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3日，南京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成功攻占，标志着蒋介石政权的彻底终结。
就在同一天，蒋介石的私人护卫队，即“御林军”，以及驻守在奉化溪口外围的国民党“青年救国团”中的一支队伍，原本隶属于绥靖总队的第六大队，共计800多人，在方步舟的指挥下，突然宣布起义。方步舟曾是绥靖总队的副队长。这一举动无疑是对蒋家父子的直接挑战和严重打击。
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起义领袖方步舟的安置问题引发了不小的麻烦，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各样的争论。
方步舟的经历颇为复杂，这与他之前的背景密切相关。他曾经参与南昌起义，并在红军中担任师长一职，还是中共湘鄂赣苏区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之一。然而，他后来选择离开红军，转而加入了国民党阵营。
1949年，他带领部队起义投诚，负责接收工作的是他昔日的战友谭启龙。然而，谭启龙对此事也感到棘手，不知如何妥善处理。最终，时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亲自介入，用八个字给出了明确的处理意见。
方步舟是什么人？他为何选择加入国民党？最终他的命运又是怎样的？
方步舟于1900年出生在湖北大冶一个家境殷实的农民家庭。他自幼接受了系统的教育，顺利完成小学和中学学业。到了20岁那年，他离开家乡，前往武汉继续深造。
当时，武汉已经发展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核心区域，成为全国大规模革命斗争的主要基地。
1924年，方步舟完成了在湖北省立文科大学的学业。在校期间，他就开始接触并接受了民主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熏陶。这段求学经历为他日后的思想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925年，他回到大冶，担任大冶县立工业学校的校长，为孙中山领导的北伐战争胜利做好迎接军队的准备工作。
随后，方步舟被调到湖北省总工会研口办事处担任干事，接着又到大冶县农民协会担任秘书一职。
1927年5月，方步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同年8月，他投身南昌起义，担任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的班长和党支部书记。
南昌起义结束后，他跟随部分起义军向广东方向转移，但在潮汕地区遭遇挫折。随后，他返回武汉，与湖北省委取得联系，开始秘密开展革命工作。此后，他先后担任中共阳新县委书记和鄂东特委组织部部长，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1933年10月，方步舟被任命为湘鄂赣省委的巡视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踏上长征之路，方步舟则留守在湘鄂赣边苏区，展开了长达三年的艰难游击战。在这段时间里，他带领部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与敌人展开了持久的周旋和斗争。
在湘鄂赣边区根据地，红军第十六师作为留守主力部队，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巨大压力。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国民党军队的兵力远超红军数倍。这支红军部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开展武装斗争，为保卫革命根据地发挥了关键作用。
1935年3月，国民党第19师对湘鄂赣苏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这支部队来势凶猛，意图通过军事手段彻底摧毁苏区。当时，湘鄂赣苏区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根据地之一，国民党军队的行动直接威胁到苏区的存续。面对敌人的强势进攻，苏区军民不得不迅速组织防御，以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军事危机。
当时19师的指挥官是李觉，他是湘军里挺有名的将领，也是何健的女婿。何健之前就在长沙搞过反革命活动。李觉特别看重他手下的陈铁侠旅，还给这支部队起了个“铁军”的称号。这帮人行事特别嚣张，根本不顾及后果。
