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秋的9月，驻守江苏泰兴的日军部队被黄桥方向的隆隆炮声惊动。
当日军部队急行军至黄桥附近5公里时，他们停止了继续前进，因为他们发现“一出好戏”，中国的两支抗日军队正在进行激烈摩擦战。
参战双方分别是分别隶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新四军和国民党部队的韩德勤部。
黄桥战役虽然让新四军大获全胜，但是也进一步刺激了国民党顽固派，这也就为后面国民党发动更大规模的皖南事变埋下了引子。
国民党发动的皖南事变被周公称为“千古奇冤”，新四军在这场冲突中元气大伤。
其实在皖南事变之前，我党高层就意识到国民党军可能对新四军采取更大规模军事行动，所以就提前安排了一部分非战斗人员撤离皖南。
这三人中就包括当时新四军中的三名重要非战斗人员，即薛暮桥、汤光恢、宋裕三位高级军官，那么他们在皖南事变后的结局又是如何呢？
经济大师薛暮桥
1904年，江苏省无锡县的一个普通农村里诞生了一名男婴，这个男婴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经济学家——薛暮桥。
薛暮桥的少年求学经历十分曲折，读过私塾、小学和师范学校。
就在读初二的薛暮桥努力读书时，家中噩耗传来，父亲薛魁标因欠债无力偿还，悬梁自尽。
父亲可是家里的顶梁柱，如今父亲故去，家里的经济来源一下子便断了。
这对于年仅15岁的少年来说无异于晴空霹雳，家中变故使得他不得不中断自己的师范学校学业而另寻出路。
万幸的是，当时的沪杭甬铁路招收练习生，薛暮桥用伪造出的“薛雨霖”的证件去报考，幸运的是他的这一举动并未被识破，他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并开启了自己的下一段学习生涯。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薛暮桥正式在铁路上岗，在沪杭甬铁路新龙华火车站任站长助理、替班班长。
到了1924年，薛暮桥就已成为当时沪杭铁路各个车站中最年轻的站长，这年他刚满20岁。
薛暮桥在铁路工作期间，无数次见到各路军阀的为非作歹，这让他想要将旧世界的混乱秩序打破。
在担任站长期间，薛暮桥看到了太多铁路职工艰辛的生活和悲惨的命运，这些都促使他决定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铁路工人运动中去。
在经过一系列来自党组织的考验之后，薛暮桥终于在1927年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入党的同年，薛暮桥因领导并参加铁路工人运动被捕入狱，在监狱里，薛暮桥发奋读书，尤其醉心于苏联和西方的经济学著作，在自己脑海里形成了初步的经济学框架，这也为他以后成长为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大师奠定了基础。
在重获自由后，薛暮桥遇到了改变了自己一生的老师——陈翰笙。
和其他的学者相比，陈翰笙更重视基于实地调查产生的数据和结果，而对引经据典、套用理论等行为颇为不齿，这也对薛暮桥日后的基于调查再做结论的工作方式、方法产生巨大影响。
1938年10月，正是日本侵略者大肆侵略我国的时刻，薛暮毅然决然地放弃原有工作，投笔从戎，加入到由我党领导的新四军中。
根据薛暮桥的自身特长以及所学，在党组织的决定下，薛暮桥被安排到新四军教导总队负责军队教育工作。
通过长时间的军队教育工作，他积累了丰富的教学、宣传经验，接触了大量的干部、学员。
在新四军教导总队工作期间，由他讲授的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问题两门课程深受好评，他也逐渐在军队教育工作中成长起来，逐渐成为教育工作和理论宣传的一名干将。
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原有的新四军面临重建，薛暮桥接受组织的安排，奉命来到当时的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当地的经济工作以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难题。
刚来到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薛暮桥就发现，由于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所处的特殊地域，敌我的势力交错，使得经济状况十分复杂。
但是归结起来，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三个，分别是减租减息、征粮、货币战。
薛暮桥在充分发挥实践的主要作用，在调查、总结的基础上，对以上问题进行完美解决。
在新中国成立后，薛暮桥主要负责财经领域的工作。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又写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并且初步定在1979年12月定版发行。
恰逢改革开放，中央对干部群体进行经济启蒙需要相关领域的书籍文章，《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出版正好有了用武之地。
在党中央的安排下，薛暮桥出任了中央计委顾问和经济研究所所长。
在职期间，他提出国家要允许发展集体企业甚至个体户，要鼓励回城的知识青年自己寻求就业机会，还要恢复传统的小吃、以及小摊点等。
被薛暮桥提出的这一观点后来被形象的概括为“广开门”，“三扇门”。
