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2年7月，叶剑英在北京的京西宾馆遇到了廖汉生。叶剑英告诉他：“毛主席特意提到你出来了，让我过来看看你。”
随后，叶剑英关切地向廖汉生询问了健康情况。接着，他安排廖汉生前往解放军总医院进行全面体检和疾病治疗。
廖汉生天生是个忙碌的性子，总想尽快投入工作。在叶剑英的安排下，他担任了军事科学院的政委，与老搭档宋时轮院长一起共事。
【叶剑英：廖汉生同志，你恐怕要调一调了】
1975年春节当天，宋时轮和廖汉生一同前往叶帅家中拜访，叶帅热情地接待了两人。交谈中，叶帅对廖汉生提到：“你可能需要调整一下岗位了。”
此前，关于廖汉生工作调动的消息已经传开。在他还没来得及打听具体情况时，叶帅就直接告知：“你将被调往南京军区担任新职务。”
廖汉生对于重返军队感到十分欣慰。作为一名从战场历练出来的将领，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任职于国防部和军事科学院，内心深处始终怀念与士兵并肩作战的时光。
在这次交谈中，叶帅向廖汉生透露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廖汉生的妻子白林的五哥杨尚昆已经重获自由。不过，关于杨尚昆目前的具体去向和近况，叶帅并未详细说明，廖汉生也知趣地没有继续追问。
不久后，廖汉生的职务调整正式公布。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军事科学院原政治委员廖汉生被任命为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同时兼任军区党委书记。
2月19日，叶剑英特别会见了廖汉生，就他在南京军区的任职提出了具体建议，主要涉及“部队精简方案”和“人事安排”等方面。廖汉生对叶剑英的指导表示衷心感谢。
在廖汉生启程之际，军事科学院特意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送别会。尽管身体不适，第一政治委员粟裕大将仍坚持到场，并发表了充满激情的演讲。老领导的深情厚谊让廖汉生倍感温暖。
2月28日，廖汉生携家人抵达南京。就在他收到调动通知不久后，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和第二政治委员彭冲便通过长途电话联系北京，表达了对廖汉生来南京工作的欢迎，并期待他能迅速到岗。
廖汉生对能和丁盛共事感到十分满意，两人早就是老搭档了。1937年红军整编为八路军时，红28军和红2军团第6师合并组建了120师716团。当时宋时轮担任团长，廖汉生是副团长，丁盛则负责二营的党总支工作。从那时起，两人就开始了长期的合作。
廖汉生和彭冲的交情也很深。那时候，廖汉生是南京军事学院的院长，而彭冲则身兼南京市委书记和市长两职。由于工作关系，两人经常见面，还一起带队在体育馆参加比赛。
廖汉生上任后，很快察觉到南京军区领导班子对张春桥的态度普遍冷淡。作为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和党委第一书记，张春桥似乎并不受欢迎。廖汉生还得知，前任司令员许世友对张春桥更是毫不客气，甚至公开嘲讽他，说他“戴眼镜，夹皮包，能总结，会提高，打起仗来往后跑”。这些话直接反映了许世友对张春桥的轻视和不屑。
刚到南京时，廖汉生发现军区领导们都在自家处理公务，文件直接送到家里，秘书也常驻家中。这些领导住得很分散，遍布南京各处。上任两个月后，廖汉生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廖汉生果断下令：“所有军区领导必须到机关正常上班！”由此，集体办公制度正式实施。他率先垂范，每天8点前准时到岗，不到下班时间绝不离开。所有公务一律在办公室处理。
在完成领导干部作风整治工作后，廖汉生立即着手推进军队作风的整顿与改进。他针对部队中存在的纪律松弛、执行力不足等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强化纪律教育、规范日常管理、提升训练标准等，旨在全面提升部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廖汉生强调，作风整顿不仅是外在行为的规范，更是思想意识的转变，要求全体官兵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严格落实，确保部队始终保持优良作风和强大战斗力。
4月22日，邓小平与金日成带领的朝鲜代表团抵达南京，展开友好交流活动。代表团先后参观了玄武湖、中山陵、南京长江大桥以及南京无线电厂。
在会议休息期间，丁盛、彭冲和廖汉生前往邓小平位于中山陵9号的住所，向他简要汇报了南京军区的近期工作情况。邓小平特别强调，军队的整顿工作应当以正面教育为主。
回到军区后，廖汉生决定加强整顿工作。从8月开始，他带领副参谋长赵俊和政治部主任王展，亲自走访了多个偏远、分散的连队和哨所。