红十六军在徐彦刚和方步舟的指挥下，迅速从隐蔽的森林中发动突袭，以闪电般的速度击溃了李觉的所谓“铁军”。这场战斗不仅俘虏了400名敌军，还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成为红十六师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最辉煌的胜利之一。
然而，局势很快急转直下。1935年6月，蒋介石下达命令，调集重兵围剿中央红军主力。他动用了汤恩伯、樊松甫等部署在江西的60多个主力团，加上湖南、湖北、江西三地的保安部队，总计超过10万兵力，向湘鄂赣边苏区发起猛攻。当时，红十六师总兵力不到1万人，蒋介石企图以绝对优势兵力，彻底消灭这支红军部队。
面对敌军凶猛的围攻，红十六师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濒临被彻底消灭的危机。
经过数月的艰苦战斗，红十六师最终成功突破敌军防线，完成了突围任务。然而，这场胜利的代价极为惨重，众多红军战士在战斗中献出了生命，其中也包括时任湘鄂赣军区司令兼红十六师师长的徐彦刚。
1935年11月，方步舟被调任为湘鄂赣军区参谋长，负责军事指挥工作。到了1936年6月，他再次获得晋升，担任红十六师师长一职，带领部队在敌后开展游击作战，持续与敌人周旋。
1935年至1936年间，红十六师的战士们经历了长达半年的艰苦生活。他们藏身于密林深处，无法生火做饭，只能依靠采摘山中的野果和野菜维持生命。由于长期缺乏足够的食物，两百多名战士个个骨瘦如柴，过着近乎原始的生活。
那段艰难的游击生活，直到西安事变爆发，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希望出现，才终于迎来了转机。在此期间，方步舟也参与了平江地区与国民党的和谈。
就在三年游击战争即将结束，胜利曙光初现的关键时刻，方步舟的命运轨迹却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即将画上句号，他却在这个节骨眼上偏离了原本的人生轨道。
1937年2月，方步舟和傅秋涛在三界尖的一次会议上就部队的行动路线产生了重大争议。三界尖位于通山、崇阳、修水三地交界处，傅秋涛当时担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
据谭启龙回忆，他在担任湘赣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红十六师政治部主任以及省委常委期间，曾目睹方步舟被免去红十六师师长的职位。与此同时，钟期光也受到了相应的纪律处分。
钟期光被调往基层担任士兵职务，外界普遍认为这一决定并不合理。然而，他本人对此毫无怨言，反而积极协助开展宣传和教育工作。直到上级重新审查并纠正了这一决定，他才被调回军区并重新安排职务。此后，钟期光再次投身于游击战斗中，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与钟期光的选择不同，方步舟在受到处分后迅速改变了方向。他利用勘察地形的机会，从湖北崇阳和通山交界的三界尖逃离，脱离了红军队伍。此后，他转而投靠了国民党，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谭启龙后来提到，方步舟在被免去师长职位并开除党籍后，未能经受住考验，独自逃离并投靠了敌方，这一行为的后果应由他本人承担。
钟期光曾坦言，党内过于激烈的斗争方式，实际上加剧了内部矛盾，这一历史教训值得反思。
红十六师在持续进行武装斗争后，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国共两党的合作，最终被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的第一团，随即投入到了抗日战争的前线中。
方步舟离开红军队伍后，在1938年重返他曾经活动过的阳新、大冶地区，并在那里组建了一支抗日游击队伍。
方步舟在鄂东南地区声望很高，他迅速组建了一支超过3000人的队伍，人们称之为“方部”。
方步舟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敌后表现突出，取得了显著战果。为了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方步舟主动向平江新四军办事处提出派遣政委的请求。然而，这一提议并未得到平江办事处的认可，遭到了明确拒绝。这一事件反映出当时地方党组织与游击队之间存在的协调问题，也凸显了方步舟在争取正规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尽管如此，方步舟及其部队仍坚持在敌后开展抗日斗争，展现了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斗争精神。
随后，"方部"接受了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陈诚的招揽，加入国民党军队，改编为湘鄂赣边区游击总队武鄂司令部。方步舟担任第二纵队司令，并获得少将军衔。
