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时候村子里大旱,好在父母在城里打工,我跟着爷爷大伯他们一家人,吃喝都仰仗爸妈每月寄来的生活费,可旱灾后又是连绵不断的雨水,一次爸妈回家探亲的路上,他们遇上山体滑坡,白白断送了性命。
本文为短篇小说,内容纯属虚构,请理性观看。
从那时候起,大伯和大娘看我的眼神就变了,他们时常在爷爷身边嘀咕些什么事,一看到我不是满脸嫌弃,就是嚷嚷着家里的粮食不够吃,钱不够用。
爷爷多半时候都是沉默的,他喜欢抽烟,手指熏得黑黢黢,从前他有一柄长烟杆,黄澄澄的斗子,塞满我给他搓的烟丝,他会边抽边摸我的头。
爸妈去世后,他的烟斗里再也没有烟丝了,但他还是会时不时挑起一端,在大伯的唠叨里摸摸我的头。
大伯气得牙齿都要咬碎了,这时候我总是装的很乖,即便心里再不情愿,也要爬到后山上去割草,再拿闸刀割成碎碎的草料喂给家里那头老黄牛。
它比我的年纪还要大,眼睛混沌的,像迟暮的老人,连吃草都很慢,可我喜欢看它慢悠悠嚼着草料的样子,如果说在这个家里除了爷爷我最喜欢的谁,应该就是这头老黄牛了。
爷爷是在一个冬天去世的,他很老了,膝下只有两个儿子,一个死了,一个正忙着收尸,他的葬礼既不隆重也不热闹,但总归是托了个人情,让镇上砖厂的老板特地来看这个老兄弟。
大伯哭得很惨,大娘把我拉到厂长面前,说着这些年的不容易,我的悲伤那一刻尽数退了回去,倔强的不想流泪。
女人的手掐着我的后腰,力气越来越大,我还是不争气慢慢哭了出来,哭着喊爷爷,我想让他来救救我,或者带我一起离开这里,去找爸爸妈妈,这样我们还是幸福的一家人。
在哀乐和哭声里,披麻戴孝的大伯得到了一份搬砖工的差事,而我永远失去了爷爷,那头大黄牛也在第二年死在夏日的田垄间,哪怕我拼命的去找水来给它降温,它终究是停止了缓慢绵长的呼吸。
同年,大伯的儿子,我的堂弟出生了。
他躺在被窝里很小,很白,几乎一整天都在睡觉,我时常溜进大娘的卧室来看他,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他有莫名的好感,也许是因为他还没有割过草,放过牛,皮肤还是娇娇软软的白皙。
我曾经想抱他,但大娘不让,她看我的眼神又嫌恶又紧张,我后来知道,这是一个母亲的慈爱,她把我当做了会伤害自己孩子的敌人。
我想解释,但这时堂弟醒了哇哇大哭起来,而大娘又拽着我的胳膊,把我拖到外面关紧了卧房的门。
我是十岁才开始读书的,因为农忙的时候大娘也要下地,大伯在工厂抽不开身,我带着两岁的弟弟,总该干点什么才好。
附近的小学据说是一个来自大城市的老师开设的,他偶然上门邀请我去上课。
大伯以为他是骗子是来要钱的,但校长说学校不收学费,还包中午一顿饭后,他们立刻达成了我明天就去学校的协议。
学习是个很奇怪的事,要认识很多奇怪的东西,比如汉字、数字还有字母,我开始总是写不对自己的名字,校长会来纠正我,一笔一划的带我写。
而下节课,他还是这样纠正我拼写单词,因为整个学校只有他和另外一个女老师,后者负责音乐美术,而他则把语数外都包了。
在这个狭窄昏暗的房间里,他站的位置时常漏雨,时常暴晒,他的皮肤也开始变成庄稼人那样的暗黄黝黑,六个年级过去,校长的脊背弯出一个弧度,但没有让我们错过一个寒暑的课程。
十六岁的时候,校长跟我说你成绩很好,以后说不定能上大学,现在应该要去县里念初中,我说家里没有钱,但校长觉得咬咬牙努努力,说不定就能改变在小山村蹉跎的命运了,于是亲自上门去谈,可我知道大伯是不会同意的。
果然等校长一走,大伯关好门随后一脚把我踹倒,拿起角落里的扁担就猛地一砸,我疼得大叫拔腿往外面跑,但门被锁上了。
大娘抱着堂弟冷冷地看着我,那孩子看到我趴在地上的样子觉得好玩,咯咯地笑起来。
大伯一边打一边问我还去不去读书,我执拗的不想回答,打在身上的力道就更重了,那一刻我在想,就算是死也要从这里走出去。
好在国家政策先一步来了,当地镇上开设公办中学,可以免交学费,堂弟也读小学了,他很淘气经常因为打架被叫家长。
每次大娘都跑到我的班级问我为什么弟弟被打了,我做哥哥的也不护着他,那大吵大闹的样子让班里的同学知道了我的身世,渐渐的我身边就没了朋友。
初中毕业,我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可面对学费,我还是不得不向大伯他们低声下气地央求,他们反应很平静,只回我五个字:你不要读了。
理由是我马上成人了,该负担起家庭的开销,回报他们这些年的养育之恩,我求他们,甚至跪下来发誓说:“我以后赚了钱,学费和生活费全部还给你们。”
但大伯冷笑说:“这就是你应该做的,我们凭什么帮你。”
见此大娘在旁边帮腔说:“你弟弟以后也要上学的,你去读书钱都花完了,他怎么办?”
