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洛阳城中流传着曹操临终遗命"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的遗嘱。这位集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于一身的枭雄，至死坚持着"汉征西将军"的身份认同。
然而历史对他的评价却如同他墓中七十二疑冢般扑朔迷离——西晋史官誉其为"超世之杰"，南宋儒生斥之为"汉室巨奸"，明清百姓更将其钉在戏曲舞台的白脸奸臣席上。
曹魏黄初年间，洛阳太学立起《受禅表》碑，将曹操塑造成"拯民水火"的救世主。王沈在《魏书》中首创"五德说"：赞其破黄巾、迎献帝、灭袁绍、平乌桓、行屯田五大功业。这种官方叙事在《三国志》中达到顶峰，陈寿以"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定调，却暗藏玄机——书中详载曹操屠徐州、杀孔融等暴行，为后世批评埋下伏笔。
隋唐混一南北，对曹操的评价呈现奇特分裂。唐太宗在《祭魏太祖文》中盛赞"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却默许房玄龄在《晋书》中斥责"欺孤儿寡母夺天下"。这种矛盾在杜甫诗句中尤为明显：既写"英雄割据虽已矣"，又叹"终古垂杨有暮鸦"。
北宋元祐年间，洛阳耆英堂发生激烈争论。司马光坚持《资治通鉴》沿用曹魏纪年，却遭程颢驳斥："以篡逆为正统，何以立天地心？"这场辩论预示了曹操形象的转折——朱熹创立道统说后，将蜀汉奉为正统，曹操遂成"窃国大盗"。
民间舆论在瓦舍勾栏完成最后一击。元杂剧《关云长单刀会》中，关羽痛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创作时，采纳南宋话本"拥刘反曹"框架，将"宁教我负天下人"的奸雄形象定格。清乾隆帝甚至因地方志收录颂曹文章震怒，下旨："曹操岂得称英雄？"
20世纪初，安阳西高穴大墓出土"魏武王常所用"石牌，引发考古界震动。这位争议千年的枭雄，其真实形象始终在政治需求与民间记忆间摇摆。章太炎在《魏武帝颂》中试图还原："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道出乱世强人的不得已。
从陈寿笔下的治世能臣，到罗贯中塑造的乱世奸雄，曹操形象的嬗变实为权力话语更迭的投影。
每个时代都在重塑曹操：或为证明正统，或为警示权臣，或为教化百姓。这种持续千年的再造工程，恰印证克罗齐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