据报道，方步舟在加入国民党之后，曾明确表示不希望与红军正面交锋。
然而，方步舟随后被委任为国民党军第8游击纵队的指挥官，负责在武汉周边地区执行任务。在此期间，他的部队与我军有过多次交战。
1943年，方步舟因掩护中共地下党员活动，被国民党当局抓捕并判刑入狱。
方步舟在获得保释后，回到了家乡，开始从事煤炭贸易。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方步舟的老相识刘培初突然来访。当时，刘培初正担任国民党国防部绥靖总队的队长。
刘培初非常欣赏方步舟的军事天赋，打算让他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
1948年初，方步舟应刘培初之邀，担任国民党国防部绥靖总队副职，同时兼任第六大队的负责人。
尽管方步舟离开红军队伍已有11年之久，但他心中重返组织的愿望始终未曾消退，渴望与“老家”重新建立联系的念头依然十分迫切。
方步舟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成员，与党组织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与多位党内高层人物有过合作或从属关系，其中包括彭德怀、贺龙、滕代远、傅秋涛、徐彦刚、钟期光、谭启龙和陈寿昌等人。这些人物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力，反映了方步舟在党内的广泛联系和重要角色。
他之所以加入国民党，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环境和局势所迫，再加上刘培初的积极劝说。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他的这一决定。
刘邓部队进入大别山地区后，解放军捷报频传。方步舟意识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带领部下投诚成为他唯一可行的出路。面对战场形势的急剧变化，他明白继续效忠国民党已无意义，转而选择加入解放军阵营。这一决定不仅体现了他对局势的清醒判断，也反映了当时国共力量对比的根本性转变。方步舟的起义行动，成为国民党军队内部瓦解的重要标志之一。
1948年初，中共地下党员徐自然秘密开展工作，成功策反了方步舟。在湖北地区，方步舟与党组织建立了联系，着手筹备部队起义事宜。
五月间，方步舟通过徐自然的引荐，会见了时任中共沔阳县委书记陈秀山。他了解到党组织对曾脱离党籍的人员采取宽容态度，不再追究过往。方步舟听后，坚定地表示：“我回老家的决心更坚定了。”随后，他立即着手策划起义。
1948年12月，方步舟意外收到刘培初的指令，要求他将第六大队、直属第一中队以及突击支队调往宁波，做好集结准备。
由于起义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方步舟只能带领部队先行前往宁波。
1949年初，绥靖总队进行了重组，成立了新的“青年救国团”第二总队，由蒋经国担任团长。
“青年救国团”是由蒋经国根据上级指示组建的，成员规模达到数千人。这一组织成立时，国民党政权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蒋氏父子试图通过此举进行最后的抵抗。
蒋介石退居浙江溪口后，计划向南转移，挑选可靠的部队成为一大难题。他对任何有疑点的军队都持保留态度。最终，国民党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推荐了由蒋经国亲自训练的“青年救国团”，这支部队因此被选中。
蒋介石得知“青年救国团”由蒋经国亲自负责训练后，立即将目光投向蒋经国。蒋经国随即回应：“俞局长的提议很好，缓靖总队的刘培初队长我认识，完全可以信任。”
因此，负责溪口周边安全警戒、执行“护卫任务”的职责就交给了方步舟。
刘培初在方步舟带领部队抵达宁波后，对方步舟的信任度大幅提升，整个总队的事务都交由方步舟全权负责。
蒋经国直接面见了方步舟，并对他说：
困境显真情，顺境见人心。人在顺风顺水时，身边围着的人多并不奇怪；真正可贵的是，当身处逆境时，仍有人不远千里赶来相助。就像湖北的朋友们，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刻，依然选择与我们并肩同行，这份情谊尤为珍贵。
方步舟顺利掌握了"青年救国团"第二总队的全面指挥权。
此时，他推翻蒋介石的决心更加坚定，抓捕计划也已敲定。他在一家酒店私下召集了起义筹备会，决定在宁波发动行动，寻找机会抓捕蒋介石，并分配了各项任务。
那时，军队和军官们的家眷都住在宁波城里，这对起义来说是个大问题。
方步舟想了个办法，跟刘培初提议：把队伍拉到城外搞“集训”，刘培初同意了，还让方步舟负责指挥训练。
方步舟随即命令第六大队、第一中队和突击支队转移至城外的望春桥，集中进行所谓的“训练”。同时，他们的家属也迁往了望春桥。这一系列行动为后续成功发动起义奠定了关键基础。