虽然薛暮桥提出的建议在当时的中国引起很大讨论，但是后面中央还是决定，在推广前，先在北京实验，这项建议最终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到了1980年，经济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在同年9月，薛暮桥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代表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开创性地提出了市场取向改革的主张。
到了1991年春天，为应对当时国内因经济改革而产生的经济思想问题，薛暮桥写成《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用以面对可能使改革发生逆转的倾向的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薛暮桥从商品、货币、市场计划等10个方面进行分析，用一次综合论述表达自己的改革主张，将世人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全新的理论高度。
在薛暮桥人生的最后时光里，他含饴弄孙，安享天伦之乐，于2005年与世长辞。
开国少将汤光恢
汤光恢于1909年出生在江西永丰县恩江镇的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
11岁时，汤光恢在父亲执教的私塾读书，经过几年学习，汤光恢考入小学，在升入初中后，汤光恢就已经逐渐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
1925年，16岁的汤光恢在永丰县参加了恩江学会，并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与其他几人合写《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宣传手册。
这本手册内容简单、通俗易懂，在当地产生了极大影响。
除了掩人耳目的“正常工作”，汤光恢还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组织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并于同年被批准加入了共青团。
1929年，朱毛红军攻入永丰县城，当地的乡镇农协在红军的支持下纷纷暴动，并与国民党当地的保安部队发生冲突争取现成的控制、领导权。
1930年，由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的永丰县城被朱毛红军再次占领，在红军的支持下，永丰县苏维埃政府顺利建立。
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和红军的回归，极大地树立了汤光恢将革命发扬光大的信心，促使汤光恢决定放弃原有工作，投笔从戎，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在参军后，经由党组织安排，汤光恢被安排在在第11师担任宣传队队长，并在同年被批准转为中共党员。
在红军的汤光恢先后参加了五次反“围剿”斗争，在战争中，汤光恢历任第11师组织干事、红一军团第二师5团连指导员。
到了1933年，汤光恢因在红一军团第二师5团任指导员期间政治工作突出，被主席毛泽东授予“模范优秀指导员”光荣称号，并在随后调任第二师侦察大队政委。
1934年10月，由于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被迫放弃来之不易的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
全军开道的重任交到了汤光恢的肩上，因其个人工作能力突出，被上级调入红一军团政治部任组织干事，旋即被委任为政治部巡视员。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历两万五千里长征，爬过雪山翻过草地，顺利冲破敌人的包围，胜利到达陕北。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党中央为抵御外辱，决定要培养更多的抗日军政干部，组织决定任命汤光恢为抗日军政大学教育干事，来发挥他的组织能力、教育能力。
在新四军建立后，为加强对新改编的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从延安的干部队伍中抽调一大批党的干部骨干力量充实新四军的领导队伍，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
在延安的汤光恢奉命调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与新四军组织部部长李子芳共同管理新四军的干部队伍。
在新四军军法处和保卫部合并办公后，汤光恢出任合并后的保卫部部长。
皖南事变前，汤光恢幸运地被提前转移，在皖南事变发生后，汤光恢被任命为江北新四军军部的军法处处长、新四军政治部锄奸部部长。
在抗战期间，汤光恢一直负责新四军的保卫工作，同时负责领导华中地区的的锄奸工作。
抗战胜利后，我党急需在东北建立中共领导的政权组织和部队，在中共中央的决定下，汤光恢被中央派往东北参与东北的军政建设。
在解放战争期间，汤光恢先后出任东野一纵政治部主任、华野一纵政治部主任、第二十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二十一军政委、中共台州地委书记等职。
在新中国成立后，汤光恢先后出任山东胶东军区政委，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军区公安军政委，黑龙江省军区第二政委等职。
