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的广西山野间，24岁的韦绍兰背着幼小的女儿上山砍柴，突如其来的日军让她的人生从此跌入深渊。被掳走的三个月，是她不愿回首的地狱，而逃离魔窟后，却发现自己怀上了日军的孩子。痛苦、羞辱、绝望笼罩着她，韦绍兰甚至几度寻死。

但她的婆婆却说了一句：“留下吧，当个寄托。” 这一句话，将韦绍兰从悬崖边拉了回来，也将她的余生系在了“寄托”之上。她忍辱负重，养育那个被世人戳脊梁骨的孩子——罗善学。然而，一生的挣扎与泪水，终究没能等来日本政府的一句道歉。

1944年冬天，广西荔浦县的新坪镇笼罩在战火的阴影之下，侵华日军的铁蹄肆意践踏着这片土地，烧杀抢掠随处可见。那一年，24岁的韦绍兰正在为家庭奔波劳作。作为家中的主力，她肩负着生活的重担，早早就上山砍柴，背上还绑着年幼的女儿。

对于村子里的百姓来说，日军的到来是个噩梦，人们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稍有不慎便会被卷入无妄之灾。那天，韦绍兰与往常一样，早早地出门上山砍柴，山路崎岖，她小心翼翼地护着背上的女儿。

寒风夹杂着树叶的沙沙声，四周静得有些异样。就在她低头砍下一根柴火时，远处忽然传来嘈杂的脚步声，接着是刺耳的日军喊叫声。韦绍兰抬头，眼前的一幕让她顿时愣住了——数名持枪的日军正向她们这边逼近。

她本能地想转身逃跑，但脚步还没迈开，肩膀上的一把刺刀便将她逼停，紧接着，背上女儿的背带被日军狠狠扯断，孩子“扑通”一声摔在地上，哭声响彻整个山林。日军没有理会孩子的哭喊，粗暴地拖着韦绍兰向山下走去。

她试图挣扎，向日军哀求，但换来的只是更加严厉的推搡和威吓。韦绍兰的哭声、孩子的啼哭声、日军的呵斥声混在一起，仿佛一根尖锐的针，刺痛了那片沉寂的山林。最终，韦绍兰被带到马岭镇一座驻扎着日军的院落里，这座院落就是臭名昭著的“慰安所”。

被关进“慰安所”的第一天，韦绍兰被丢进了一间阴暗的屋子，周围潮湿、肮脏，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异味。她瘫坐在地上，背上的女儿因恐惧而停止了哭泣，蜷缩在母亲怀里。日军的铁门外，不时传来重重的脚步声，韦绍兰知道，从这一刻起，她无法逃脱了。

白天，她被强迫洗衣、清扫；夜晚，那扇门准时被打开，一名又一名日军进进出出，他们以非人的手段蹂躏着她。每一次反抗，都会换来女儿被粗暴拎起的威胁。日军用孩子来折磨她的意志，逼迫她屈从。

那段时间里，她几乎忘了时间的流逝，只记得那些永不停歇的脚步声和女儿惊恐的眼神。在“慰安所”里，韦绍兰身边也关押着其他被掳来的女性，她们有的已经麻木，有的仍在挣扎，但她们的命运都一样，被日军肆意折磨。

日复一日，这里仿佛是一个活着的坟墓，将她们的尊严与希望一点点剥夺。终于有一天，日军营地里传来一阵骚动，似乎是上级下达了新的调遣命令，日军士兵们开始外出巡查，院子里少了几分严密的看守。韦绍兰心里猛然燃起一丝求生的希望。

趁着白天日军让她到井边洗衣的机会，她抱起熟睡的女儿，一步步挪向院墙的角落。她尽量不发出声响，心跳声在耳边回荡，仿佛稍一喘息就会被日军察觉。她翻过墙头，摔在地上，但来不及顾及身上的伤痛，她连滚带爬地抱着女儿拼命向前跑。

逃回家的韦绍兰，本以为可以迎来片刻的安宁，然而等待她的却是沉重的打击。原本就已经因被日军掳走而备受议论，她年幼的女儿不久后因病离世，这让她的生活变得更加灰暗。一次次的痛苦将她压垮，直到她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将她推向绝望的边缘。

这个孩子的存在，让韦绍兰备受煎熬。她回忆起那三个月的非人经历：昏暗的屋子、日军的残暴、女儿被拿来威胁的无助……每一个细节都像一把钝刀，反复切割她的内心。如今，那段经历竟然有了无法抹去的痕迹。无法接受的韦绍兰，开始寻死。

她找到一瓶农药，一口喝下，想要结束这屈辱的一切。然而命运似乎并不愿意让她如此轻易离去，她活了下来。家人们察觉到韦绍兰的异常，开始日夜守着她，不让她有机会再次轻生。娘家人轮流劝说，婆家的人也试图平息她的情绪。