我再也忍不下去了,大喊道:“我这些年帮这个家做的还不够多吗,每天早起挑水砍柴,放了学还要去喂牛喂猪,农忙的时候我还请假回来帮收,你们当年结婚的时候,还是我爸妈出的钱,现在这样对我就是因为我要吃你们那口剩菜剩饭吗!”
话还没说完,大伯就一巴掌扇到我脸上,随后开始骂我:“真是不孝!”紧接着就又扇了我一巴掌,我说:“你今天有本事就打死我!”
他气急败坏,说:“你以为老子不敢,你要是不愿意在这儿过就滚,我看你在外面能活多久。”
几拳下去,我被他拿板凳砸到,脑袋磕到床头一下子就没了意识。
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在镇上的卫生所,胳膊带着夹板,大夫看我醒了就说是胳膊断了,还有点轻微脑震荡,让我好好休息。
可我什么也没说,趁着没人的时候跑了出来,从家拿了所有的身份证件,装进个小破包就坐上了离开村子的长途汽车,一路去往未知的异乡。
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勇气,我站在陌生的城市身无分文,可胸中却酝酿着一种澎湃的,从未有过的自由,我对着人群大喊,笑着迎接他们异样的目光,轻松的走到他们中间。
后来的十年里,我拿着一份初中文凭,找不到像样的工作,但我却知道要一路往南,爷爷以前说过,繁华的地方充满了机会。
在深圳,我刷过成千上万的盘子,夏天四十度多发了七条街的传单,还学了驾照,常常深夜去开出租,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
这话不真,我也曾发着四十度的高烧被房东从家里赶出去。
甚至晕倒在大街上,也有吃不饱饭,饿的去垃圾桶找吃的,可我总觉得只要是能活着就还有一线希望,它会告诉你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新世纪,我终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当时出口贸易繁盛,我拖朋友介绍,也跟着一艘渔船去往深海进行捕捞作业,长久以往也攒了一点小钱。
我看中了深圳的许多轻工业都有不错的前景,于是从摆地摊开始,一点点积累原始资本。
后来与朋友一起,直接找到一家代工厂,以高出市场百分之五的价格定制了一批产品,又卖给需要出口的公司,从中间赚取了一笔佣金。
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但我知道这些还远远不够,深圳是全国第一批经济特区,我们在这里开创了贸易公司,刚开始从第一线的生产质量和人员调配,到跑订单,都是我亲力亲为。
后来生意越做越大,朋友作为合伙人,劝我可以松快松快,把事情交给底下人做就行。
但我总是放心不下,多年来还是待在CEO的办公室,从三层小楼到几十层的高楼大厦,我常常望着脚底的车水马龙,回想当年是怎样一步步从人群中走到这里。
然而真正让我直面过去的,还得是某天秘书的一句您家人来了。
大伯千里迢迢带着堂弟来到我公司楼下,当我们见面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他变矮了很多,生了不少白发,身旁的堂弟则连头都没抬,鼓捣着手里的电子游戏。
大伯的眼神不再像以往那样凶狠了,看人畏畏缩缩,像当年对砖厂厂长那样,对我弯下了腰,他希望我给堂弟在公司里找个差事。
他一边断断续续说着我们的往事,一边又说我总不能不管亲人的死活吧,我安静听他说完,然后问了秘书一句,现在企业引进人才有什么要求吗,秘书说本科学历,择优录取。
我又看向堂弟,问:“他呢?”大伯开始驴唇不对马嘴的转移话题,秘书来之前就问过了,替他回答——中专。
我说那真的很遗憾,再见,大伯突然情绪很激动想上前抓住我,可被保安拦住了,我说:“如果他闹事就移交公安。”
他听见我说的这句话之后,在后面对我破口大骂:“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不知恩图报。”
我转身回了他一句,我不计较以前的事,已经算是对你的仁慈了,今后桥归桥路归路,各走各的吧,而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大伯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