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前，国际刑事法院在小马科斯政府的配合下，动手从菲律宾将杜特尔特带走。在这半个月时间里，杜特尔特这边聘请优秀律师，为争取无罪释放做起了积极准备。
但是在国际刑事法院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留给他们的时间并不算多，若是老杜一边无法提供有力证据证明无罪，那么在9月23日，国际刑事法院将确认对杜特尔特的指控。
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老杜的首席律师考夫曼就迅速表态，声称已经掌握了两个“令人信服”的论据，可以阻止法院对此案进行审理。
（杜特尔特首席律师考夫曼）
考夫曼口中第一个有力论据，还是此前杜特尔特家族坚称的“管辖权”问题。
考夫曼认为，在国际刑事法院授权调查杜特尔特之前，菲律宾已经正式退出该法院了。而根据《罗马规约》第127条规定，退出国在退出后将不再承担规约义务。所以在菲律宾退出后，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也应该完全终止，而菲律宾国内的司法系统，具有优先处理案件的资格。
同时，《罗马规约》规定，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是补充性的，即仅在成员国国内司法系统“不愿或不能”有效追责时方可介入。但杜特尔特团队强调，菲律宾已启动国内调查程序，对部分禁毒战争中的警察提起了刑事诉讼，因此国际刑事法院的介入缺乏必要性。
基于以上论述，考夫曼将在预审阶段说服法官，若是法官同意这一观点，之后将不会举行正式的指控确认听证会。
此外，考夫曼还有第二个论据，即认为杜特尔特当时是被菲律宾政府和国际刑事法院“绑架”到海牙的，完全没有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同时更违反了菲律宾的法律。
考夫曼表示，杜特尔特之所以被捕，就是因为和现在执政的小马科斯家族发生了冲突。在这样的背景下，小马科斯政府非常着急将杜特尔特从政治舞台上剔除，所以没有按照程序，直接将老杜押到了海牙，而这明显是不合规矩的。
（杜特尔特女儿莎拉）
除了律师进行辩证之外，杜特尔特女儿莎拉也对法院指控提出了合理反击。
莎拉认为，国际刑事法院所谓的“扫毒战争导致三万人死亡”的数据完全没有依据，且检方提交的181份证据文件中，也没办法证明老杜扫毒行动期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外处决”。当下真正有关杜特尔特的所谓谋杀指控，只有43起，数字甚至不到50，所以国际刑事法院才是“诬陷”。
对于杜特尔特来讲，其律师的这两点论据，对其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首先是能拖延审判的进程。通过法律程序质疑管辖权，可显著延长案件审理周期。届时国际刑事法院需首先裁定自身是否具备管辖权，这一过程可能耗时数月甚至数年，这就为杜特尔特争取了应对国内政治危机或寻求外交斡旋的时间。
其次，是能一定程度上削弱国际刑事法院的合法性。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争议，在国际法领域其实并不只有这一例。比如说美国、俄罗斯等大国就没有加入《罗马规约》，在这种情况下，该法院对俄罗斯领导人的追责尝试也并未成功。如今杜特尔特团队强调法院存在“双重标准”，便可削弱其道德权威，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若管辖权异议被部分国际法庭或学者支持，将引发对国际刑事法院权威的广泛质疑，甚至影响其未来对其他案件的审理。杜特尔特团队也可借此塑造“受害者”形象，将案件定性为“政治迫害”。
最后，管辖权争议可能激发菲律宾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巩固杜特尔特的政治基本盘。若国际刑事法院最终裁定无管辖权，案件将被驳回，杜特尔特可彻底摆脱法律追责。即使法院坚持管辖，程序争议也可能降低其判决的强制执行的可能性。
（杜特尔特）
总之，杜特尔特律师团队以管辖权和政治斗争为由的抗辩，既基于国际法的技术性争议，也依托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复杂博弈。其“有力性”源于该法院自身管辖权的模糊性、成员国退出的合法性争议，以及案件背后的政治化嫌疑。一旦成功，杜特尔特不仅可能免于审判，还能重塑其政治遗产，甚至影响菲律宾未来的外交与司法独立走向。
至于国际刑事法院这边，之所以抓着杜特尔特一案不放，也是想要借此来树立“威信”。
当下，中美俄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均未加入《罗马规约》，导致国际刑事法院缺乏对全球主要政治实体的约束力。再加上历史上其对苏丹前总统巴希尔、肯尼亚总统肯雅塔等非洲领导人的追责尝试多以失败告终，被批评为“选择性司法”，甚至被非洲国家集体抵制。
在此背景下，法院就急需通过高调处理非西方国家，如菲律宾案件，向国际社会证明其“存在感”。
但在明显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这种“立威”尝试能否成功，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之后若是老杜逆风翻盘，该法院不仅存在立威失败的风险，其仅存的权威还可能会进一步崩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