廖汉生在连队时，常领着军长、师长和团长们到基层视察。他直接问士兵们是否认识这些领导。如果士兵们表示认识，廖汉生就会给予表扬，这反映出高层领导频繁下基层，与普通官兵关系密切。然而，如果士兵们不认识这些领导，廖汉生则会立即进行严厉批评。
廖汉生指出，当前军队缺乏明确的军衔标识，所有官兵的着装统一。在实战中，高级指挥官若需亲临前线指挥，由于没有明显的军衔标志，士兵们难以辨认其身份和职务，这无疑会影响指挥效率和战场秩序。
廖汉生在听取工作汇报时明确指示，部队领导干部不得照本宣科，必须做到有问必答。通过廖汉生等人的实地考察，部队的工作作风显著提升。
8月下旬，中央军委对南京军区高层进行了人事变动。丁盛、彭冲和廖汉生保持原有职务不变，李水清则被任命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9月12日，廖汉生在安徽某部队进行工作检查时，突然接到军区党委办公室的通知，得知丁盛司令病情加重。他立即中断视察，乘车返回南京。此后，丁盛因健康原因不再参与日常工作，搬至中山陵11号休养。于是，廖汉生全面接管了军区的领导职责。
随后，廖汉生着手强化军队管理。寒冬时节，军区策划了大规模野外行军训练。在这次训练中，军区特别安排了对第60军的实战考核。作为南京军区的核心力量，第60军将在后文中有详细说明。
【廖汉生向叶剑英提议调兵，叶帅：一动就可能打草惊蛇】
1976年6月末，廖汉生频繁接到关于毛主席健康状况恶化的电报，这让他感到十分忧虑。
七月底，廖汉生因心情低落，身上长满了痱子。由于急于恢复工作，他匆忙使用了大量苦瓜叶擦拭身体，不料导致皮肤中毒，随即被送往军区总医院接受治疗。随着病情恶化，医生建议他前往上海寻求专家诊治。
8月份，廖汉生来到上海，经过专业医生的诊治，他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到了9月6日，彭冲从南京给廖汉生打了个电话，说毛主席的身体状况变得更糟了。听到这个消息后，廖汉生立刻停止了在上海的治疗，迅速赶回了南京。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当时正在军区会议室开会的廖汉生和其他与会人员得知这一消息后，都难掩悲伤，纷纷落泪。
廖汉生回忆起与毛泽东共处的时光，眼眶不禁湿润。那些珍贵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让他难以抑制内心的情感波动。每当思绪回到那个年代，他的情绪便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泪水悄然滑落。这些回忆承载着他对伟人的深切怀念，以及对那段历史的无限感慨。廖汉生与毛主席的交往，早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磨灭的印记，每当想起，心中便涌起难以言喻的感动。
1937年5月3日，廖汉生首次与毛主席会面，并现场听取了主席所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重要讲话。
1942年，廖汉生积极参与了由毛主席发起的延安整风运动。到了1946年12月，他与张宗逊共同指挥晋绥军区第一纵队，肩负起保护延安、陕甘宁边区以及党中央和毛主席安全的重任。在这一重要时刻，毛主席亲自在延安机场迎接并会见了该纵队的所有指挥官和士兵。
新中国成立后，廖汉生经常前往北京参与会议，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情况。1972年临近建军节时，由于毛泽东的指示，廖汉生才得以恢复自由。随后，在1973年12月，经毛泽东同意，廖汉生重新返回工作岗位。
9月15日，经过多日的深思熟虑，廖汉生最终决定联系军委办公厅，希望通过他们向负责军委日常事务的陈锡联传达他的请求，希望能够前往北京参加毛主席的悼念活动。
廖汉生表示：“许多前国民党军官通过起义、投降或被俘后都获得了参与的机会，我们这些长期追随毛主席的人，为何连参观的资格都没有？我一定要去！”
16日，军委办公厅通知廖汉生，中央同意他前往北京参加吊唁活动，包括瞻仰遗容和守灵。廖汉生当天便启程飞往北京，次日返回南京。
10月，廖汉生的皮肤问题已经差不多好了，他重新投入了工作。就在10月7号那天，陈锡联给他打了个电话，让他赶紧和南京军区的丁盛、江苏省委的彭冲一起，坐飞机到北京去开会。
随后，廖汉生和丁盛与总参谋部的成员共同研讨了应对策略。
廖汉生后来向叶剑英提议，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动乱，可以借助冬季部队常规的野外训练机会，将驻守在江苏的第60军和浙江的第1军向东调动。这样，一旦有紧急情况，这两支部队能迅速抵达上海应对。
第60军包括178师、179师和180师三个师。1973年12月，吴仕宏调任南京军区，不再兼任军长职务。接替他的是张明，担任军长，而魏金山则被任命为政治委员。
1976年3月，中央军委和军区下达指令，对部分部队编制进行调整。其中，第178师和第180师被重新整编为乙种师，而第179师则成为北方甲种师。与此同时，坦克第38团划归第60军管理。这些调整反映了当时军队组织结构的变化，旨在优化部队的作战能力和资源配置。
