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17日至18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由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而来，自商周时期兴起，春秋时期发展，在宋朝时兴盛到顶峰。在海上丝绸之路大兴后，中国给外国带去了丝绸与瓷器，而域外则“反哺”了中华大地几种重要的农作物，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就是“占城稻”。

甘山庐阜郁长望，林隙依稀漏日光。

吴国晚蚕初断叶，占城早稻欲移秧。

迢迢涧水随人急，冉冉岩花扑马香。

望眼尽穷飞鸟远，白云深处是吾乡。

——苏轼《歇白塔铺》

古国占城

历史上的越南中南部，曾有一个如今已经不复存在的古国，名为占婆补罗（Campapura）。其中的“补罗”是梵文“城邑”的意思，因此在中国和越南史籍上，亦称之为“占城”。占城是中南半岛上一个历史悠久的小国，早在公元2世纪就已建国。占城的领土范围在最大时从现今越南北部的横山山岳沿着中部海岸延伸到南部的藩切与柬埔寨（扶南/真腊/高棉）接壤，相距近1000公里。与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不同，早期占城曾受到印度文化的强烈影响，甚至被西方学者称为古代“印度教化王国”。印度文化对占城的宗教、风俗、文字、思想、政治、法律等方面都有深刻影响。占城国内有着界限分明的等级制度，类似于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分为四个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前两个为特权统治阶级，王权占据上风，国王有生杀任免大权。

占城位置图

经济上，由于占城的领土狭促，缺乏像南北两个邻居那样大规模发展农业的条件和充足的粮食保障，《明史》称之为“国无二麦，力穑者少，故收获薄”。其统治者难以依靠充足的剩余农产品来支持其政治抱负。这也就迫使占城人去开发他们的丰富矿藏、森林资源并加强沿海贸易及从事其他海上活动（包括捕鱼和海盗……）来保证其经济收入。它有着广阔的海岸线和重要的地理位置，处于当时东西方海上交通的要道上。樟脑、檀香木、糖、铅和锡等土产成为占城的主要出口商品。

当时的占城不但海上贸易很活跃，而且也是中国与阿拉伯、印度等国商品交换的中转站。佛逝（现在越南中南部的平定）的港口尸利皮奈（今之归仁港），曾经是占婆的重要商港，亦是外国商舶会聚之处。伴随阿拉伯商人的东来，公元7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开始传入占城地区，到9世纪末，有许多阿拉伯人在占城定居。占城南部的宾瞳龙己存在一个穆斯林商人的聚居区。因此《新五代史》和《宋史》均记载占城的“风俗衣服与大食国相类”。

在原占城首都因陀罗补罗的佛寺遗址发现的雕像，约雕刻于9世纪末期

郑和出航的第一中转站

唐宋以后，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兴盛时期。宋代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取得巨大进步。东南沿海主要海港都有发达的造船业，造船产量十分可观，尤其福建，“海舟以福建为上”。宋船种类多、载量大。“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者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五千料约合三百吨。中国海船有大、多道水密隔舱、平衡舵等设备，载重大，速度快，船板厚，船身稳，能调节航向，抗沉性能强，并使用了铁锚。而同时期大食、日本等国船在性能、载量及安全系数上落后甚远。在航海技术上，宋代的主要成就有三项：“一是对海洋潮汐的研究；二是航海图的绘制；三是指南针用于航海”。航海更为安全、准确、迅速。因而很多外国商人、使节都愿搭乘中国商船。这些都为海商大规模远洋贸易提供了前提和保障，大大促成了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

占城政府对宋朝商人前往当地贸易也极为重视，对于中国商船，只征收20%的进口税。在此同时，占城商人也循着相反的方向前来宋朝的海港贸易，一如宋代士人王禹偁所说：“占城、大食之民，岁航海而来贾于中国者多矣。”久而久之，占城客商在中国落地生根，繁衍生息。今天的海南岛上生活着一支回族，与其他回族一般使用当地的汉话不同，海南岛的回族使用一种与岛上汉、黎、苗各族语言迥然不同的“回辉话”。这种独特的语言属于南岛语系，其数字从一到十的说法竟与相距遥远的马来语相近，而它最近的亲戚就是今天仍然存在于越南中部的占语（Cham）。这从语言学上证明，海南岛上的回族正是10个世纪之前从海路而来定居于海南岛上的占城商人的后裔。

美山圣地建筑遗址

到了明代前期，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全盛时期。占城国乃郑和的庞大船队出航后首先访问的国家。《明史》记载，郑和的第一次出航为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船队从太仓刘家港（今浏河入长江处）启航，出长江口驶入东海，向南至福建长乐港停泊，以待风汛，然后由五虎门（今闽江口）扬帆穿越台湾海峡，破浪前进，进入南海，经过十来个昼夜的航行，便到达占城国的新州港（即今越南中南部的归仁）停泊。这里便是郑和出航的第一中转站。此后郑和船队的历次航行，在进入南洋之前，都无一例外地首先在占城国停留。占城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及欧洲海上交通的重要中继站。这是因为占城是一个重要的淡水供应地，一如越南人黎崱所撰《安南志略》所说：“占城国，立国于海滨。中国商舟泛海往来外藩者，皆聚于此，以积新水，为南方第一码头。”

在前后长达二十多年的七下西洋中，郑和船队曾在占城设立大本营，以制定并实施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与经济计划，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海上贸易的发展，并有助于东南亚地区的稳定与繁荣。

政府积极引进推广占城稻

早在汉代张骞通西域后，一大批此前中原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异草奇木、珍禽异兽、奇货宝物沿着丝绸之路输入汉土。今天，尚能从胡桃、胡麻的“胡”字上寻觅到其域外出身；而葡萄、石榴、祖母绿（一种宝石）等，从名字看已然完全本土化，以至于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也误解“葡萄”为“人饣甫之则陶”，一点都不知道它是外来词。

