中央再明确指出：这次"肃托事件"是由于领导大搞逼供信造成的，那些在刑讯逼供下自己承认是"托派"，并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人不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不应给予处分，所有处分应一律撤销。
党的七大结束后，湖西地区的代表郭子化、孙志谦同志从延回来，召开了湖西区干部大会，传达了上述意见。至此，湖西"肃托"的善后处理才基本结束，我和许多同志所受的错误处分也正式撤销。
新中国成立后，原来在湖西"肃托"中一些受冤枉的同志，在肃反中又曾遇到麻烦。为此，我又于1955年两次以文字形式报告中央组织部：湖西"肃托"问题，中央早有明确意见，撤销对所有受冤枉同志的处分。但每逢一次运动，都要审查一次，查历史、查处分，牵连了好几百个同志，以后不应再查了。对此，邓小平同志和安子文同志都做了批示，并下达文件，再次重申：中央对于湖西"肃托"这件事，已多次做过决定和指示，在政治上早已解决了。所有在这次"肃托"中被冤枉的同志，他们本身都没有错误，以后在运动中不要再查这件事了。
岂料，在十年动乱中，"造反派"又把湖西"肃托"这件事端出来，又把"托派"的帽子戴到一些人头上，审来审去，把问题搅得很复杂。这种情况，迫使我再一次严肃地考虑这个问题。根据我多年的认识和了解，我认为湖西"肃托"不是扩大化问题，而是根本错了，因为被确定的七个"真托派"材料本来就不足，他们带了几十年的"托派"帽子，他们的家属也被看做"托派"家属遭受歧视，这种情况不应再继续下去了，不能再让他们受冤枉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因病住院期间，找了一些同志，不畏风险，不避辛苦，南查北调，跑东走西，调查访问了"肃托"中被涉及而还在世的同志。查来查去，原来"肃托"中被确定的七个"真托派"，其中有五人早在"肃托"中被杀掉，仅有两人幸存。根据调查情况且大量确凿材料，充分证明，这七个人根本不是"托派"。于是我再次写报告给山东省委，山东省委再经认真调查研究，又向中央作了报告。1983年12月中央转发了山东省委《关于湖西"肃托事件"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明确指出：
(1）湖西"肃托事件"的性质，是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不是扩大化的错误，应予彻底平反。
(2）原定单子英、牛籍庵、朱华、朱新民、曹广善、魏定远等七位同志为"真托派"是毫无根据的，是完全错误的，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3）对在湖西"肃托"中被错杀、错处理尚未平反的同志一律平反昭雪。对受株连尚未纠正的家属、子女，予以彻底平反，一律予以彻底纠正，他们档案中如有有关"肃托"的结论、处理材料等，应由组织部清理、销毁。
湖西"肃托事件"终于彻底平反了。处理湖西"肃托"问题，如从1941年算起，到1983年底，整整经历了四十二年漫长的岁月。这说明要彻底澄清一个积案，需要经过多么艰难的历程。同时，也更有力地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管是多么复杂的案件，不管是过去了多么长的时间，只要不符合实际，终究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不过，湖西"肃托事件"，却给人们留下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郭影秋(1909- -1985) ，原名玉昆，又名萃章。江苏铜山人，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1928年肄业于无锡国学专修科，1930年考入江苏教育学院，1932年毕业于江苏教育学院。毕业后在沛县中学教书期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湖西抗日根据地开创了湖西中学。1935年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 后投笔从戎，曾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军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等职。从解放战争开始，郭影秋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历任川南行署主任、云南省长兼省委书记。1957至1963年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63年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78年人大复校后任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1985年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