但这些做法并未抚平她内心的伤痛，她每天以泪洗面，甚至不愿开口说话。在那个年代，一个女人的名节至关重要，村子里的闲言碎语像刀子一样割着她的尊严。有些人对她指指点点，有些人甚至当着她的面投去鄙夷的目光，而她却无力反驳。

就在韦绍兰即将彻底崩溃时，婆婆的一句话改变了一切。这位历经风霜的老人，在看到儿媳每日颓废的模样后，默默走到她的身边。婆婆的劝说并没有声嘶力竭，而是带着一种历尽沧桑后的沉重，缓缓道出：“留下吧，当个寄托。”

这句话将所有复杂的情感一并道破。对于婆婆来说，韦绍兰曾失去过一个孩子，眼下这个腹中的胎儿，或许能够成为她活下去的支撑。那时的农村生活艰苦，女性的地位更是微乎其微，而家中是否有后代，更是决定了晚年的命运。婆婆深知，韦绍兰若真的走了，这个家就彻底散了。

在婆婆的劝说下，韦绍兰开始重新审视腹中的孩子。她的生活充满苦难，而这个孩子的到来虽然屈辱，却也代表着一丝生命的延续。就这样，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韦绍兰选择了留下这个孩子——她把这个新生命视作一种生存的理由。

几个月后，韦绍兰在家中简陋的土房里生下了孩子，给他取名为罗善学。取这个名字时，韦绍兰心中没有欢喜，更多的是一种无言的坚持。这个孩子的到来，并未让家里的氛围有所缓和。丈夫始终冷眼相待，对这个孩子更是表现出明显的排斥。

村里的人得知消息后，背地里的议论愈发激烈，有人甚至当面羞辱她。

罗善学的出生，并未给韦绍兰的生活带来丝毫安宁。这个孩子的身份早已在村里传开，流言蜚语如同无形的刀锋，刺向母子二人。村里的闲言碎语不断，罗善学从小就被贴上了“日本人的孩子”这个无法抹去的标签，他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苦涩。

在那个年代，身份、名声是人们心中不可触碰的禁忌。罗善学的模样带着几分异于常人的特征，这让村里的孩子们视他为“异类”。年幼的罗善学尚且不懂何为羞辱，但那些刺耳的称呼和刻意的疏远，早已将他推到了孤立的边缘。

村里的孩子不愿意与他玩耍，甚至常常跟在他身后喊着难听的外号。他跑过田埂和村头巷尾，耳边的嘲笑声却从未间断，身后总有人喊着：“日本人的崽子！”学校是他接触外界的唯一途径，但那里的环境也没有让他得到一丝喘息。

同学们对他充满了偏见，座位旁边时常被刻意空出来，有些人甚至当众嘲讽他的出生。一开始，罗善学还会反抗，试图用拳头去还击那些欺负他的人，但每次换来的都是更加激烈的冲突。回家后，韦绍兰看着儿子身上新添的淤青，只能默默收拾起他的衣物，不发一言。

小学五年级时，罗善学终于忍受不了学校里的冷眼和排挤，执意辍学回家。他的父亲对这个儿子从未表现出任何怜惜，更不在意他的去留。在这个家里，罗善学的存在更像是一个隐形人，他的父亲视他为耻辱，兄弟姐妹也对他表现出明显的嫌弃。

尤其是他的弟弟，年纪稍长后，开始对他充满敌意。这个弟弟无法接受自己的家中竟有这样一个“日本人的后代”，时常用恶语攻击罗善学，甚至扬言要动手。到了适婚的年纪，罗善学的婚事成了韦绍兰的一块心病。她托人四处给儿子说媒，但每当提到罗善学的身世，对方便断然拒绝。

有些人甚至直言：“宁可孤独终老，也不嫁给这样的‘日本崽子’。” 六次提亲，六次被拒，罗善学的婚姻大事始终没有着落。他自己也渐渐明白，自己这一生或许注定只能与母亲相依为命。

韦绍兰在沉默中熬过了数十年，直到晚年，她的故事才被世人所知。2007年，在志愿者和研究人员的帮助下，韦绍兰的遭遇被正式公开，她成为中国“慰安妇”受害者中少有的勇敢站出来发声的人之一。这一年的公开，打开了她被尘封已久的过去，也让她的生活再次走进人们的视线。

2012年，年轻导演郭柯偶然听闻韦绍兰的故事，被她的坚韧所打动。那时的韦绍兰，早已满头白发，脸上的皱纹刻画着岁月的风霜，眼神却依然透着一股坚毅的光芒。郭柯决定用镜头记录下她的经历，拍摄纪录片《三十二》。