而在海上丝绸之路大兴后，中国给外国带去了丝绸与瓷器，而域外则“反哺”了中华大地几种重要的农作物，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就是“占城稻”。

占城的农业虽然受地理条件限制并不发达，但占城人耕种的稻米（称为“占城稻”）却很有特点，据《宋史·食货志》记载：“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大约在唐末宋初，“占城稻”便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被引入了福建种植，随后这种农作物甚至得到了宋朝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大中祥符四年（1011）宋真宗“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后又种于玉宸殿”。

宋真宗赵恒，宋朝第三位皇帝，宋太宗第三子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具有重农传统，但由皇帝亲自引进和推广一个具体的品种，实是历史上空前的。因此，占城稻的引进是中国水稻生产上的一件大事，对中国的水稻生产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皇帝的亲自推广下，占城稻的种植从最初的福建，推广至江淮、两浙地区，再逐渐传播到北方、岭南、湖南等地区，并且在各地又衍生出一些新品种，最后逐渐融入整个中国水稻品种系统中并发挥重要作用。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占城稻引入对中国农业的意义可谓深远：首先，中国原有的粳稻“非膏腴之田不可种”，需要良好的水肥条件；而占城稻则“不问肥瘠皆可种”。由于占城稻适应性强、耐旱，对于南方广大的丘陵地区和北方旱地有着极强的针对性，这些优点使过去“稍旱即水田不登”的稻田，可获得合理的收成。这样便大大提高了粮食可耕作面积和产量，使得南方许多地区农业得到很大开发，许多丘陵、山坡成为良田，一些农业欠发达地区比如“地多丘陵”的江西摇身一变成了粮仓，同时随着产量的提高，农民手中的余粮也有所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其次，占城稻在引入中国后被广泛种植，劳动人民在生产过程中又培育出大量新品种，大大丰富了古代的水稻品种，对后世也影响深远。最后，作为早稻品种，使其能够有效地躲避秋旱，占城稻的推广，还推动了耕作制度的进步。由于占城稻生产周期短，快者只需60天，这就使得一年二熟成为可能。占城稻在南方一年二熟制的形成过程中可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描绘宋代农民收割稻谷，政府官员在旁指导的绘画

改变舌尖上的中国

1433年，在进行了末次远航之后，郑和下西洋戛然而止，明代中国实行海禁政策，对外部世界关上了大门，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由盛转衰。或许只是巧合，作为郑和下西洋第一站的占城的国运也在同一时期急转直下。1470年，越南后黎朝（1428-1789）皇帝黎圣宗以占城“不修职贡”为借口，征集国内15岁以上男子，纠合26万大军御驾亲征。越军攻破占城首都，生擒并虐杀占城国王茶全，将侵占的土地改为广南道（顺化和岘港即在此时并入越南版图）。占城的残余势力作为越南的附庸苟延残喘了两百多年，至1693年，占城的历史终于以被北方强邻彻底鲸吞告终，或者用越南当代历史学家的话说“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而被吸收进一个更富有进取能力的邻近民族中去了”。

在占城步入衰亡时，海上丝绸之路却以另一种方式得到了新生。“大航海时代”之后的东方，出现了一条新的航路，美洲—马尼拉—中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贸易网络，将整个世界连接在了一起。

隆庆元年（1567），明朝当局正式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此时中国对西班牙殖民地帝国的贸易关系，简而言之，就是丝绸流向菲律宾和美洲，白银流向中国的关系——此时的西方殖民者还没有“聪明”到用一种毒品（鸦片）来平衡贸易，更没有强大到可以用武力打开中华帝国的大门。这一贸易航线前后维持长达两个半世纪，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丝绸之路”。顺着这条新的海上丝绸之路，美洲大陆的很多作物也先后传入中国，对促进中国农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由美洲传入我国的农作物中，影响最大的是甘薯、马铃薯等粮食作物。

明 仇英《南都繁会图》，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593年，闽商陈振龙将已经从美洲传到吕宋岛的甘薯带回福州引种，被称赞为“嘉植传南亩，垂闽第一功”。甘薯的单产特别高，适应性很强，又“不与五谷争地”，于是得到迅速传播。1765年朝鲜从中国引进甘薯时即有诗云：“万历番茹始入闽，如今天下少饥人。”比甘薯晚些时候，马铃薯也循着海上丝绸之路登陆中国。此时的甘薯在新的外来户面前俨然已成本土之物。在长江三角洲的启东海门一带，人们习惯把先来的甘薯称为“番芋”（“番”即外来之意），而后到的马铃薯，则要再加一个前缀，称之为“洋番芋”。不过，马铃薯在平原得到大规模推广，成为重要粮食作物还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此前往往只作为蔬类食用。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缓解了人口增长对粮食需求的压力，使得中国人口从明末的1亿左右稳步增加到1850年的4.3亿。

由美洲传入中国的作物，除了粮食作物外，还有作为嗜好品的烟草和品种繁多的果蔬，如西红柿、南瓜、菜豆、木薯、可可、菠萝等。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辣椒。辣椒原产于秘鲁，于明末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并迅速风靡中国，竟有一半人口被它所“征服”。一生嗜辣的毛泽东讲过：“辣椒领导过一次蔬菜造反”，道明了辣椒在中国饮食文化中的特殊作用，也深刻指出了海上丝绸之路对舌尖上的中国做出的重要贡献。

不仅是饮食方面的交流，海上丝绸之路自秦汉时期开通以来，一直是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海上丝绸之路带动的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推动了世界的进步和发展。2023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他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中指出：“古丝绸之路之所以名垂青史，靠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本文作者郭晔旻，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6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