在毛泽东逝世后，60军的兵力被安排驻扎在沪宁铁路沿线。其中，第178师负责昆山到苏州的防区，第180师驻守无锡，而179师则部署在南京。整个军的指挥部设在镇江。
叶帅在听取廖汉生的意见后，明确表示目前不宜采取行动，因为过早行动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警觉。
数日后，在局势完全可控的情况下，叶帅采纳了廖汉生的提议，安排第60军和第1军分别向上海方向展开野外训练。
此刻，60军正驻扎在沪宁铁路沿线，处于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时刻准备响应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令。军、师、团各级指挥官集中办公，全天候驻守在指挥中心，部队全面执行战备部署。步兵和坦克部队加紧进行装载演练和物资准备，确保能够随时投入行动。
沪宁线上的60军堪称一股不容小觑的军事力量。这支部队与全体官兵同心协力，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一支精锐部队，60军始终坚守岗位，为维护地区稳定做出了显著贡献。无论是日常战备还是特殊任务，60军都展现出高度的专业素养和责任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军队的使命担当。在保卫国家利益、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这支部队都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充分体现了其作为一支重要军事力量的价值所在。
在局势稳定后，廖汉生愉快地回到了南京军区。1977年1月12日，他接到了军委的电话通知，要求深入总结“硬骨头六连”的先进经验，并计划在全军范围内推广学习这一典型。
第1军1师1团2营6连，在紧要关头，与60军协同行动，为随时“接管”上海做好了充分准备。
3月，聂凤智出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廖汉生担任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9月，聂凤智被任命为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杜平接任政治委员职务。同时，李水清由副司令员调任第二炮兵司令员，向守志则被调至南京军区担任副司令员。
【廖汉生不想调离南京军区，但听从命令还是去了沈阳军区】
1979年10月底，王震和杨勇前往南京军区进行工作检查，廖汉生负责接待。在交流过程中，杨勇向廖汉生透露，他可能会被调往沈阳军区任职。
得知这一消息后，廖汉生感到十分焦虑。眼看还有不到半个月，他就要迎来68岁生日。这个年纪让他不禁担忧自己的身体能否承受得住。
次日，廖汉生向上级提交了一份报告，主要内容是：如果调到沈阳工作，两年后他就70岁了。在新的单位，时间太短，可能还没熟悉同事就要退休。这种调动对工作没有好处。
提交完报告，廖汉生感觉轻松了不少。接下来，他一边等待上级的反馈，一边继续专注于手头的任务。
1980年初，廖汉生接到上级指示，被任命为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命令一经下达，就没有回旋余地了。
1975年2月底至1980年1月下旬，廖汉生在南京军区任职，差一个月就满五年。1月底，他离开南京前往北京。到京后，他与众多老战友进行了会面。
1月31日，廖汉生到达沈阳。当时担任沈阳军区司令的李德生，带着军区其他领导在站台迎接他，这让廖汉生心里暖洋洋的。
廖汉生上任后，迅速掌握了沈阳军区的具体情况。该军区管辖范围广泛，包括6个野战军、3个省军区、2个守备区、1个警备区和1个要塞区。此外，军区还负责代管海军、空军及总部所属的部队和院校。整体兵力规模庞大，总人数达到83万，使其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军区。
廖汉生在首次公开演讲中提到了历史典故，他回忆说：“我们现在的军队规模，比起曹操当年号称的80万大军还要多出3万。”这句话意在强调当前军力的强盛，通过历史对比来展现实力。
1981年末，廖汉生趁去北京参加会议的时机，向叶剑英汇报了关于领导班子和领导作风整顿的进展。叶剑英听完后表示赞同，并强调：“不错！就应该这样进行整顿！”
1982年5月，张震前往沈阳军区进行视察。在此期间，廖汉生托付张震，希望他在返回北京后能向中央军委传达自己打算退休的意愿。
随后，中央军委批准了廖汉生的退休申请。与此同时，李德生继续担任司令员一职，他比廖汉生年轻五岁。新任政治委员由刘振华接任，刘振华比廖汉生年轻十岁。
卸任后，廖汉生依然保持活跃。他频繁进行实地调研，撰写文章和报告，并向提出建议。
2006年10月5日，廖汉生在北京去世，终年9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