4月22日，由于内部出现了叛徒，起义的机密被泄露，刘培初迅速采取了镇压行动。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方步舟果断决定立即发动起义。
他指示特务队长柯有连切断通信线路并布置路障，同时逮捕刘培初的弟弟刘格绥。随后，他亲自带领特务连作为先锋，朝四明山方向推进。
由于突发状况，原定的抓捕蒋介石行动被迫取消。起义当天恰逢降雨，道路泥泞难行，给部队行进带来极大困难。方步舟带领部队边战边撤，在夜间行军过程中，重机枪连与大部队失散，遭遇刘培初部队的伏击而溃败。
1949年4月23日，国民党政权的重要城市南京被成功解放。这一天标志着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中心彻底瓦解。南京的解放不仅是一个军事上的胜利，更象征着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终结。这一事件的发生，意味着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无法维持，南京的解放成为国民党政权崩溃的关键节点。随着南京的解放，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正式宣告结束，这一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
当日，方步舟率领"青年救国团"800余名成员急行军抵达宁波四明山脚的水井底地区，正式宣布起义。这支队伍在夜幕掩护下快速行军，最终选择在四明山脚下的水井底作为起义地点。方步舟作为领导者，带领这支由年轻人组成的救国团体，在此地公开表明反抗立场。这次起义行动标志着"青年救国团"正式加入抗日救亡斗争的行列，成为当地抗日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四明山工委书记陈布衣在得知方步舟带领部分"青年救国团"成员起义后，立即率领四明游击队主力赶往鄞县乌岩村。双方成功会合后，陈布衣组织当地群众为起义部队送去了酒肉等慰问品，以示欢迎。同时，陈布衣正式将这支起义部队命名为"光明部队"，以示对其革命行动的肯定和支持。
随后，"光明部队"根据四明山工委的部署，向绍兴方向进军，归入浙东军分区管辖，与当地民兵协同作战。他们先后参与了黄古林、章村、上虞及梁弄等战役，为浙东地区的解放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整编过程中，“光明部队”被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4师，并划归第22军指挥。
那么，方步舟后来去了哪里？
钟期光后来提到，那时候接手方步舟的活儿落在了谭启龙和王建安手里，这俩人以前在湘赣苏区就一起干过革命，当时分别担任华东野战军第七兵团政委和司令。不过，他们俩都觉得这事儿挺棘手的，最后决定把方步舟送到南京的三野司令部去处理。
陈毅作为三野的司令员，亲自召集前委开会，专门讨论方步舟的问题。经过会议研究，大家一致同意用八个字来定调：“将功折罪，既往不咎。”这意思就是，方步舟只要接下来好好表现，过去的错误就不再追究了。这个决定既给了方步舟改过的机会，也体现了组织对他的宽容态度。
随后，陈毅指示钟期光联系南京市委书记彭冲，提出具体安排：“给他安排一个工作岗位，但不允许重新入党。”
随后，方步舟被安排到华东军区政治统战部进行学习。
1950年8月，方步舟被南京市委调派至安徽宣城的一家农场，担任副场长职务，其行政级别被定为十八级。
1958年，方步舟被任命为南京市民政局副科长，次年调往青龙山农场，担任生产科副科长，同时兼任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
1960年，方步舟正式结束了职业生涯。
1990年，方步舟走完了其波澜壮阔且极具个人特色的人生旅程。他的离世标志着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生命画上了句号。方步舟的一生经历了许多起伏，这些经历塑造了他独特的人生轨迹。他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体现，更是时代变迁的缩影。方步舟的去世，让我们回顾了他那不凡的一生，也让我们思考了个人与历史的关系。
他的人生轨迹充满转折。在革命形势严峻时，他选择加入共产党，为党的事业贡献了力量。然而，他后来脱离共产党，转而加入国民党，并在抗日战争中建立了功勋。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他再次做出选择，带领部队起义。他的一生经历了多次重大转变，道路颇为曲折。
在陈毅元帅“将功补过，既往不咎”的批示下，方步舟最终得以重返体制，成为一名国家干部。这一结果不仅是他个人命运的转机，更意味着他重新融入了社会主流。对于方步舟而言，这无疑是一次重要的重生机会，使他能够以崭新的身份重新开始。
