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深秋，边区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在清点仓库存粮时，震惊地发现，去年入秋时还满满当当的粮仓，如今只剩下了不到三成。此时，陕甘宁边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封锁，除了几个产粮大县外，大多数地区都是贫瘠的黄土高原，年产量最高的小米也只有300余万石。
1942年初，边区各机关单位的伙食供应开始出现混乱现象。有的单位粮食充足，餐桌上甚至经常能见到白面馒头；而有的单位却连续几天只能喝稀粥。这种失衡的状况引起了边区领导的高度重视。
1942年7月28日，西北局的几位领导走访了多个机关单位的食堂。他们发现，有的单位因为经费紧张，连最基本的蔬菜供应都无法保证；而有些单位则因为没有统一标准，造成了粮食和物资的浪费。就在第二天，西北局党委会议正式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供给制度。与会者们经过激烈讨论，最终形成了按大、中、小灶来划分伙食标准的方案。
大灶是最基础的供给标准，主要面向基层干部和普通工作人员。在延安市委机关的食堂里，每到饭点就会排起长队。一位老大爷每天掌勺，专门负责大灶的伙食。按照规定，大灶每月能够供应8次肉食，每次4两。在当时的物价水平下，这样的标准已属不易。除此之外，每月还有4次白面馒头，平常则以玉米面、高粱面为主。菜品虽然简单，但要求每天的菜中必须加入4钱或5钱的油。
中灶的标准要高于大灶。在延安中央医院，一位姓张的医生每天都能吃到3两肉食。但即便如此，由于当地物产的限制，日常餐桌上最常见的还是各种时令蔬菜，如夏秋两季时，萝卜、白菜、茄子、洋芋是最常见的菜品。要享受中灶待遇，必须是机关里股长以上及相当责任者、教师医生技工等技术类工作人员，或者具有七年以上党龄的同志。
小灶是三种供给标准中最高的一档。在延安中央大礼堂的一份菜单上记载，小灶的用餐者每天的主食由小米和白面各占一半。在物资相对充裕的时候，还会供应“二米饭”——由大米和小米混合蒸制而成。这在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可以说是相当奢侈的。小灶的要求更为严格，必须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或有十年以上党龄者才有资格。
1942年8月15日，一场别开生面的伙食管理培训会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来自各机关单位的炊事员和伙食管理人员济济一堂，认真记录着新的管理制度细则。边区政府制定了严格的采购程序，每个机关单位都设立了专门的采购员，他们必须持有盖有公章的采购证，这种采购证每月更换一次。食材的储存也有详细规定，1943年秋天，边区政府专门下发了《粮食储存管理办法》。根据这份文件，每个机关单位都要建立粮仓，粮食入库必须经过晾晒，仓库地面要垫高防潮，还要定期进行防虫害处理。
在日常管理中，各单位还建立了轮值制度，每个灶别都安排了专人负责，从采购、储存到烹饪都有明确分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各单位还设立了伙食监督小组，成员由工作人员轮流担任。为了保证食材质量，边区政府还在各大集市设立了专门的检查站。在经费管理方面，边区政府采取了“包干制”。每个月月初，各单位按照人员编制和灶别标准领取固定数额的伙食经费。
1944年春，由于肉价上涨，猪肉涨到每斤5角，羊肉也达到每斤3角5分，各级灶别的肉食供应都不得不做出相应调整。但即便如此，基本的供应标准仍然得到了保证。这种灵活而务实的做法，确保了供给制度在艰难时期依然能够持续运行。
对于特殊人员，边区政府也有相应的照顾政策。医院病员、休养所休养员，照小灶待遇，其中由机关送病员由各机关自带伙食，政府则另补助肉2斤、油9两、炭25斤，无机关、学校的由政府照小灶标准发给，但医院、休养所工作人员，仍照一般机关规定。儿童奶费一个月至十二个月，每月肉6斤，政府发给。十二个月以上儿童，另发粮食，照粮食局规定。
保育院及托儿所儿童照小灶待遇，由政府发给，工作人员照政府标准。干部子弟学校及保育小学生照政府发给标准，另加肉1斤，菜自给，其余政府发给，工作人员照机关标准由政府发给。产妇生产费肉8斤，产前产后按小灶发两个月，政府发给。
毛泽东虽然按级别可以享受较好的待遇，但他始终坚持与普通战士和群众同甘共苦。在延安时期，他的饭菜常常十分简单，以小米、馒头等为主食，菜则是一盘辣椒、一盘青菜，偶尔有警卫员弄来一点肉。有客人来访时，也只是加一份贺子珍用野果自制的甜食。他严格遵守伙食标准，即使面临超支的情况，也要求炊事员精打细算，从下个月的伙食费中扣回超支的部分。
艾青作为知名文化人，经周恩来介绍从重庆到延安后，享受中灶待遇。但他的妻子和孩子却只能吃大灶。艾青的中灶标准包括每个月3斤肉、一半细粮一半粗粮以及每天1斤粮食、1斤蔬菜的配给。夫妻之间执行严格的分灶制度，中灶的饭菜不能给家人吃。这体现了当时革命队伍中严格的纪律和制度。
延安时期的分灶吃饭制度，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战时供给制度。它在保障革命队伍基本生活需求、合理分配有限物资、提高工作效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这一制度也体现了边区政府对不同层次人员的关怀和照顾，以及在艰苦环境中对革命同志的尊重和激励。它不仅是一种物质生活的分配方式，更是一种凝聚人心、团结力量的精神纽带，为延安时期的革命事业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一段独特而又令人难忘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