在195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以来第一次公开评定军衔，当时正在解放军政治学院高干文化班学习的汤光恢按评级评衔标准可被评为中将，但他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带头主动降衔。
在汤光恢的积极带动下，他班里的詹化雨等人全部自愿降衔为少将。
由于战争年代的积累，汤光恢的身体状况并不太好，所以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积极响应党中央发出的号召，主动提出要退居二线的请求，后面只出任江西省军区顾问。
1988年，中央军委为汤光恢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为表彰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总后“四大金刚”之一宋裕和
宋裕和于1902年出生在湖南省汝城县延寿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由于宋裕和少时家境贫寒，所以还没读过几年书就早早辍学。
受革命运动的影响，1926年的湖南，各地农协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宋裕和就在他的家乡延寿参加了他的第一次农协运动。
参加农协的第二年宋裕和就被选为延寿乡农协筹备委员、农协副会长，并在第二年顺利入党。
宋裕和在家乡领导农民运动失败后，冒着生命危险几经辗转来到井冈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在参加红军后，宋裕和先后在红四军政治部担任宣传员、连队指导员、团政委等职。
后面又陆续出任前委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在长征时又被委派外中央军委总部第三局局长的职位，主要负责全军后勤工作。
由于在任职期间出色表现，各项工作均完成得十分出色，宋裕和的工作受到广大红军战士们的交口称赞，这也就使得宋裕和被誉为红军后勤战线的“四大金刚”之一。
到达陕北后，宋裕和被中央委任为军委总部二局副局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粮食局局长等职。
1938年1月，宋裕和被调任为新四军军需处处长，在此期间，宋裕和制定了新四军的军队供给标准、制度等，确保新四军在前线作战时能够不为后方的供需而担忧。
在皖南事变前，作为新四军的重要非战斗人员，宋裕和幸运地被提前转移出皖南。
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为了打击国民党顽固派，中共中央以及中央军委决定要重建新四军军部，让新建的新四军军部在后勤机构设置上不再受国民党的掣肘，原有的新四军军需处撤销，取而代之的是建立新四军供给部。
在组织的安排下，宋裕和被委任为新组建的新四军第一任供给部长。
在解放战争时期，宋裕和被委任为华东军区后勤司令员，率领各级后勤力量和地方支前部门支援前线战争，为最终取得鲁南、莱芜和孟良菌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出色地完成了复杂、庞大的各项后勤保证工作和支前工作。
1949年3月，宋裕作为华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参与了我党对上海的资财接管工作。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宋裕和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
经过宋裕和对中国当时国情的分析以及国家的发展规划，最终制定一系列财经政策和改革措施，将新中国面临的一系列艰难的财经难题被顺利完成。
1950年1月，宋裕和被中央任命为食品工业部的副部长，并主持食品工业部的日常工作。
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宋裕和任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兼营房管理部部长，主要负责保障志愿军后勤供应和全军营房建造以及日常管理工作。
在任职期间，宋裕和提出了全军后勤组织与领导关系三原则，这对于人民军队的后勤建设与未来发展产生了十分久远的影响。
1952年8月，宋裕和被调任为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在次年，宋裕和又兼任了北京建工局局长，主要负责北京的城市建设工作。
在此期间，宋裕和严抓建筑施工队伍素质的培养提高，努力发展建筑科学与教育事业，并先后组建了建筑技术研究所和建筑科学研究院。
在建工部任职的13年时间里，宋裕和呕心沥血，为中国建筑工程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
宋裕和在196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在职期间他一直尽心尽力为人民服务。
1970年12月12日病逝，终年68岁。
小结
新四军虽然在皖南事变中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创，但是一大批以薛暮桥、宋裕和、汤光恢为首的新四军革命火种保留了下来，这对于以后新四军的重建、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意义。
同时也让我党我军意识到国民党顽固派的狭隘格局，坚定了既打击国民党顽固派又坚持抗日持久战的决心。
虽然抗日战争胜利已经有78年之久了，但是我们要时刻牢记革命先烈的血和泪，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