影片的名字象征着当时被登记在册的幸存“慰安妇”人数，而韦绍兰，正是其中一员。拍摄过程中，郭柯团队带着摄像机来到韦绍兰位于广西荔浦的家中。这是一栋老旧的房屋，布置简陋，房梁上还挂着褪了色的红布，庭院的角落里杂草丛生。

韦绍兰坐在堂屋的木凳上，面对镜头，讲述起那段深埋在心底的过去。她的语气平静，没有控诉，没有眼泪，仿佛在陈述别人的故事。然而，每一个字背后，都承载着难以言说的伤痛。她说起当年在“慰安所”里的非人经历，说起女儿的离世，说起她如何在家人的劝说下生下罗善学。

她甚至轻轻哼起了小时候的歌谣，那歌声穿透岁月的尘埃，仿佛回到了她未被苦难侵袭之前的年纪。这一刻，镜头之外的工作人员无不动容，而韦绍兰的表情依旧平静，如同经历风暴后归于宁静的大海。

2014年，纪录片《三十二》正式上映，韦绍兰的故事第一次被大规模展现在公众面前。影片没有煽情的音乐，没有华丽的画面，仅仅是韦绍兰与镜头的对话，却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

很多人说，看完影片后，他们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慰安妇”受害者的苦难，也第一次明白这段历史背后真实的重量。

随着《三十二》的上映，韦绍兰的故事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016年，郭柯再次拍摄纪录片《二十二》，这一次，幸存的“慰安妇”受害者人数已从“三十二”降至二十二人。韦绍兰再度成为影片的拍摄对象，镜头记录下她与儿子罗善学的日常生活。

影片中，韦绍兰依然保持着平静的神情，她与罗善学相依为命的画面让观众感受到生活的艰辛，也让人看到她面对苦难时的坚韧与勇敢。晚年的韦绍兰，并未选择沉默。2010年12月，她与儿子罗善学受邀前往日本，参加在东京举行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十周年纪念活动。

这场活动，是民间组织为“慰安妇”受害者们讨回公道的重要一步。韦绍兰站在台上，用颤抖的手拿起麦克风，向在场的人讲述她的遭遇。这是她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也是她第一次将自己的伤痛，面对加害者所在的国家亲口讲述。

活动期间，韦绍兰还参加了日本国会的听证会，她与其他“慰安妇”受害者代表一起，向日本政府递交了“要求道歉赔偿的请愿书”。这份请愿书，承载着她们几十年来未曾被平反的冤屈，也表达了她们对正义的坚持。

然而，这次行动并未换来日本政府的道歉，韦绍兰回国时，脸上依然挂着那份平静，但她的眼神中多了一份无声的坚持。

2019年5月5日，韦绍兰走完了她漫长而坎坷的一生，最终在广西荔浦家中安然离世，享年99岁。她的生命虽已谢幕，但她未曾实现的心愿，仍如沉重的石头一般，压在人们心头。这份未竟的心愿，是她一生为之坚持的东西：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侵华战争的罪行，并向所有受害者道歉赔偿。

晚年的韦绍兰，身体状况日渐衰弱，生活中频繁与病痛作伴。2018年，她还接受了一次阑尾手术，虽然情况一度危急，但她仍然坚强地挺了过来。家人们都说，老人是个“硬朗的人”，这一辈子的苦难，她都扛过来了。

可即便如此，时间还是无情地让她逐渐虚弱。2019年，老人不慎摔了一跤，卧床多日，再也没能站起来。离世前的十几天，韦绍兰一直处于昏迷之中，神志也变得模糊。5月5日下午1点20分，她安静地闭上了眼睛，告别了这个曾让她经历无数苦痛的世界。

她走后，人们再次想起了她晚年多次奔走呼吁的画面。2010年12月，年近九十的韦绍兰与儿子罗善学一起，作为中国“慰安妇”受害者代表，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出席“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十周年纪念活动。活动现场，韦绍兰坐在会场前排，安静地看着台上的演讲者。

她没有过多表情，但眼神中透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沉稳，仿佛在等待一个迟到了几十年的结果。活动期间，韦绍兰与其他受害者一起，参加了在日本国会会馆举行的听证会。她的名字，连同其他中国受害者的经历，被一一念出。

她们用颤抖的声音讲述着当年的苦痛，控诉日军的罪行，并当面向日本政府递交了“要求道歉和赔偿的请愿书”。这是她一生中少有的公开场合，也是她为自己、为那些与她有着相似遭遇的受害者们，所做出的勇敢之举。

韦绍兰没有等到她渴望的那份道歉，但她的一生，已将这段沉痛的历史深深烙印在了人们的记忆里。历史不会因时间流逝而被抹去，韦绍兰用自己的勇敢与坚韧，提醒世人铭记过去，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二战期间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韦绍兰之子罗善学离世．澎湃新闻．2023-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